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2月份以来，有关中国城镇化的讨论就成为了市场热议未来中国经济内生动力的一个重要内容，李克强于2012年9月在其《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一文中明确提出“城镇化是我国最大内需潜力之所在”，表明继续推进城镇化已经列入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顶层设计之中，同时李克强也在文中还列出城镇化推进中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五大问题：“城镇化战略问题、土地利用问题、户籍改革问题、资源支撑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实际上这五大问题事关未来中国城镇化推进的路径。而在理清这一问题前，则需要仔细分析中国城镇化已经走过的轨迹，由此，本文以过去10年间（2002-2011）的数据样板为基础，作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一、衡量中国城镇化程度的两个差异性指标
截至2011年，按照城镇常住人口的口径（居住超过6个月以上），中国城镇化率为51.27%，较2001年37.66%提高了13.61%，即过去10年间，中国的城镇化以平均每年1.36%的速度在推进；同时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提升（截至2011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6.6%，仅比2001年的45.2%略微提升了1.4%），因此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得到了大幅度的修正。
但如果按照公安部公布的户籍口径，截至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35%，较2001年的27%仅提高了8%，由此按照该口径中国的城镇化程度依然很低。不近如此，中国城镇化的两个衡量指标的差异度，在过去10年间还呈现不断扩到态势：2001年常住人口口径和户籍口径的差异度为11%，到了2011年这一差异就已经扩大16%。
而正是这一差异也带来了有关中国真实城镇化程度的争论，如何理解？本文的第二个问题尝试解释这个。
二、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两个“葫芦型”结构的形成
李克强在《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一文还引用了一个划分中国东部和西部的地理概念——“胡焕庸线”，即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之间那条45度的倾斜线。而中国的城镇化则是由人口自这条分割线的西侧向东侧流动完成的，但在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过程中，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许志远在其《祖国的陌生人》中记录的他于2007年沿着这条分割线的一路见闻，见闻过后，他曾就分割线两侧社会呈现出的巨大反差（其称作社会的断裂感），写下这样一段话：“我这一代注定在种种矛盾与冲突中成长，内心的困惑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借用许的“断裂感”似乎能够解释上述城镇化两个指标之间不端扩大的差异度。
截至2011年，按照常住人口的口径，中国城镇化人口为6.9亿人，较2001年的4.8亿人，增加了2.1亿人，其中10年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了2200万，其余的1.87亿人基本可以算作人口由乡村向城市流动的总规模。
同时按照户籍口径，2011年底较2001年底的城市户籍人数累计增加了1.4亿人，扣除自然增长的2200万后，实际上有约1.16亿人取得了城市户口，而是10年间高校毕业人数累计4000万，那么其余的7000万为人口流动结果。
而上述两个口径差异中还有7000万为没有城市户口，但被按照常住人口算作城镇人口。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10年间，由乡村向城市流动的劳动力大致在1.4亿人（不含考大学、当兵等途径），其中有7000万人取得了城市户口，另外7000万人则仍是农村户口，即10年间，在中国城镇化的推进中，一半的人完成了由农向城的迁移，一半的人还处于流动状态。而正是在人口双变（迁移+流动）的之下，10年间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截至2011年，市民（拥有城市户口的）人数为4.7亿，农民人数为6.6亿，农民工（不从事农业生产，但又没有城市户口）2.2亿；
我把这个社会结构变化形容成“葫芦型”转变——葫芦头是占35%的市民，葫芦底是占50%的农民，连接葫芦两端的葫芦腰是占15%的农民工；2001年的人口结构为：市民占29%，农民占70%，农民工仅占1%。
我想也许正是这个“葫芦型”的转变，才让许志远产生了巨大的“断裂感”，因为这个葫芦腰是由于户籍、地权等人为的压出来的，即这个葫芦是“压腰葫芦”（玩笑话，近年，手捻“亚腰葫芦”是文玩市场的一个热卖品种）。
而在本文市民、农民和农民工的人口结构的测算结果基础上，按照统计局公布的城镇人均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数据，大致匡算，截至2011年，居民收入结构为市民为53%，农民为30%，农民工为17%，同样是一个“葫芦型”结构，不过这个葫芦和上一个葫芦，首尾互换了，而且和2001年的情况相比，这个互换的更明显（2001年的收入结构比较为市民40%，农民46%，农民工13%）。
那么，如何理解人口结构的“葫芦”和收入结构的“葫芦”的形成呢？就引出了本文的第三个问题。
三、新的剪刀差快剪不动了
