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答中外记者问时，再一次强调了“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而且提出“中国有有利的条件，有巨大的内需。关键在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由此，未来新政府施政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其最终落地目标之一就是，在保证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下，实现巨大内需的释放。其实十八大确立的翻一番目标之一，就是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较2010年翻一番。
如何实现决策层启动内需的战略目标，笔者认为除了要理清未来城镇化过程中人和粮的问题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理清维系中国多年高增长人口红利的真正含义，而现在学界普遍的共识是人口红利已经开始趋势性减弱。所以此点事关未来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保持经济增长抓手如何确立——内需的启动，不然没有经济真实增长的城镇化一定是难以为继的。
目前，按照学界共识的说法，中国的人口红利主要是指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推动经济形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中国15-64岁的人口比重在2010年达到74.5%的峰值之后，就已经开始出现趋势性下降，至2011年为74.1%，同期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则升至9.4%；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由2005年的60%，降至2011年的58%。这三组数据，均表明从整体人口的结构变化上看，中国在本世纪头十年确实经历了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红利时期，按上述不同指标界定，此红利大致在2005年前后达到峰值。无独有偶的是，在红利峰值时期，中国经济也确实出现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连续5年经济增速超过两位数的阶段：2002-2007年间，2007年二季度GDP增速更是高达15%；第一次出现在1992-1996年间，1992年四季度GDP增速曾高达16.9%。可见，在要素红利推动下，中国经济的宏观运行确实呈现出了一派繁荣景象。
但同时比较观察过去10余年间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价值重估，劳动力的价值却始终存在制度性的低估，进而导致在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的同时，个体劳动者不仅没有减少有效工作时间，反而是采取了被动延长劳动时间的做法来增加劳动总收入，以满足基本的生活消费需求，即中国劳动力红利在微观层面呈现出劳动个体“起早贪黑”的特征。典型的微观案例有：出租车司机的超负荷、低端劳务提供等服务行业的频繁加班（例如，家政等行业）。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国劳动力红利“起早贪黑”的特质，笔者按照“双化程度”（工业化和城市化），选取了北京、上海、广东和江苏四个省市的地区样板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需要补充说明的，之所以选取这四个地区，原因是这个四个地区分别代表了工业化和城镇化不同深度的中国局部（见表1）。北京已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上海完成城镇化，工业化进入后期，北京上海两地的双化程度基本和欧美日发大经济体相当；广东工业化正在峰值，基本完成城镇化；江苏则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断加速的阶段，而且这四个地区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达到了25%，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表1：2012年四省市的“双化”程度
第二产比 城镇化 GDP占全国 人均GDP
重 比重
北京 23% 86% 3% 13868美元
上海 39% 89% 4% 13535美元
广东 49% 67% 11% 8614美元
江苏 50% 46% 10% 10883美元
全国平均水 45% 51% 6107美元
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为了说明个体劳动者的“起早贪黑”的特征，笔者分别以四个地区的获取最低工资人群为样板数据，考察了其按照正常的工作时间获取的劳动收入和居民基本生活支出的情况（衣食住行的支出），样板数据显示，无论是城镇化高的北京和上海，还是工业比重高的广东和江苏，最低收入人群在正常工作时间内获取的收入，并不能完全覆盖居民基本的生活支出。
1．四个地区的居民基本的“衣食住行”开支在整体消费中的比重，基本稳定在70%左右，大体上和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当，其中广东最高，北京最低；危机以来的5年间，四地居民的“衣食住行”涨幅与整体消费涨幅也大体相当（见表2）。
表2：危机以来，四地衣食住行及消费的变化. 示意图 r.reuters.com/nar86t
2007 2012 增幅
地区 人均年衣 人均消费 衣食住 人均年衣 人均消 衣食住 人均年 人均消费
食住行支 总额，元 行在消 食住行支 费总额 行在消 衣食住 增幅
