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哪里都有腐败，哪里都有涉及道德问题的各种案件。真正的试金石就要看案件是如何被揭露出来的，政府又是如何处置的。是公开透明还是内部权斗，是允许媒体的独立监督还是党的喉舌一言堂统一报导口径，是依据公正的法律程序处理还是政法委领导下的公检法联合办公式的走过场等等。政府处理的好，就是在修复道德。处理得不好，或者包庇，掩盖，甚至黑箱操作，就是在进一步败坏道德，形成恶性循环。西方社会有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等起到的监督作用，法律起到的执法作用，西方人造假，总体上说还是个人或某些小集团的行为，不同于中共从政党、政府蔓延到了整个社会的造假行为。在谎言被揭穿后，西方社会基本上是把说谎当作丑事处理，当事人会感到羞愧，就算当事人贵为总统，也不得不向社会道歉，甚至引咎辞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拉链门”被披露出来之后，最后还是得公开道歉，“我希望美国人民了解到，我希望国会了解到，我对我做过的错事说过的错话感到由衷的歉意。我从来都不应该欺骗国家、国会、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
在中国，只要当事人有权或者有后台，没有人能把他们怎么样，使造假骗人变得肆无忌惮，愈发不可收拾。
以汶川地震为例，因豆腐渣工程导致大量校舍倒塌的死亡人数，官方一直捂着盖子。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发起公民调查志愿者活动，但政府方面仍不配合。同是，政府不断打压上访的死难学生的父母和民间维权人士，2008年6月3日，上百名都江堰死难学生的家长到当地法院外示威控诉校舍质量问题，并要求法院接受诉讼，但受警方阻挠并架走。公安称法院不会受理有关诉讼，并扣留两名日本共同社记者一小时，还阻止美联社记者采访。2010年2月9日参与调查汶川地震校舍豆腐渣工程的四川作家谭作人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而且竭力包庇豆腐渣校舍的责任人，甚至公开宣布“经过调查，认定没有发现因为建筑的质量问题而致使建筑物垮塌的案例。”
豆腐渣校舍是造成汶川地震上万名学生遇难的主要原因。豆腐渣校舍本身就是在中共体制的那个草菅人命的大环境下，由道德败坏的不法份子为了钱财制造出的产物，而事后对豆腐渣工程的调查百般阻挠，就更是中共的恶霸本性的直接表现。
为什么地震救灾时，八方支援，而对造成人祸的原因进行调查时，大家不出来声援呢?因为前者是政府允许的，而后者是政府不允许的。这就是中共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做好事必须是政府认可的“好事”，给政府贴金的才能做，有目的的报导出来，是拿民众的道德来为党的脸面涂脂抹粉。
所以，汶川地震的悲剧就是中共作为“道德底线”真正推手的生动案例。中国的道德滑坡有着独特的“中国特色”，那就是突破“道德底线”的真正推手是中共本身，是中共掌控的政府。
个人突破“道德底线”，造成的就是“个别现象”。政府在政策制定、执行、监督等环节存在不道德的行为，那就是政府在突破“道德底线”。上梁不正下梁歪，造成的就是“普遍现象”了。
今天中国的道德滑坡，是如何造成的呢?这与江泽民有莫大的关系。共产党造就了江泽民，江泽民反过来利用共产党，不断地突破“道德底线”，才造成了今天社会道德整体大滑坡的严重局面。
第三节官员的末世心态
江泽民的中共这些年来所做的一切，就是不断向人性宣战，向人的道德底线挑战。但无论是拚命大贪国家财产还是大肆损害人民利益的，无论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还是袖手旁观的，也不管是否最后选择了私利而冲破道德底线犯下罪的，只要还有一点点本能的人性尚存，良知上都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党这样维持政权不可能持久。正因为如此，中共毫无道德底线毁灭人性的做法使得他们本能地产生对未来的恐惧和绝望——一种行将崩溃的“末世心态”。
用罪恶把他们绑在一起
中共的倒行逆施实际上一直是与人类道德较量，与人性较量，即使它暂时占了上风，它实际上也输了。因为对人性的毁灭必然会导致官员的末世心态，他们对中共，对自己的胡作非为极度怀疑，时时内心恐惧，对他们迫害过，欺压过的民众尽量逃避。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胆敢胡作非为的官员，却最害怕听到揭露他们罪恶的真相。中共在此情形下只有两个选择，如果不改过自新，那么就不得不以腐败作为粘合剂共同犯罪以维持其统治。这正好印证了希特勒的说法，“能够团结人们的有两件东西：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犯罪”。江泽民利诱他们犯罪，用罪恶把他们绑在一起。而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的官员们在不可避免的末世心态下，加上自私，正利用手中的权力丧心病狂的作恶，加速着中共的崩溃。
