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医生告知食道癌患者江明（化名），他们需要他在中国治疗的病历卡和组织切片时，江明并未料到他后来所遭遇到的周折——在辗转托人拿到病历卡后，中国的医院却以扔掉为由，拒绝提供组织切片。
这只是中国癌症患者赴美就医遭遇的一幕。在美国纽约一家大中型癌症医疗机构工作的《第一财经日报》特约记者发现，近几年，随着国内癌症发病率的不断攀高，也有一些病人开始选择赴美就医治疗癌症。
尽管目前无从得知赴美就医癌症患者的确切总数据，但本报记者所处医院收治中国癌症病人比例已达6成，而对多名中国癌症病人采访和交流显示，在他们出于健康考虑，选择赴美治病背后，也折射出中美医院在诸多方面的不同。
美国医院里的中国病人
江明来自广州，早年来到美国打工，生病前在纽约市一家医院做护工，经济条件一般。他告诉本报记者，去年他回国探亲的时候感到身体不适，当年11月去医院检查才发现自己得了食道癌。
接着江明辗转托了关系，2012年12月在广州一家大型医院做了手术，但他的医保卡只能报销手术费用的80%，在他住院前，医院让他交了一笔定金押在医院，剩下的20%手术费用从这笔定金里支出。
江明说，他回国的时候现金带得并不多，当押在医院的定金用完时，他没有来得及补上，医院却立刻对他停了药。
无奈之下，今年2月，江明买了张机票回美国继续治疗，由于在美国他属于低收入人群，被归入了低收入医疗保障体系，看病不用自己掏钱，而且在华人区的医院也提供中文服务，他就在美国接受进一步的放疗和化疗。
不幸的是，到了美国后，医生告诉江明，虽然他在国内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可癌症又进一步扩散到了咽喉，为了防止喉部感染，他听从医生的建议拔去了牙齿，以吃流食维系生命。
就诊时，美国医生要江明出具在国内治疗的所有病历和组织切片，就在他辗转托人拿到了国内的病历，可医院却以已经扔掉为由，拒绝提供组织切片。江先生说到这里，摇了摇头，颇感无奈。
与江明同在纽约某医院的辛艳（化名），则是一位乳腺癌患者，来自北京，她是一名全职太太，在美国陪着女儿上学，而她老公在国内开了自己的工厂，中美都有业务，两头跑跑，家境殷实。
赴美前，辛艳便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好在是早期。辛小姐在国内的医保卡可以全额报销所有的医疗费用，但在中国做出初步诊断后，她仍选择飞到美国做手术，然后接受进一步的放疗。
在接受了手术后，辛艳又被转去了纽约法拉盛一家放疗中心接受放疗，放疗期间不用住院，在治疗期间，每天到放疗中心接受20分钟的放疗，做完就回家。
如今，辛艳气色颇佳，一点也看不出像是个病人的样子，在美国，癌症并不是绝症，而是慢性病，其原因在于美国的保险公司每年都会免费让受保人做一次体检，如此普及的检查让多数癌症病人被发现患癌时尚处于早期，所以治愈率也会较之中国更高。
辛艳在美国并没有医疗保险，必须自费，她的放疗费用在23000美元左右，虽然较之国内的医疗费用还是偏高，但她表示，由于自己得的是癌症，根本等不起，因此，看病不用排队，能够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她觉得如果家庭条件允许，还是值得的。现在，她考虑在美国购置医疗保险，以备不时之需。
而除了他们，目前本报记者所在的这家医院，尽管医院在纽约属中等规模，但在癌症化疗领域，已属大型医疗机构，医院在纽约法拉盛、布鲁克林和曼哈顿都设有分支机构。
又因医院提供中文服务和会讲中文的医生，故前来治疗的中国病人的病症，也多以癌症为主，目前该医院收治着大约210名中国癌症病人，占据全部病人的六成，而这一比例前所未有，其中中国病人以肺癌、肝癌和胃癌为主，而美国病人则以前列腺癌和乳腺癌居首。
赴美治癌背后
