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城镇化的路径选择，除了前一篇专栏提出的推动“流民落脚”外，本文则提出还需要“市民返乡”，以缓解农业生产领域劳动力实质性减少和城市食品消费模式人口增加下，形成的粮食需求压力。
首先，摆几组数据。
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尽管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新高，但同期粮食进口也创下了新高。这说明，农业发展速度仍然是明显赶不上社会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速度。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变成市民之后，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改变了，饮食结构会有非常大的变化，农产品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还会加剧。”
国研中心副主任韩俊在“第三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我们国家的粮食供求总量是趋紧的，而且结构性的矛盾现在越来越突出。谷物进口可以用激增来表述，2008年我们国家进口的谷物，主要是稻谷、小麦和玉米，154万吨，2010年达到了570万吨。2011年是540万吨，去年激增到1302万吨。大豆的进口可以用飙升来概括，1996年以前我们是出口大豆的，1996年开始进口100万吨大豆，去年进口的大豆5806万吨，去年我们把全世界可以出口的大豆的60%都买来了，我们大豆的自给率只有20%，去年进口的谷物是7700多万吨，相当于1550亿斤，若按一个人一年吃800斤粮食，去年相当于我们进口的粮食养活了1.9亿中国人，我们的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90%。”
农业部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农产品出口632.9亿美元，进口1124.8亿美元，贸易逆差为491.9亿美元，同比扩大44.2%。其中小麦、玉米、稻谷和大米等谷物进口量大幅上升，净进口1296.7万吨，增长3.1倍。此外，食用油籽进口超6200万吨，食用植物油进口近1000万吨。其中大豆进口5838.5万吨，同比增10.9%，再创历史新高。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大豆进口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12年进口量相比2004年增长189%。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粮食（包括谷物、大豆等）进口量总计8025万吨，进口额421.4亿美元，同比增幅超过25%。以2012年我国全年粮食产量约5.9亿吨来计算，进口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达到14%。
之所以引述上述几组数据，只想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中国的粮食生产已经实现了“九连增”，而期间中国的人口总量仅净增加了6000万，但中国的粮食供需依然没有摆脱“紧平衡”的局面——在中国粮食产量“九连增”的背景下，竟没有出现经济学教科书上典型案例“谷丰伤农”。按照统计局数据计算，2003-2012年期间，中国的粮食年产量由43069.53万吨增至58957万吨，年均复和增长率为3.55%，但同期中国粮价却翻了一番，年均复和增长率为8.4%，在中国出现了罕见的粮食“量价齐升”的局面。
浏览粮食产量和价格变动图表,请点选链接:(r.reuters.com/vat26t)
一、粮食“量价齐升”形成的原因探析
对于粮价在连年增长的背景下，不降反升的原因，说得最多就是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所致，即肉蛋吃的多了，油用的多了，奶喝的多了。但按照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主要食品消费量的数据计算，近10年来，中国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变化最大的就是农村对于粮食消费量的减少，2003年农村家庭人均粮食消费量为222.44千克，到2011年降至170.74千克，同期农村家庭人均对于食油、肉禽蛋等消费量只是微微增加；而相比之下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费则相对稳定。因此，仅用居民个体的食品消费升级并不能完全解释当今中国粮食“量价齐升”的局面。
同时观察10年来的城乡人均食品消费的情况，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的比例关系则基本稳定2.6倍左右。
经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导致粮食“量价齐升”的根源在于人口的变迁，即劳动力由农业领域向非农业领域的转移所致。
笔者曾在《未来城镇化的路径选择：流民落脚》的首篇专栏中进行过相关测算：过去的十年间（2001-2011），城市人口增加了2.1亿人，其中城市人口自然增长了2200万人；大学、当兵等途径大致在4800万左右；其余的1.4亿人均是由乡村向城市流动来的，而这其中一半的人（7000万人）获得城市户口，另一半则属于农民工范畴（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农民工人数为2.63亿。 由此可见，过去10年间，大约有7000多万劳动力“完全脱离”农业生产，7000多万人则是“半脱离”农业生产，这就意味着伴随劳动力从农业生产向非农生产转移的同时，这部分人口的食品消费总量是在增加（如上文所测算的结果：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2.6倍），在此种“一增一减”的变化，自然就出现了粮食“量价齐升”的局面。
浏览中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图表,请点选链接:(r.reuters.com/wat26t
二、中国粮食紧平衡的局面怎么改善
经过上述的分析，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粮食紧平衡的局面，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粮食需求方面，而其背后则是城镇化带动下的，大量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的同时，食品消费结构也由农村模式转向了城市模式。那么未来伴随农民工完全落脚城市之后，来自粮食需求层面的压力只能是只自增不减，另一方面粮食供给层面得益于粮食单产提高的增加空间已经不大。
