新官上任三把火！在当今中国，谁都知道点燃人民对新官希望的三把火中必须有一把反腐败之火；否则，任其他火把烈焰熊熊，人民也不会有好感。如人们预期，习近平一上台就高调反腐败。笔者不怀疑习近平有反腐决心，但是习近平出于利益、思想和力量局限，很难真正反腐。
腐败：个人、集团与制度
人们对腐败有三种理解。最简单的是将违背党章国法、捞取个人利益的官员行为视为腐败。但对民众而言，腐败往往指的是机会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不论这类运作是否合规，人民认为这是腐败；如果执政者在分配资源和机会时，向某些社会集团倾斜，造成不公平，这是集团性腐败；更有甚者，某些强势集团利用权力，制定不公正的规则和政策，垄断发展机会和果实，这就是制度性腐败。
一九八九年以前，中国的腐败基本上是个人腐败。八九民运被镇压，邓小平及传人不择手段发展经济，为维持稳定镇压一切异议声音和活动，使得掌管财富的权力不受制约，腐败开始进入团伙化过程。九○年代后期，朱鎔基为让中国经济进入国际市场赢得竞争，先后进行抓大放小的国企改制和融投资体制改革。国企改制中数十万中小企业关停并转型，导致数千万职工下岗失业。而国家以行业垄断、资源优惠等方式全力打造一批规模巨无霸企业。为了争取保守元老的支持，朱鎔基让这些元老太子当这些官位的首脑。引进现代融投资机制，却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以致黑箱作业和内部交易泛滥。在中国造就贫富分化最大的因素是制度化的腐败。中国式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和人事核心，就是朱鎔基的国企改制和引进现代融投资机制。
习近平反腐剑指何方？
若要在充斥集团性腐败和制度性腐败的中国官场中有效地反腐败，习近平有三道线难以逾越。
第一道线是涉案官员的级别和数量。中共早就知道腐败危害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前景，但仍然难以禁止，就是因为共产党反腐目的是巩固而不是动摇共产党执政。清理极少数腐败的国家级领导人，不是因为反腐败，而是权力斗争的需要。如果严格按照党章国法治理腐败，不仅无法在执政核心走程序通过，而且会导致核心分裂。即使在中层和基层大面积反腐败，也会影响共产党执政的稳定。当中国官场腐败丛生机制被全面揭露时，中国民众对共产党会彻底失去信心。不仅共产党的官员丧失威信，而且共产党建立的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制度、特别是共产党垄断权力的核心制度会被人民摈弃。更难办的是，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下考核和选拔官吏，使得多数能吏都很腐败。如果大面积清除腐败官员，会导致国家机器运行瘫痪。许多长期被压制的问题的后果会综合爆发。
第二道线是太子党群体。共产党不仅限制反腐败的规模以免削弱执政能力，而且将有限的反腐败对象，限制在草根上位的官员中，并不触及那些政经两栖、红色世袭太子党。在中国制度性腐败中捞取利益最大的是太子党。虽然他们不需要像草根上位的官员步步升迁要行贿，不需要与民争利、分分见血，不需要不择手段权力斗争挤压同僚，因此民愤不大；但他们垄断性掌控的资源和机会比草根上位的官员多得多。他们只要不犯政治错误，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就都安全。这些年，网络和情色没少干掉草根上位的贪官，但涉及太子们的信息和绯闻都被删除。
中共太子党崛起，是陈云、邓小平的政治布局。早在一九八○年竞选风潮中，陈云就提出靠自己的孩子接班才能确保江山不变色。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和前苏联红旗落地让邓小平也意识到，仅仅以“四化”标准提拔干部，关键时刻靠不住。系统地让太子党掌控政治经济资源就成为中共人事工作的主要任务。
薄熙来唱红打黑，未尝不是通过红色前辈的理念凝聚太子党，打击草根上位腐败官员，维护共产党江山。北京圈中有传言，习近平也想凝聚红二代反对腐败。那共产党反腐败极可能重蹈清末皇族反腐败的覆辙。汉族为主参与的清末立宪也是个腐败的改革和发展过程。那些北洋军队和地方立宪派都腐败。清朝太子们整肃他们不仅是排汉，也是反腐。但由此导致控制局势能力削弱，革命爆发。
没有宪政民主就不能有效反腐败
第三道最难逾越的线是制度。中共权贵集团生成机制是共产党垄断政治经济资源的制度。最近西方媒体揭露出的触目惊心的中共高层腐败，都是利用权势运用现行制度的结果。依照现在党章国法无法定罪。
西方民主国家经验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中治理和预防国企和现代金融机制的腐败，主要依靠宪政制度。通过限制政府权力，减少寻租腐败空间。通过开放竞争、独立媒体、独立司法和民间专业团体，揭露和打击腐败。
中共历届领导都曾高调反腐，但结果一个比一个糟糕。胡耀邦整顿党风，提出“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甚至杀掉一批太子。但不仅未能实现目标，还因得罪胡乔木及高官，最终被赶下台。朱鎔基上任带百口棺材，声称其中一口是给自己的。但他不仅自己没为反腐殉职，而且他任期内建立权贵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和人事架构，其儿子成为这个集团中最大获益者之一。温家宝反腐成首富家族并获影帝称号。可以预期，没有宪政民主取向的政治改革，习近平也不可能真正反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