据本报记者了解，之所以出现中国人赴美治癌，不仅与国内癌症发病率增加有关，同时，中美两国的医院，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据《北京日报》2010年报道，在当年8月18日～8月21日，召开的第21届世界抗癌大会上，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在大会发言中说，过去30年，中国癌症死亡率增加了80%，每年因此去世的有180万人。
另据国家癌症中心、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我国每年新发肿瘤病例约312万例，每分钟就有6人被确诊为癌症。乳腺癌、肺癌、结肠癌、甲状腺癌等癌症发病年龄均出现提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的2012年《中国药品市场报告》则显示， 2008年~2011年我国三级医院、二级医院用药类别的结构变化显著，一个重要特征为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占医院总用药的比重明显上升。
在此背后的另一个现实便是，因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资源多集中在一线城市，进而造成了全国的病人蜂拥至上海或北京的三甲医院。
上海某三甲医院的林医生告诉本报记者，一个专家一天最多看15个病人，一周开诊2次，每周接待病人的数量在30个左右，若是碰到复杂的病例，接待病人的数量则更少。如果患者没有任何熟人，想要排到专家号短则数月，长达半年，有些从外地赶来看病的患者家属为了拿到专家号从凌晨开始就站在挂号处排队，更有甚者直接在医院挂号大厅打起了地铺，即便如此仍一号难求。
癌症患者除了面临医院人满为患，另一座压在患者身上的大山则是高昂的医药费。
病人的手术和一些普通药物可以涵盖在医保范围内，但一些疗效稍好些的化疗药物则属于自费项目，林医生向本报记者介绍，无论病人身患哪种癌症，一个化疗疗程自费项目的起步价是10万元人民币，上不封顶。
另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医生对本报记者说，虽然收受红包的行为三令五申地被明令禁止，但在接受手术的患者中，80%以上依然会给医生送红包，价格从2000元至上万元不等。
江明表示，在中国看病，人文关怀太少，什么都要托关系，连取回自己的病历都要找人托关系，一旦押金用完就立刻停止治疗，给他带来了很多不便。
辛艳则对本报记者坦言，保护病人的隐私这点美国做得比国内好太多。
辛艳说，她在北京看病时，排队的病人太多，好不容易轮到她看病，医生便让她衣襟大开做检查，病房里还有许多实习医生跟着医生一起看，这让衣襟大开的她无比尴尬。
辛艳感叹道，国内医疗资源紧张，病人多，医生根本忙不过来，也没有办法。但在美国看病，一般都会提前预约，除了看急诊，有预约的情况下几乎不用排队，护士一般会先把病人带到诊室，做完简单的诊疗，病史调查后，让病人单独在诊室里更换衣物，然后等待医生，医生检查完毕后，仍会给病人时间单独穿好衣服，整个过程都会在单独的诊室进行，决不会有其他病人介入，由于提前预约，整个诊疗过程也会显得有条不紊，较有效率，病人的隐私得到了严格的保护。
由于美国的诊所大多属于私立，医生为了让病人固定在其诊所看病，服务态度都是极佳的，即使治疗结束，诊所的病人协助医生仍会致电病人，询问其恢复情况，给出建议。
如果病人需要手术或者进一步化疗、放疗，医生会开出转诊单，转去其他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治疗。
此外，在美国，病人的病历属于病人的私有资产，病人需要病历时医院必须出具，且美国医院对病人的病历保管也绝对严密，工作人员如果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泄露病人隐私，便是犯罪，如果被病人起诉，牢狱之灾在所难免。
赴美就医四大主因
当被问及中国的癌症病人赴美就医的原因时， 美国纽约法拉盛电疗中心的杨华生医生对本报记者表示，医生精湛的医术、医疗服务质量、规范的治疗过程和更为先进的医疗设备构成了赴美就医的四大主因。
