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冬天，中国许多地方还没怎么品尝辞旧迎新的喜悦，就先迎来“厚德载雾”，不少人还没拜年先得纠结今后怎么“自强不吸”。
对于这场有人称为“比非典还可怕”的雾霾，法国巴黎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Richard Iley想到的是，中国过去创造奇迹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怎样的代价。
Iley主要观点如下：
过去30年来，中国的增长模式已经制造了经济奇迹。如今，它越来越接近增长枯竭。回报不断减少越来越显而易见。
金融抑制与资本系统定价错误使投资的比重膨胀，导致资源错配增多，并且越来越依赖信贷。
中国偏重投资引导的增长也使能源、尤其是煤炭的需求旺盛。而这会产生越来越有害的环境后果。
过去十年，中国的信贷增长和能源依赖性增强令人担忧。要解决这一问题，金融系统的激进改革是唯一方法。
中国处在“模式力竭”点
中国的经济模式越来越有败象。至少从2006年起，中国政府就在谈要再平衡经济，但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已经变得更严重。
现在投资与GDP之比约48%，没有哪个经济体能达到中国这样的水平，更何况还要在这种水平持续下去。
不出意料，回报不断减少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衡量投资效率并不容易，有一个方法是观察所谓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这种比率是用投资除以GDP增长得出的结果。中国的ICOR超过5倍。
这种水平的ICOR意味着，投资规模如果再增加，就不会给GDP增长带来任何影响。
中国的信贷弹性已经升至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就快爆发前的水平，这与ICOR上升到危险水平相一致。
过去6个月，中国的信贷以0.25%的年化速度增长，结果只能是与历史标准水平相比复苏乏力。
中国模式的环境成本高
中国的投资飞速增长，信贷依赖程度不断增强，这些都不可持续，必然会造成能源消耗和污染也迅速增加，这也是不可持续的。
媒体聚焦于北京的空气污染。虽然北京自身还有沙尘暴等很多特殊问题，但官方统计数据只是说北京是中国第三大污染城市，前两名是兰州和乌鲁木齐。
通常，中国的规模会使其自身的问题显得与众不同。从2002年起，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激增，到2011年已经相当于89亿吨油的排放量。
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全球总量中的比例从2002年的14%增长26%以上。截至2011年的五年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复合增长达到惊人的40%，印度是47%。
中国的经济规模今年应该达到9万亿美元，这样的增长意味着，过去五年里，全球73%的新增二氧化碳排放都来自中国。
中国的污染问题体现出，每单位GDP的能源密度以前在减少，而过去五年，中国投资密集型的GDP增长特性使这一密度已经开始止住了减少趋势，与此前持平。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强劲的GDP增长无疑使能耗大增。中国的基本能源消费量由十年前等同于11亿吨油增至2011年的26亿吨以上，远超欧盟的16.9亿吨，也超过了美国的22.6亿吨。
增加的能源需求大部分由煤炭满足
中国急剧增加的能源需求仍然主要由煤炭来满足，这使中国的环境问题极大地恶化。
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中国出现煤炭依赖性减少的迹象。温总理执政期间，投资占GDP比例增加，煤炭依赖性回升，新增煤炭消耗量占2006-2011年新增能源需求的三分之二。
同样地，中国的每单位GDP煤炭消耗量也失去了1980-2002年增长下降势头，趋于平缓。结果是，从2007-2011年，中国的煤炭消耗量占全球总量的比例由40%增至50%，占同期新增煤炭消耗量的89%。
就在2008年，中国还是煤炭的净出口国。到了2012年，中国的煤炭进出口贸易逆差已经达到277亿美元。
煤炭消耗的增长势头几乎没有显示任何缓和迹象。
2012年，中国GDP增长7.8%，而煤炭进口量增加了大约1.05亿吨。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是两大受益国，他们过去五年的煤炭出口额分别增加了250亿美元和400亿美元。
不详的爆炸式投资增长
中国的发展轨迹不可持续，这是决策者早已了解的。
这也是中国决策者至少从2006年起就谈到再平衡经济的原因。他们不那么了解的是，经济失衡已经恶化，温总理留下的遗产可能令人质疑其质量。
在房地产和钢铁这类已经产能过剩的领域，大致并未赢利的投资仍在加快增长，促使能源消耗快速增长，污染升至无法承受的水平。
今年中国GDP预计将超过9万亿美元，投资占比接近50%。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激进的经济模式和金融系统改革，中国今后四年将新增投资近20万亿美元
而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投资都将白白浪费，迅速贬值。而如此惊人的大量投资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的能耗与污染水平继续增长。
因为相信国家会支持整个金融系统，所以市场产生了资本定价错误和道德风险。这些是问题的根本原因。
除非解决这样的定价和风险问题，否则，通过减少驾车与大城市附近限制工厂活动来实现节能目标的政策可能收效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