如果熟悉中国历史的，应该对“剪刀差”这个词不陌生——即指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过“价格控制”方式来将资源向工业领域集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工农剪刀差（1953年颁布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统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赋予了政府按相对偏低的垄断价格统一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的权力，以此对农产品的统购价格和影子价格之间的价差进行扣除，从而降低工业的原材料投入成本，同时降低城市居民的生活费用，间接降低工业的劳动投入成本），随后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上述的工农剪刀差已经消失。
而上文提及的两个“葫芦”，则表明在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劳动力流动），新的剪刀差却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把它称作“二元隔离”的汲取机制，即政府通过工农隔离、城乡隔离、内陆与沿海隔离、全国与特区隔离等“二元隔离”的资源配置策略，推动资本的有意集中于既定的产业布局之中。（有关中国“二元隔离”的详细论述，参见本人所着《思考中中国：美元逻辑下的中国角色》）
从过去十年中国居民的“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的通胀变化，就可看到政府的这种有意为之，以2001年底的通胀数据为基数，至今CPI累计涨幅为33%，其中食品累计涨幅94%，衣着类累计涨幅为-5.5%，交通和通信类累计涨幅为-9.5%，居住类累计涨幅为42%。可见，在劳动力大规模由农向城的流动下，中国居民的交通和通信成本并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的，这一变化和政府主动推动人口流动而非可以强化人口迁移的策略有关。
但是如今这种有意为之的隔离对于经济的贡献却在递减，2002-2011年间，中国GDP的平均增长率为10.6%，同期中国的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36%，相应对于经济增速的拉动平均为0.8%（笔者的测算结果），而在2002-2005年间，每年城镇化对经济的拉动程度要高于0.8%的平均水平，而到了2011年这个拉动率已经降至不足0.5%。
如何解释这一递减现象，还是要回到人口结构的变化上。正是由于在城乡之间流动人口没有完全实现迁移，使得本来应该由经济承担的部分城镇化成本被内化于流动人口本身，特别是在人口大规模流动初期（2001年农民工人口比重仅为1%），这种内化给经济增长本身提供了巨大红利（即众所周知的“人口红利”），同期中国经济与外部市场的结合也在提速（2001年加入WTO，但是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为20%，到2007年比重已经快速升至35%，所谓全球化红利），这样就出现了内部劳动力和外部市场“双红利”推动下的高速增长。
但是这个高速增长产生的经济福利并没有按照要素贡献的格局来进行分配，进而导致上文中收入“葫芦”结构形成，而且这种结构也正是中国城镇化部分成本内化的必然结果。
但伴随迁移人口的不断增加（上文提及的那个10年间增加的7000万），社会居民整体的经济诉求也在提升（包括收入、社会保障等等），旧有的红利效应开始趋弱，恰巧的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又把外部市场红利极大地消弱，由此产生了一个转变：原来“双红利释放”下的高速增长变为了“双红利衰减”下的经济降速。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还有2.1亿人游离于城乡之间，即“二元隔离”并没有完全消失，反过来抑制了本应有的消费需求（一张小小的户籍本，却产生了巨大的诸如社会保障、医疗、子女入学等等的后顾之忧），如果再考虑收入分配上两极分化的问题（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则还会进一步消弱收入预期和加重后顾之忧。
两个方面均指向一个问题：中国启动内需的难度之大。如何解决？本文最后一个部分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四、未来城镇化推进首要任务：流民落脚
对于中国城镇化走过的道路，可以用几个小画面来总结：像当年“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如今已被界定为“村村点火，镇镇冒烟” ），到后来总设计师在中国的南海画了一个圈，“离土又离乡”的外出打工（诸位是否还记得1991年热播的如陈小艺主演的《外来妹》），再到后来加入WTO，农转非一下子变成了农民工，这三个阶段均指向中国城镇化已走过的路程，核心的东西是资本吸纳劳动力。而如今城镇化之路究竟如何接着走，接着走好呢？是继续沿着此前在政府有意为之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下，继续推动人口的流动，但仍限制人口的迁移——画地为牢，还是要另辟蹊径呢？
笔者认为，如果上文中有关人口和收入“两个葫芦”的结构型变化，以及在该变化下既有的城镇化对经济拉动的趋弱的结论成立，那么未来城镇化在路径选择上，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好游离于城乡之间2.1亿人口的问题，即要让流民落脚，落脚于城市，只有如此才能消除一部分制约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后顾之忧。
最后笔者引用《落脚城市》的作者道格·桑德斯的一句话最为本文的结语：“落脚城市是一部转变人类的机器，只要让落脚城市充分发展，这部机器即可开创一个可持续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