资料显示，美国的癌症医生属于专科医生，一个立志成为专科医生的学生首先要过五关斩六将地通过医学院种类繁多的面试和考试，顺利入学后，须经过4年的刻苦学习才能获得医学学位，此后，要在指定的一些医院继续进行3年住院医师培训。
培训结束后，方有资格参加医生从业资格考试，考试通过后，如果想成为专科医生，还要再进行3年～4年的培训，之后还要到非本单位的指定国家级专科医院做1年~2年的进修医生以及住院医生，这样通过考核后拥有专科行医执照，才能成为专科医生。
如此严格漫长的培训使得美国的癌症医生不仅训练有素，更较之其他国家的医生更显学术和严谨。
杨华生说，他看到国内过来的病人的病历往往只有寥寥几字，只说是什么癌症，至于发病原因，发展过程，肿瘤大小一概没有，而美国的病历往往长达2～3页，从肿瘤的发现发展至现状一应俱全，即使病人转诊，之后接手的医生一看之前的病历便一目了然。
而病人问诊时间也长达1个小时，细致的诊断对于后期治疗计划的整体制定至关重要，同时也避免了误诊的发生。
究其原因，这亦因美国人少医疗资源多有关，医生每天所看病人的数量少，当然就有更多的时间和耐心花在每一个病人身上，而中国医生少、病人多，有些医生甚至每天都要看上百个病人，忙得连去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当然没有那么多时间细致询问病情和写病历了。
另据美国全球健康政策网站数据，2005年至2010年间，美国每万人中拥有医生的数量是24个，中国仅14个。
谈及服务质量，杨华生坦言，美国私人诊所间竞争激烈，医生为了留住病人服务态度好那是自不用说，甚至有些病人没钱打车，诊所也会自掏腰包为病人叫车。
比起癌症病人在诊所看病所创造的收益，打车的钱可谓是杯水车薪，而有些保险公司甚至还可以报销病人打车看病的费用，这种细节之处的体贴，在于把病人的需要放在了第一位。
治疗过程的规范化还是要归功于美国医疗体系和制度的健全。
首先，美国没有乱开药的现象，病人是凭医生处方去药房抓药，医药彻底分离从而杜绝了回扣现象。其次，过度治疗也不会发生在癌症病人的身上，因为美国的《斯塔克法案》明令禁止医生将低收入保险和老年保险的病人转诊给与其有着合作关系或者经济利益的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治疗。
对于违反该法律的行为，惩罚力度也是相当严厉，病人不仅可以拒付转诊后所有治疗费用，即使已付清也可以将其拿回，对于转去的医疗机构，每项医疗服务的罚款可达15000美元，如果该医疗机构已经向政府老年保险领取了医疗报酬，它更将面临3倍的罚金，且该医疗机构将被老年保险和低收入保险及其他政府健康保险除名。
此外，如有民事控诉，对于违反上述法案的医疗机构还可能面临每项高达10万美元罚金的指控。如此高昂的违法代价使得医生一般不敢以身涉险。
换而言之，法制的健全杜绝了利益的驱动。手术医生在割除肿瘤后，病人如果没有必要接受放疗或化疗，医生决不会将其转去其他机构接受进一步治疗。
此外，美国治疗方案的严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除了法律法规的各项限制外，保险公司和政府也会经常派人到诊所和医院监察，检视病人病历和上报的治疗方案。通常，病人在接受治疗后，所产生的费用就会由诊所或医疗机构上报给保险公司，然后等待保险公司批钱，再打还给医疗机构。
此外，癌症的治疗离不开药物，美国抗癌药物的优势则成为了中国病人赴美就医的辅因。对于同一品牌抗癌药物的价格，中美的定价大致相同，不过本报记者发现，某些抗癌特效药，美国的价格却比中国便宜数倍。
以治疗肺癌晚期的靶向类药物“易瑞沙”为例，美国网站每片250毫克30片装的价格470美元，折合每片15.67美元，而120片装的折合每片更低至11.04美元。
但在中国的药房网站，同样是每片250毫克10片装的价格就高达5000元人民币，折合每片要500元人民币，价格是美国价格的5～7倍。
