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越来越多的精英通过移民渠道，获取他国永久居民权或国籍。在他们看来，优质教育、清洁空气、安全食品、资产转移、安全感，都将在移民的彼岸得到。移民，也因此常被人看作是“人往高处走”。但近日有媒体报道，有白领为了移民，卖房卖车跑到国外去卖水果、开杂货铺、火锅店，在异乡备尝艰辛。那么，中国移民在异国到底过得怎样？现代快报记者采访多位移民者和业内人士，了解他们在异国生存、打拼的经历。
“你应该像小鸟一样长上翅膀，四处飞翔。”南京人Lucy至今牢牢记得，妈妈从她上幼儿园时就叮嘱的话，而她也是个有力的践行者。从南京到北京上学，再移民到澳洲，如今担任澳大利亚澳新置业投资公司亚太区总经理职位的她，已经成为其他移民者羡慕的、“能打入外国人圈子的那部分人”，对此，她笑着轻描淡写地回复了一句，“可能因为我工作比较卖力吧。”同时，她也始终强调，“我的根在中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放弃，我时刻感觉自豪。”
能成为移民者中的一个“成功样本”，离不开Lucy的勤奋吃苦，这也是每个移民者的必经之路。他们中，有的抱着“日子会慢慢好的”信念，埋着头默默打拼坚持；而有的，则在漫长的不能适应的日子里，痛苦并纠结着。
国企处长变身加拿大蓝领
希望儿子将来回国发展
人物：Jeff // 移民方式：技术移民// 移民时间：1990年代
对于移民这件事，Jeff时常会假设“如果没有移民会怎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Jeff赶上了第二次移民潮，当年在国内一家企业当处长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技术移民加拿大。
“那会儿想得很简单，觉得国外有更大的发展，抱着‘淘金’的想法，来到温哥华。”现在，Jeff在当地一家公交公司供职，周三至周六下午3点工作至晚上12点，负责车辆的整修、保养。
和预想的不一样，Jeff从一个“处长”变成了“蓝领”。而因为勤劳，他又去考了个驾照教练执照，每小时收费35加币。虽然钱挣得不少，但Jeff有时还是会“后悔”：“当初哪能想到国内发展速度这么快，也许我不移民，光在国内买几套房子，也能赚不少吧。”这种不平衡，在于Jeff看见了不少周围新出现的“投资移民”：他们不用在本地工作，就能过上Jeff曾经辛苦奋斗得来的日子。这一切新出现的差别让Jeff觉得，现在国内挣钱多。“儿子准备回国发展，那边机会多、平台也大。”
Jeff现在一直筹划的是，儿子回国发展，自己也要回国养老。“回国过上小日子，那种养养鸡鸭，闲云野鹅、休闲自得的田园生活。”每次Jeff说起自己的“养老计划”，刚过去的新移民总会笑他“不现实”，“完全不了解现在国内的情况啊”。
相比上世纪80至90年代的第一波以依亲、打工为主的移民潮，第二波移民大多和Jeff一样，选择的是“技术移民”，而这一批人是怀揣着典型的“异国梦”漂洋过海的。他们通过勤劳致富，取得居民身份或国籍，为的是下一代的发展或是自己的追求。
而在2005年、2006年之后，第三次移民潮逐渐转为“商业移民”“投资移民”。这波人的“国门出走”大多为了孩子教育，或是在国际浪潮中的商业便利，甚至只是诸多领域的安全感。
相比“前人”，拥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投资移民”这批人，要相对轻松很多，压力也少了不少。
“每一个移民出了国，都会有一至三年的‘阵痛期’，这很正常。”南京侨业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业务总监袁先生自己就是“过来人”。上世纪90年代“义无反顾”地去了加拿大，对于刚去时的苦深有体会，“但日子会慢慢好的”。他接触的绝大部分客户，最终都能实现理想中的“安居乐业”。还有很多通过国外再深造，能迅速获得当地的经验、积累人脉、打开圈子。
