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运动一波三折，翻来覆去，一个干部，一会儿是黑帮，一会儿是革命者；一项政策，一会儿是党的英明决定，一会儿又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弄得人们莫衷一是，使得党的权威丧失殆尽。政治上的不择手段和实用主义，使人不可能维护真诚的信念。我在运动中听说总部头头C讲，在聂元梓的办公桌里，同样放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材料，一种说中央某个有争议的人物是黑帮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应坚决打倒；另一种说他是真正的革命者，是毛主席的人。她可以根据形势抛出不同的材料，以捞取政治好处。当然，引起人们窃窃议论的还有毛泽东本人。比如，陈伯达给他当了几十年秘书，1958年的庐山会议后替他写文章大肆批判彭德怀，“文革”中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专门阐发他的“文革”理论。但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陈站在林彪一边，毛泽东马上宣称他和陈共事30多年，两人从未很好地合作过。在次年1月底，中央又发出大量材料，说陈是叛徒、老牌反共分子。人们不禁要问，那么为什么要用陈伯达这样的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呢？他以前撰写了那么多文章批判彭德怀，批判毛泽东的其他政敌，还算不算数呢？
党中央的专案组指控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还指控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我于1969年在学校听到传达关于他们的“罪行审查报告”时，就感到其证据根本不说明问题。即使其他人不善于怀疑，相信所公布的“罪证”，他们也会问，叛徒、内奸、工贼是怎么当上了党的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呢？一个党和政府，如果它的大多数重要领导人都是“坏蛋”，它怎么可能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呢？
有趣的是，相当多的红卫兵和老百姓对于“文革”产生怀疑和抵触，是从了解到江青的历史和个人生活开始的。江青当过演员，嫁过若干个丈夫，曾经有过十分浪漫和风流的经历。在“文革”中，从失势的高官到普通老百姓，都爱议论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这种人身攻击是对“文革”不满的表现。这里有可悲的一面，按照中国文化传统，一个当过“戏子”，嫁过许多丈夫的人是不吉之物，是“祸水”。而中国封建王朝的文官武将们不敢指斥“昏君”，却大肆抱怨和批评“妖后”害君误国。在这种意义上，对江青的个人攻击是不足论的。但另一方面，既然江青把与她经历相似的一大批人当成十恶不赦的坏蛋打翻在地，那么人们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她的过去，就是合理的。她把30年代在上海文艺界与她共事的人全打成黑帮，又怎么能期望人们对她有好印象呢？
当然，对于红卫兵这一代而言，改变政治信念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文革”初期，为了煽动他们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把他们封为“革命小将”、“革命先锋”，请他们到北京，上天安门城楼。而到了运动后期，不是指责他们犯了错误，就是把他们打成反革命，中学生则统统赶下乡去。卑贱的生活，中国农村极度贫穷落后的现实，犹如给心灵中不满的火种煽风、浇油。与我同龄的这一代人，其中大多数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的生活给毁了。”其中少数人在“四人帮”垮台之后通过高考等途径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这种人既然能够在艰苦无望的条件下坚持自学和奋斗，他们就更不会淡忘那恶梦般的岁月。
1960年代初，以一部《欧阳海之歌》红极一时的军旅作家金敬迈，“文革”中莫名奇妙获罪，在秦城监狱呆了七年多，40余年后又以一部惊世之作闻世，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九思实录书系”印行了金进迈新著《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读来发人深思。
江青“文革”中接见红卫兵时讲了一段话：“革命小将们，我也是个很普通的人，普普通通的人，只不过为党为革命多做了些工作罢了。你们不要把我看成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是。首先我是个共产党员，其次，我是主席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第三我才是他的老婆……”八亿人民都懂得，她是碰不得、沾不得、惹不起的。黎民百姓懂，当官的也懂，懂得的越具体：她的可怕不在于她“第一”是什么什么，也不在于她“第二”是什么什么，她的可怕，在于她“第三”才是什么什么。
江青自称“我只是毛主席在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哨兵”，她手里拿的是一支步枪，还是一颗原子弹？怎么威力就这么大，把全国、全党、全军，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都给震住了。
1964年5月9日，作为对毛泽东一系列精神的配合，林彪对部队文艺工作也作出相应指示：“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
同年6月5日－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作为一个政治上有意识的行为，毛泽东观看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现代京剧，并接见了全体演出人员。
江青在参加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不失时机地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讲话。所谓京剧革命，是毛泽东逐步成熟文化大革命舆论的一个重要步骤，而这又是江青全力以赴策划和操作的。
正是毛泽东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开展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政治斗争的巨大需要，给了江青崭露峥嵘头角的机会。江青在这方面有足够的政治敏感，又有一定的擅长。当她在这时顺势挺身而出时，一贯对她的公开行动给以很大限制的毛泽东，便不能乃至不愿再予以限制了。
江青的“脱颖而出”，使得文化大革命增加了一个很大的进攻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