美国新泽西州某药物公司癌症临床研究部门王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价格因素，大多数中国病人几经辗转在美国购买抗癌药物，更重要的是买个放心。中国药房良莠不齐，药物真假难辨，癌症病人一旦买到假药，后果不堪设想。
而在美国，药物管理局监管严格，即使网上订购，也绝无机会买到假药，可抗癌药物属于处方类药物，没有美国医生专门处方，个人是无法在网上自行购买的，因此，王博士认为，对美国药物的信任也促成了中国癌症病人赴美看病的助动力。
另一个较重要的原因是在美国，病人能领先买到最新研发的抗癌类药物，且如果有医疗保险，药费基本都可由保险公司一并承担。
抗癌新药研发成功获批后一般先在美国及欧洲国家上市，接着再投入中国市场，而新抗癌药上市前，先要在中国找病人做实验，实验时间长短不一，这样一来，整个新药在中国上市的时间就比美国至少滞后了一年至三年不等，有些经济条件非常好的中国病人，为了抢时间，就愿意飞到美国接受更新更好的药物治疗。
赴美就医签证玄机
中国癌症病人是如何赴美就医的呢？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了解，其中赴美签证暗藏玄机。
赴美就医的病人往往通过旅游、观光和医疗签证（B-2）或者学生签证（F-1）进入美国境内。大部分申请B-2类的申请人都会获签一张为期一年有效可供多次往返的签证。
一位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成功获得美国签证赴美就医的病人一般尽量强调旅行为赴美目的，而绝口不提就医。
经济危机后，美国放宽了对旅行签证的限额，欢迎外国游客前来旅游、消费，刺激美国本土经济发展，而一旦提及赴美就医，签证官会非常警惕，对游客个人经济能力审核就尤为严格，生怕病人付不起医疗费，赖账走人。
美国国会在1986年通过了“急诊治疗积极行动法案”，要求医院的急症室必须无理由向任何患者提供医疗救治，无论病人是哪国人，是否拥有合法身份，有无能力支付医药费。
上述法案通过的初衷是基于人道主义救治，可也正因为如此，签证官担心游客在就医时，赖在医院急症室不走，给原本沉重的美国医疗支出再添负担。
持旅行签证入境美国后，有些病人会自行购买旅行保险，但这种保险的类别主要局限于意外伤害，而慢性疾病、癌症、心脏病等几乎不能参保。因此，大部分赴美就医的中国癌症患者还是以自费居多。
病人一般会在启程前就在网上订好医院附近的旅馆，不会说英文的华人通常会选择提供中文服务的医疗机构，像纽约、洛杉矶这类大城市都有提供中文服务的医疗机构，选一位会讲中文的华裔医生在唐人街并非难事。
在美国，医生会说的语言种类，病人对其的评价，信用等级，有无医疗事故都可以在“健康评级”网站上查询，周到一些的中国病人临行前会在网上做好筛选，选择最合适自己的医生，并准备好在国内就医的所有病历，定好计划。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病人对本报记者表示，他就是持F-1签证来到美国看病的，并且已经在美国顺利买到了健康保险。
上述病人说，他英文底子较好，在申请学校前先参加了托福，GRE考试，拿到考试成绩后又申请美国的研究生院，可他的语言成绩不符合入学标准，之后他又转去申请自带语言学校的大学，后来被该大学的语言学校顺利录取，继而他必须先通过语言学校的考试才能够正式被大学录取，这样看来虽然麻烦异常，但好处是，语言学校的课程相对松散，一周仅有1～2次课时，压力不大，学费也较正规大学便宜很多，他便边学习边治疗。
这样一来，上述病人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购买到学校的医疗保险，美国法律规定，凡在校学生必须购买医疗保险，且因为是集体参保，价格较之商业保险便宜很多，半年的保费在400美元～500美元间不等。
而赴美就医的中国病人由于在美国没有工作，又不是本地居民，没有社会安全号码，根本无法购买普通商业保险，只有以学生身份才能够买到保险，从而避免自费承担所有的医疗费用。但学生签证申请周期较长，只适用于无性命之忧的慢性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