他不否认，也有一小部分人，由于个性或其他原因，“混不下去”。“该不该移民，不能一概而论，这是个开放命题。”袁先生说，他觉得移民到国外过得好不好，和“北漂”“南漂”之后过得好不好是一样的，“看个人”。
黄皮肤女性的“逆袭”
五年时间做到亚太区总经理
人物：Lucy // 移民方式：技术移民// 移民时间：2002年
Lucy是南京人，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后，她就来到南京一家广告公司，主要与外国公司接洽，在中国地区投放广告。Lucy觉得，让自己移民生活直接受用的语言和人际交往能力，和在这家企业6年的工作经历密不可分。
2003年发生非典时，Lucy已经做到了部门经理的职位。这项突如其来的、传播迅速的疾病，一下阻挠了销售人员出门拜访的步子。Lucy和所有人一样，在这场“战争”中饱受恐惧，以至于哪怕非典阴影已经散去，她还是毅然决定移民。“高密度的人群、恶化的环境，使我产生了忧虑。”此外，抱着做一个“跨国人才”、提升自己眼界的决心，Lucy在申请移民的同时，申请了南澳大学的MBA课程。
2000年前后，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政策相比如今宽松许多。澳方根据申请者的年龄、雅思、学历、职业评估、工作经历进行综合打分，两年后，也就是Lucy拿到MBA文凭的前后，她的移民申请被同步批了下来，“感觉特别幸运”。
如同每一个“光鲜背后是心酸”的故事一样，Lucy也有自己的一段奋斗史。不过，和很多从底层开始打拼的移民者不同，Lucy凭借着自己的国内经验、国外文凭，以及过去工作中认识的熟人引荐，轻松地在墨尔本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可尽管如此，打开市场、赢得客户、在澳洲本地人中挣到一席之地，还是需要个人的努力与智慧。
对Lucy来说，她牺牲的是睡眠——在刚去澳洲的2005年到2010年这五年时间里，她每天都是凌晨三四点才睡觉。刚到这家公司，虽然职务不高，但由于澳洲人不了解中国市场，Lucy有了很大的发挥余地。“课后做的预习多，课堂上才能表现好。”因此，除了白天处理工作，每晚回家，她都会加班进行市场分析，努力帮助中国商人的产品或公司进入澳洲；甚至考虑到客户的额外需求——比如关照到他们每个在澳洲留学的孩子，包括他们进行职业规划、思考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选择的专业等。
从2005年开始，Lucy开始每三个月往返于中国和澳洲之间，平均每个国家住上半年。这样长期地来中国出差，是Lucy和澳洲老板努力争取来的结果。“我的根在中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放弃，必须时刻回来。”她认为，中国的大国地位，是自己在国外受尊重的前提，以及她的民族优势。对此，她“时刻感觉自豪”。2008年，她坐上了亚太区总经理的职位，这对于一个黄种女性来说，十分困难，更是异常难得。
Lucy在谈到她的奋斗时说，“我觉得必须这样努力才行。”因为，在她所听到、见到的移民故事里，太多人过得凄惨——“他们的生活品质比在国内时低了很多，并且默认这种情况。”
比如三棵小青菜，几年前的价格是3.8澳币，大致相当于人民币24元。很多中国人觉得很贵，就决定不吃了，或少吃点。“如果什么都舍不得，干吗还来国外生活，没有意义。”
80后小夫妻
一个接一个的“X年计划”
人物：白小小// 移民方式：商业移民// 移民时间：2010年
白小小（化名）是常州人，生于1985年，算是移民中的年轻人。“当初在澳大利亚留学，毕业后，我留在澳洲工作，正巧赶上有适合我的移民政策，便和一个同学一起，两家人一起移民了。”