中共已经走向彻底的堕落，社会道德的全面下滑和贪污腐败的全面横行更是让经济发展遭受了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的巨大损失。事实上，中国的橱窗式经济繁荣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可持续性发展和生存环境为根本代价的。
中国人和西方曾寄希望新一代的领导人，认为他们有受过教育，高学历。很可惜，他们中有一帮新兴的法西斯分子，聪明，冷血，狡猾，玩命。历史的看，智商高的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例子。这些人热衷于权术，毫无道德底线，你只要看看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在中国的出版印数，就知道了。
今天的中国，从国家到地方的政权已经全面黑社会化。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原本为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最重要助手，却因为利益之争而彻底反目，即为中共官场现状的证明。王立军之所以逃往美国领事馆，是怕被灭口。
1997年春，在王立军最吃香，最受宠，最得意的时候，他接受电视编剧周立军的采访。周立军在他的《王立军一语成谶》中这样记载：
“1996年冬，我受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委托，前往铁岭采访王立军，在那里度过了十几天的时间，后来又数次回访，创作了十九集电视连续剧《铁血警魂》并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同名长篇小说。
“他当时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杰出警察，中共‘十四大’代表，铁岭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打黑英雄。‘警民同心万里行’英雄事迹报告团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出发仪式，那位举着拳头领誓的人就是他。可谓集万千嘱目于一身，叱吒风云，前程不可限量。
“也就是在抚顺的澡堂子里，我们二人赤条条坐在热汽蒸腾的水池中，他说了那句一语成谶的话：‘我心里很清楚，我就是当官的嘴里一块口香糖，嚼得没味儿的时候吧唧吐地上，指不定粘在谁的鞋底子下。’我注意到，说完时，他急忙用手捧水抹脸，我知道他流泪了。接着他又说：‘人们都说英雄流血不流泪，我现在是流血流汗又流泪。’”【12】
王立军说自己，“是当官的嘴里一块口香糖”，周立军说“现在我不明白，既然心里清楚，又为什么让别人可劲儿嚼呢?”
周立军的文章被新浪网删掉，他再度撰文《我为什么要回忆王立军?兔死狐悲?》：
“我对‘唱红打黑’有自己的看法，也多次表明了态度(大家可以从我的微博中了解)，与很多人有所不同的是，我因为与其中的主角有交情，内心的伤感尤其强烈。这样的心情，相信每一个还把友情当作人类基本情感的人都会理解。有个成语‘狡免死走狗烹’，还有个成语‘兔死狐悲’，前者或许是王立军，后者可能是我们很多人。
“了解一个人的经历，为的是更好地观照现实。了解王立军的过去，更大的意义在于可以让大家看到事件后面的悲凉。在现有体制下，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这包括那些制造不安全的人。尤其当你只是一个草根的时候，你要么在别人的嘴里嚼着，要么粘在人家的鞋底子下。王立军事件不管真假，它的意义或许要若干年以后才能完全看出来。”【13】
一位作者在他的博客中这样写道，“王立军是口香糖，那我们是什么?，王立军，一位闻名全国的‘打黑英雄’、出过专着的专家教授、位列副省级的高官，居然都认为自己是‘当官嘴里嚼着的口香糖’，那全国上百万厅局及以下官员又是什么呢?”【14】
其实何止是王立军这样的投靠他人才能栖身官场的人可怜地将自己比喻成任人嚼着，任人随时吐掉的“口香糖”，薄熙来何尝不也是如此。当他任职商业部长访问美国，被法轮功学员起诉并递送诉状后，他的一位北京大学的老同学问其何致于此，他满脸无奈地说，还不是上面规定镇压法轮功嘛。
薄熙来也是江泽民的一块“口香糖”，最近江泽民也把他唾弃。明镜新闻网获悉，江泽民、曾庆红为了保住他们的地位，一致认为，“他们与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处置薄熙来问题上意见高度一致。”【15】
“消息人士告诉明镜新闻网，周永康除了尽力保护薄熙来和王立军外也别无选择。薄熙来和王立军掌握着他参与政变的全部证据：推翻习近平的计划，以及给薄和王的收集其他最高领导人家人贪腐证据的指示。周永康要薄熙来和王立军收集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个有决策权的、习近平、温家宝、汪洋和贺国强这几个政治对手的黑材料。即使是对政治同盟李长春和吴邦国也不例外。这些证据和材料的收集是通过王立军用窃听装置秘密调查实施的，薄熙来听这些录音的时候经常表现的‘很享受’。证据包括音频录音和视频录像。”【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