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从小学初步懂事算起到1984年，经历了文革后期，小学成为红小兵，初中加入红卫兵组织，70年代末成为人民公社的末期社员。看了很多，经过了不少。很多的经历，至今还似梦魇一样压在心头。
我知道，当代披露出来的那个时代的种种惨剧是真的，但是，不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则不能妄言。譬如饿死人，从我记事起就没有见过，但是听说过，但那是我出生前的事情，仅仅是听闻罢了。
我想陈述的就是，那个时代里，那条道路上，生产效率极为低下，生产力的浪费触目惊心，但是，农村社员的劳动量非常大，劳动时间是当代办公族难以想象的，且收入和付出的比例严重失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思想到手脚，社员们是被牢牢地捆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中的。
“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水饺再下手”，是无人不晓的光荣口号，也是行动的指南。各行各业，都以战斗的态势推进着，所以叫各条战线。就拿农业战线来说，没有节假日，更没有星期天，吃饭只有很短的时间，节奏如同当今的高中生。每逢“战三秋”、“战三夏”，以及大型农田改造，则送饭到田间地头，挑灯夜战。每年农忙结束，男女整、半劳力，都要集中到外村修水库、做大寨田，或修公路等。我们当地，对这种集中到外村出工还是沿用了旧社会的提法：叫“出夫”。出夫，听起来很美，过起来很苦。和部队一样浩浩荡荡，驻在房东家，七八人睡一盘大炕，吃饭在田里，放眼四望，人山人海，女社员大小便经常都很困难。公社的集中工程结束，如果时间还算宽裕，社员回村后，各大队再搞自己的工程。
几乎没一天闲暇，似乎没一个闲人，人力物力，似乎没一点浪费。所有的地都种起来，还要把开荒草；所有的人都用起来，农忙时中小学生们还要停课支援生产。如此干法，效率应该很高，收成应该很好，社员的生活应该很幸福。
但事实恰恰相反。
大集体运作模式，从理论上讲是先进的。全国一盘棋，全县一盘棋，全社一盘棋，全队也是一盘棋，资源集体所有，可以合理布局，有效调度，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生产力的效率，弥补私有制单打独斗的先天不足。
但这仅仅是一种理论，如此而已。
一盘棋的布局，生产资源的高度集中，必然伴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大队、生产队，有脱产干部、非脱产干部，正副书记、正副大队长、委员、会计、保管、治保、民兵连长、妇女队长、团支书…队长、队副、会计、保管、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代销员、兽医、饲养员、农机操作员、副业队，有的还有技术队等，视生产队规模不同而有不同的设置，还有社办企业工人，也是回家分口粮并参与现金开支的。这些人，也是社员，但是他们的计分方式，一般是“标分”，也就是结合当年的平均分加上其他标准结算工分后参与分配，属于令人羡慕的群体，一般是衣食无忧，劳动强度也相对不大。有的非脱产干部，随社员出工记分，但是分配前进行加分，境况也会比较好。所以，当时流行的顺口溜是：“一是权，二是钱，三是民办教师，四是代销员，五是听诊器，六是方向盘，七是木匠筢子，八是臭社员。”
每个队的工分值，根据该队发展情况而定。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似乎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除了吃标分、平均分的，还有吃差额（社办企业工人或长期专业队社员）的基本温饱外，劳力多的，不一定吃得饱，人口多的，不如人口少的。反正就我们那几个村，青黄不接的很多。有没有余粮，成为说媳妇的主要硬件。为了应付相亲，在粮食囤的粮食下面垫砖头石头的家庭，并不是少数。
粮食紧张，菜园很小只能种很少的菜。这样，就只能吃粗粮，外加野菜。作为山区来说，一个家庭，每年只能分很少的一点麦子，几十斤。逢年过节、招待客人以及遇到生病照顾病号是可能吃面食的，其他时间全部粗粮。
粗粮做好了，营养远比细粮丰富，也很好吃。但是别忙，那是现在。当时，我们那里做粗粮，都是窝窝头！黏黏地，冬春手面皲裂时，吃刚出国的窝窝头，能粘掉皮肤使手面出血！但是，冷了就死硬，特别是高粱窝头，能当石头砸人。年年吃，月月吃，天天吃，顿顿吃！现在想起来很心有余悸！
为什么只能蒸窝窝头？因为做窝窝头用时最短，烧柴最少。
现在农作物秸秆的处理几乎成为一个难题，但是那是社员只能分到很少的秸秆，因为，大量的秸秆需要用来喂牲口。补充下：那个年代，口粮不够的社员很多，但是牲口不会缺吃的；营养不良的人很多，营养不良的牲口没有。
分那么一点点的庄稼秸秆，不够烧，就只能利用能利用的一点工余时间“拾柴火”。用耙子搂，偷偷用头刨，一遍又一遍。年岁多了，草根很嫩、很弱了，不等长高、成熟就被“拾”走了，打不下种子，植被越来越稀薄。我们那里，家家户户都缺烧柴。缺柴，远比缺粮更普遍。
