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由于口粮严重缺乏，营养不良，致使许多农民以糠麸和野菜度日，甚至还有吃树皮草根和“观音土”充饥。在农村，“三病”（水肿病、闭经病、子宫脱垂病）普遍流行，到处出现饿死人现象，全县人口大幅度下降。1959年全县总人口394265人，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和迁移、外岀等减少到317656人，减少了76609人。特别是一些偏僻地区，如当时的泰安、两河等乡（现在的青城山镇和大观镇），非正常死亡人数更为突出，泰安乡1958年总人口4435人，到1962年仅有2198人，减少一半以上；一些农户全家死绝，有一生产队社员基本死完，其余少数社员被迫流离逃荒，客死他乡，该生产队消失至今；当时还有死亡在家中数月无人知晓的，“沟死沟埋，路死插牌”，种种惨状，骇人听闻！
口述王宝玉、徐振汉、肖燮章
整理搜集杨慕文
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随之而来，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群众饿死的历史悲剧。四川是这场悲剧中的“高潮”，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250万人，毫无悬念地成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口减少最多的省榜首。然而，政治形势如此严峻，粮食如此紧张的情况下，灌县县委、县政府减少上交粮食数量，开仓向老百姓赈粮，灌县因此而少饿死了数万人……
国之厄运降临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总路线的基本出发点，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提高我国经济和文化水平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然而冲动是要付出代价的。当时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树木砍伐，农田荒芜。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
紧接着，三年“大饥荒”随之而来。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7名。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影响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粮食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中国大陆地区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
然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政策指引和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政策。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
厄运就此降临，很多中国人在这三年里忍饥挨饿，直至活活饿死。据党史专著《曲折发展的岁月》载：“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灌县的惨状
这其间，灌县（今都江堰市）和全国各地一样，“三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现象在广大农村大肆泛滥，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恶果。
“大跃进”期间，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在经济上实行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农业社的土地、劳力、林木、耕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全归公社所有，社员自留地收归集体经营，私养牲畜全部折价集中饲养，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社员吃饭不要钱，月月发工资；大肆砍伐树木、“大办钢铁”和搞“大兵团作战”，炼钢铁，深耕薰土；农田上搞不切合实际的“万斤亩”运动，在耕作形式上进行瞎指挥，劳民伤财。
人民公社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大锅饭”和“三高、五风”等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粮食产量连年下降。1959年和196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分别比1958年减少4774万斤和9242万斤,但粮食征购任务却又增加了,分别占到当年产量的44.24%和49.86%,当时提岀了“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才是社员的”口号,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后,造成了农民口粮严重短缺,一些生产队公共食堂岀现了断炊,城镇人口月供应也降低到19市斤。