出总额， 费中的 出总额， ，元 费中的 行支出
元 比重 元 比重 增幅
北京 10021.63 15330.44 65.37% 15926.64 24045.9 66.23% 58.92% 56.85%
上海 12021.32 17255.38 69.67% 18121.05 26253.5 69.02% 50.74% 52.15%
广东 10282.24 14336.87 71.72% 14512.25 20251.8 71.66% 41.14% 41.26%
江苏 7241.85 10715.15 67.59% 11282.9 16781.7 67.23% 55.80% 56.62%
全国 7009.72 9997.47 70.11% 11803.97 16674.3 70.79% 68.39% 66.7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从四个地区的就业情况来看，2007-2012年间，北京、上海的新增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广东第二产业新增就业人数是第三产业的2倍左右；江苏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新增就业大体相当，但与其他三地不同的是，江苏整体新增就业人数基本没有增长，二、三产业的新增就业人主要来源于第一产业的迁移；相应其它三地新增就业主要来源于外部地区劳动的流入。
表3：危机以来，四地就业情况变化（万人） 示意图 r.reuters.com/qar86t
北京 上海 广东 江苏
年份 第一 第二 第三 合计 第一 第二 第三 合计 第一 第二 第三 合计 第一 第二 第三 合计
产业 产业 产业 产业 产业 产业 产业 产业 产业 产业 产业 产业
2007 60.9 228 654 943 53.7 423 548 1024 1588 2106 1708 5403 1230 1857 1590 4678
2011 59.1 219 791 1070 37.3 445 622 1104 1427 2526 2007 5961 1023 2017 1718 4758
变化 -1.8 -8.9 138 127 -16 22.5 73.9 80 -161 420 299 558 -207 160 127 80.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与新增就业的产业分布不同对应，四地区最低收入人群的劳动收入与衣食住行消费支出的比呈现出不同变化：其中北京和上海的变化属于改善性的，2007年北京、上海最低收入人群的劳动收入与衣食住行消费支出的比值分别为87%、84%，到2012年则分别升至95%和96%；同期广东的比例由2007年的53%升至2012年的70%；江苏的比重却由2007年的98%降至2012年的85%。
表4：四地区最低收入/衣食住行支出
北京 上海 广东 江苏
2007 87% 84% 53% 98%
2012 95% 96% 70% 85%
变化 8% 12% 18% -1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上述三组地区样板数据来看；首先，5年来不同发展地区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并没有发生显着的变化，衣食住行依然是居民的最为主要的消费支出；其次，即便是城镇化程度高、已进入后工业化的北京和上海，对于最低收入人群而言，其正常的劳动收入也不能完全覆盖衣食住行的基本消费支出（衣食住行占消费总额的70%左右），更不要说覆盖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其他占3成的消费支出；第三，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最快的地区，最低收入人群的实际收入情况则呈现恶化态势，例如江苏。
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各界一直以来强调的经济结构升级或者结构优化、提高经济质量，用通俗的话讲，实际上就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变迁，实现生产要素价值的重估。而好的制度性安排就是能够推动微观经济层不断找寻价值洼地，即“好钢用在刀刃上”，那么相应在政府的有意和市场的有效共同推动下，宏观产业布局的调整就水到渠成。但是上述四个地区的样板数据而言，却初步证实了上文中笔者提出的中国劳动力红利在微观个体上的“起早贪黑”的特质，笔者认为其背后主要原因，是自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一个被大家所默许的东西，即快速完成资本积累。
在这个默许之下，通过人为压低劳动力价值，为其他生产要素提供高回报率的组合可能，相应在地方上才渐次出现了招商引资热、卖土地热、盖楼热、出口热等等经济发展策略的实施。为了保证这些经济策略的执行，客观上要求劳动力价值的制度性低估，在此之下，劳动力微观个体只能被动的延长劳动时间，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这样又进一步增加了劳动力对于其他生产要素积累的补贴。这一格局对于政府的好处就是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进而也能够保证政府推行其主导下的产业布局。笔者认为此种经济逻辑才是中国人口红利之所以能够带来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
但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地区结构以及教育背景结构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上述经济逻辑很难得以延续。这样就自然提出一个问题，劳动力红利（包括宏观和微观）消失后遗留下的价值缺口，如何填补，如何在发现新的价值洼地，均成为未来城镇化推进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