每年总有一部分家庭挣的工分不够口粮标准，那就需要买分。也就是说，开支时，你不但分不到现金，还得倒找钱。把自己养的那头猪卖了而得的钱，或者卖鸡蛋的钱，交到生产队，你才可能分到基本口粮。那个时候，肉、鱼、肥皂、火柴、煤油，都是凭票限量供应，说是有钱买不到，其实，就是不限量，你也没钱买。
需要凭票的东西，只能到供销社买，市场上买卖，叫投机倒把，抓住可能被游街的。
有人可能要质疑了：地不少，人那么能干，而生产的粮食和财富为什么如此可怜？是不是因为支援国家建设的缘故？
不是的。事实就是，整个生产力被人为地捆住了，带上镣铐的舞蹈，焉有流畅之美？
前面我们说过，集体主义公有制运作模式，从理论上讲是先进的。资源集体所有，大队、生产队的模式，可以合理布局，有效调度，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生产力的效率，弥补私有制单打独斗的先天不足。
问题就出在这里。
集体主义从理论上讲，的确有比私有化不可替代的巨大优势，但问题是，集体化后资源的支配权、调配权在哪里？譬如，农村集体化，种地的决定权在农民吗？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决定权在各级权力机构。
这就意味着，发挥集体主义优越性有这样几个必需具备的先决条件：
一、决策者们、管理者们，必需是富有行业智慧、富有经济智慧，而且同时是真正没有私利、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这种高素质、高品德的当权者，无疑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必需在管理链条的各个环节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始终占据着多数。而且还必需，不管是那一届、哪一代，都是这种结构！
二、民族素质已经提高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老百姓无私、无畏、内心纯洁，表里如一。也就是说，现有的普遍人性得到质的升华。
只要具备了两项中的一项，集体主义公有制就是最佳选择。
但是我们只能遗憾地承认，在所谓“由人民选择的集体主义公有制”里，这个条件，能且只能成为皇帝的新衣。衡量具有资源支配权的人的标准只有一个：“政治素质过硬！”。
很多人说，一人一票需要民族高素质，抿朱需要老百姓的高素质。岂不知，集体主义公有制，才更需要以国民的高素质为根本前提。
由于根本就缺乏搞好集体主义的两个条件，人力、物力、财力、土地，等等所有资源便内耗在了由上而下强力推进的各个环节上了。在看起来很美的金字塔上，顶层灵光一现，底下地动山摇。根据不同政治需要以及个人喜好而不断更换的决策，造就了一次次伴随着大干快上的灾难。
个人的生产积极性被降到最低，资源共享和统一调度的优势，在登峰造极的形式主义和瞎指挥面前，简直是微尘之与泰山、杯水之与东海！
社员们干了吃，吃了干，高呼着美丽的口号，仰视着不用出工的公家人、国家人，强咽口水，心里做着有朝一日跳出农门过一把公仆瘾的美梦。
除了因天气确实不能下地，除了开社员大会以及公社的万人大会，社员们天天都在战天斗地。即使是如此，温饱也只在盼望中。在学生时期，我们到多个大队帮助过灭草、秋收，我们发现，大片的庄稼地，都是地头上干干净净堪称样板，越往里，越是杂草丛生。
还在大包干还没有任何兆头时，在工间休息，我的副队长偷偷告诉我：再不单干，不行了，你看看这地，不打粮食了！越来越薄了！单干时耕作到边到沿，越是地边，越要深刨，底下的石头，都要设法挖出来。如今，人们没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我当时不以为然，现在才想起这个农民的忧患之珍贵。
每年都要集中搞的深翻深刨运动，红旗飘飘，军号嘹亮，其实是瞎折腾，把熟土压倒了下面，生土翻到了上面，没有几年时间，地就缓不过劲来！
如今，耳熟能详“举全省之力”、“举全市之力”、“不惜一切代价”、“大规模跨越式发展”等等激动人心的口号，无不传承着当年“大呼隆”、“瞎指挥”的基因。
那个时候的社员，在今天看来，说穿了就是农奴。没有休假，更不能外出旅游。如果你没有钻营的本事，即使你再能干，成为佼佼者，充其量也就是温饱。
看病、上学确实是不花钱或花钱非常少的，但你如果因此而为荒唐的岁月招魂，你可以想想饲养场的猪。
别拿大寨等“社会主义新农村”说事。“举全某之力”打造一个样板容易，但是“尽快普及大寨县”（70年代全民歌曲），步伐越快，悲剧越难以落幕。至今，还有人发帖，以南街村和华西村为例来说明集体主义公有制是必由之路，而且，还说，由于这两个村的带头人是人民群众选出来的，才如何如何。我不知道作者是拾人牙慧的可怜虫，还是包藏祸心的野心家，但是我只能无语。当然，我不是说南街村和华西村是政府财力支持起来的样报，而是说它们有他们的内幕和特殊发展背景。即使被披露出来是的内幕和发展背景是假的，也证明不了集体主义公有制的可行。理由如前所述。
无限的内耗与折腾中，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