再加上1959年“反右倾”提出“大干社会主义、大批资本主义”的极左政策，社员财物被“一平二调”，农村耕牛、毛猪大量死亡，农村土特产品和蔬菜生产大大下降，市场上各种副食品基本断绝，城内和乡场上商铺基本关闭，农民一个个黄皮寡瘦，愁眉苦脸。由于口粮严重缺乏，营养不良，致使许多农民以糠麸和野菜度日，甚至还有吃树皮草根和“观音土”充饥。在农村，“三病”（水肿病、闭经病、子宫脱垂病）普遍流行，到处出现饿死人现象，全县人口大幅度下降。1959年全县总人口394265人，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和迁移、外岀等减少到317656人，减少了76609人。特别是一些偏僻地区，如当时的泰安、两河等乡（现在的青城山镇和大观镇），非正常死亡人数更为突出，泰安乡1958年总人口4435人，到1962年仅有2198人，减少一半以上；一些农户全家死绝，有一生产队社员基本死完，其余少数社员被迫流离逃荒，客死他乡，该生产队消失至今；当时还有死亡在家中数月无人知晓的，“沟死沟埋，路死插牌”，种种惨状，骇人听闻！
“麻起胆子”开仓赈灾
1959、1960、1961这三年粮食大饥荒，当时灌县县委书记陈彬、县长王宝玉等领导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全县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字逐年上升的原因是口粮严重不足。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要解决人民的饭饱问题，县委、县府领导和基层干部万分焦急,费尽心思，一筹莫展。
“大跃进”运动开始，国家大搞“三线”建设项目，当时鱼嘴电站、汶川的映秀和耿达等电站上马，调来大批工人，后勤工作即大批的粮、油、肉、副食等，指定由灌县负责保障供应。再加上城内其他一些工矿业大量上人，那时城镇供应人口就有数万人，最多时高达12万人以上。
1960年至1962年期间，鱼嘴、紫坪铺等工地开始下马，人员几乎每季度都有减缩，时多时少，难以计算。那时粮食的年度供应计划,是按照上年年末人数编制,县委核定后,由粮食局负责供应,这就在粮食供应计划编制上有了“作假”的机会。当时王宝玉县长向县委书记陈彬建议，何不把这减缩人员结余下的城镇供应粮用于农村解决饥荒？陈彬也认为是好主意，马上召开县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并向时任温江地委书记的宋文彬汇报灌县非正常死亡的情况，要求增加农村供应标准，把城镇减缩的人口供应结余粮食用来安排农村生活，宋书记当即点头同意，还说城乡粮食供应指标可以统一包干使用。回县后，研究决定，指名由时任县委财贸部长的徐振汉负责操作，和粮食局一起具体安排落实，并要求严格保密。徐振汉部长和粮食局肖燮章局长深感责任重大，决心不负重托。
这样，在1960年到1962年期间，采取“弄虚作假”，将减缩城镇人口结余下的粮食储备在仓库里（当时俗称“打埋伏”），加上地区安排的指标，每年春荒、夏荒和春节前，开仓安排群众的生活。1961年的腊月二十八、九，王宝玉县长还和粮食部门及公社的干部在几个山区等公社研究增拨口粮指标，赶填粮食供应本，及时发给农村的口粮就有360多万斤。要求年前必须发到社员手里。
在这三年粮食饥荒时期，冒险用这减缩城镇人口结余下的粮食和城市副食品供应压缩等方面的粮食共有1656万斤，开仓赈荒，用到农村，安排社员生活，缓解了全县农民缺粮的燃眉之急；县、社、粮食部门还利用糠麸造“糠麸丸”、“茶糖醋合剂”、“豆面糖合剂”等，赈救浮肿病人。以上举措，不知救活了多少饥饿、病危的父老乡亲！
“东窗事发”
1964年，被全县人民称颂的县委冒险“开仓赈灾”的善举，暴露了。7月中旬，由中共中央西南局派出工作组，到灌县进行“五反”（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复查，认为灌县“五反”运动走了过场，王宝玉“与工作组不合作，唱对台戏”；同年10月，在“小四清”运动中，由工作组主持的县委扩大干部会议上，宣称“灌县县委是不可信赖的”。县委书记陈彬、县长王宝玉受到了大会批判并宣布停职，徐振汉和肖燮章等也不同程度的受到“深刻检查”的处理。次年5月5日，中共温江地委组织部通知：报经省委批准，免去陈彬县委书记、王宝玉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职务。县委常委7个成员只留下一人，其他全部靠边站，由工作组代替县委，并建立了新的县委班子。
后据陈彬书记讲，在当时“运动”开始后，迫于压力，地委领导不敢承认表态同意过，只有县委、县府承担责任。当时，承办这项工作，因要保密，只有陈彬、王宝玉、徐振汉、肖燮章等少数领导和粮食局内的两个具体工作的干部知道，没有专门帐本，减缩人员口粮数，后未用完数就充入库存了。
事件至今已过去近50年了，笔者采访王宝玉、徐振汉和肖燮章三位老领导时，他们都还记忆犹新，都胸怀坦荡地说：尽管当时动用国家粮食不合法，但在那个特殊年代，为了赈救饥饿的农村父老乡亲，尽量少饿死人，我们觉得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坦诚地向全县人民说，当时县委、县府领导包括粮食局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敢保证没有谁在这粮食“结余数”中，为个人谋私利而乱动用过，虽然当时县委两位领导因此而罢了官，我们也因此而受批判检查，但是为全县老百姓做了件好事，代民受过，还是值得的，我们都无怨无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