笔者对于农业种植实属门外汉，但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质疑J.L.Buck数据时的一个实例，却已经解释了粮食单产改善的极限问题。费老在文中指出“在我经验中最多的一支稻穗能带300粒谷子，这种多产的稻穗已经不容易直立。600粒谷子一穗，乡下人见了准会认作神仙显灵。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稻秆绝不能在这重量。”大家都知道一句谚语：“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同理自会有“压倒稻草的最后一个谷粒”----单产提高不是无限度的。（有意思的小插曲，日前英国《卫报》报道称，在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当地一名农户所种的稻米每公顷单产高达22.4吨(约合每亩2986斤)，超过了袁隆平创出的每公顷19.4吨的世界纪录，也超出了国际稻米研究协会和美国基因改良公司在试验室条件下所创造出的记录，袁隆平对此的评价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假家伙，吹牛皮”）
既然不能单纯指望自然科学领域独立解决如今中国的粮食供给问题，而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又不可逆（粮食需求还要增加），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就只有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而在农业生产领域劳动力仍处于流出状态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多地需要集约化、专业化来实现规模经济（即温铁军在解读苏南》提出的“组织租”：所以基于团队协作产生的额外收益）。实际上，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已经多年体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但由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初期是，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要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因此在追求更高回报率的要求下，资本是上并不会有很强的动机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再加之农村联产承包制度的长期刚性，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进而限制本质上追求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进入。
但经过10余年，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高速推进，上述限制资本进入农业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
第一，农业生产领域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已开始趋势性提升。根据统计局公布的三次产业的就业和产值等数据，笔者按照1978年的不百年价格计算，2003年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8.16倍，到了2011年已经降至5.5倍；而2003-2011年期间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为11%，高出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4个百分点。
第二，笔者比较三次产业的通胀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发现，虽然目前人口红利还尚有余威，但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了，同时对于第一产业而言，资本投入也越来越有利可图。按照平减指数测算，从2006年开始，第一产业的通胀情况较其他两产业，增速出现明显加快的态势，2006-2012年间，第一产业累计通胀近70%，远高于二产的20%和三产的40%；同期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累计提升了80%，也高于二产的35%和三产的55%。
第三，在既有的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资本堆砌的增长模式已经无法解决经济增长问题。1978年至今，中国先后出现三次连续5年经济增速超过10%的时期，分别为1983--1988年间，1992--1996年间，2003--2007年间，这三个时期中国ICOR均值基本在1978-2008年间的历史均值（3.8）。但此次金融危机后，中国的ICOR出现跳跃式的提升， 2008—2012年间ICOR的均值为6.5，几乎是此前均值的2倍，但仅实现了9.3%平均增长，尤其是2012年ICOR已超过7，是2008年危机以来的次高水平（2009年曾高达8.7），但也仅实现了7.8%的增速。由此，寄希望于资本堆砌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如何改变，只能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四，“人口压力压碎了农场”的障碍已经消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讨论中国农场制时，指出“人一代比一代多，大家争着这块有限的土地，农产怎能不一代比一代小？”。而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66亿，比1990年的就业人数峰值减少了1.23亿，相应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的占比也由1978年的70%降至34.8%。由此，存在中国多年的农业人口争地的问题已经出现了趋势性逆转，进而也为代表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资本进入提供了可行条件。
因此，在上述这四个农业领域的客观环境变化和中国粮食供需“一增一减”格局变化之下，实际上“市民返乡”的路径已经跃然于纸上，这里的返乡并不刻意强调的是城市居民的再次迁移，而是强调城市社会资本向农业领域的进入，其中包括农业生产方式的调整，农村领域经营方式的转变，通俗讲就是通过社会化大生产和合作经营的扩大，提高中国有限耕地的利用率（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单产提高有限制的条件下，通过提高土地的轮作频率，也能实现产量的增加，但这需要农业生产由小农方式向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转变，这就需要资本的进入），进而缓解未来伴随农村劳动力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带来的粮食紧平衡局面的恶化，也才能为笔者此前提出“流民落脚”的城镇化路径铺设安全垫，因此，笔者认为“市民返乡”是未来城镇化顺利推行的重要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