白小小算得上是“商业移民”，和老公两个人每人投入12万澳币，在悉尼开了个“通讯店”。“类似移动、联通这样，在澳洲，这些都可以加盟。”因为留学的缘故，白小小和老公对移民生活已经非常熟悉，谈不上需要再磨合。“要说真有不适应，就是‘做商人’的不适应，不过这个跟‘移民’没多大关系。”
现在，白小小回到了常州，准备迎接小生命的诞生。“我们在国内也有生意，老公已经回国工作。我们考虑等孩子大一点，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再回到澳洲，让他接受西方教育。”
白小小并不觉得移民之后有多大不一样，只是给自己多了个自由选择的机会。“可以过中西方两种生活，回国或是去悉尼都可以随意，孩子也能了解、学习两种不同的文化。”当初为了说服父母同意她移民，两代人之间起了不少矛盾，可现在她选择在家坐月子、回国生小孩，让父母认识到，其实移民也不是说一去就不回来了。“长辈很难适应国外的生活，我带爸妈去悉尼住过三个月，他们倒觉得人家那是个‘大农村’，人少、高楼也少，嘴里嘟囔着‘还不如常州发达呢’。”
国门的开放，留学生的增多，让很多像白小小一样的年轻人选择移民。袁总监介绍，在南京，每年成功申请到移民资格的，大约有千户左右。移民投资的产业也有大有小，大到涉及几千万人民币的房地产开发，小到开邮局、咖啡馆、加油站、加盟连锁店，一般只需要一两百万人民币就能实现。
近几年，前来他所在公司办理移民业务的，以40岁以上的成功人士家庭为主，他们除了希望享受国外的空气、食物、福利，方便国际间的贸易，最核心的目的，是孩子的教育。
这样的家庭一般很少“连根拔起”，“主战场不能丢，否则会丧失造血能力。”因此，很多都是丈夫两地奔走，妻子陪着孩子在海外读书，等呆够了时间、“挣到身份”，就可以自由安排了。他们将其称为“X年计划”，为的是给一家人带来一个保障。
而2010年之后，像白小小这样的年轻的商业移民者日益涌现，他们的“移民模式”也有了自己的特点——很多人把孩子先送到国外上幼儿园，适应国外的环境及训练语言；小学时接回国内，强化中文；小学毕业后再送回国外，继续接受那里的教育；寒暑假则两边“互窜”。
“21世纪一定是国际化的，”袁先生也是这一模式的实践者之一。目前一家人都在南京，等大儿子小学毕业，他的妻子就计划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加拿大。
一切为了孩子
女强人宅家变“煮妇”
人物：洪萍// 移民方式：投资移民// 移民时间：2011年
与Jeff一样，每一个初来乍到的移民，总有一段难熬的“爬坡期”，特别对于人到中年，为了孩子而移民的父母们。
洪萍（化名）在国内有份很好的工作：忙碌、成就和高薪，为了女儿，2011年7月份，她开始了移民生活。“女儿从小独立，15岁不到就去英国留学了，英国很难留下来，我们便选择移民加拿大。”现在，女儿在加拿大一所名校上大学，她便跟着过去照料。“我们属于‘投资移民’，在5年内住满2年，就能保留‘枫叶卡’（加拿大永久居民卡的俗称）。”
2011年7月至9月，洪萍和先生一起抵达温哥华，开始移民生活，感觉就像异国旅行一般，十分惬意。可时间一到，先生回国工作，洪萍才意识到，自己完全陷入了陌生的生活里。
女儿在学校，和同学有正常的社交，而洪萍的生活中，却只有女儿。“每天都会念她、管她，两人不可避免地有争吵、矛盾。因为我心理多难受啊，想着我在国内那么充实，现在为了你来这，你还天天把我一个人扔家里。”
11月份，先生飞到温哥华见着洪萍，傻了眼。“当时精神压力很大，长了一脸的痘痘，他看了直心疼。”洪萍说，后来女儿提醒她，“妈妈，你得找点事情做，干点自己的事情”。“对啊，我从来在女儿心中都是很强的人，可不想被瞧扁。”
洪萍开始广泛地参与社区活动，结识新朋友，参加义工组织。“我饭菜做得不错，我们那有小夫妻移民出去，独生子女不会做饭，我就教他们做包子、馒头、饺子，大家一起去买菜。”
对于很多移民来说，克服异国的陌生感之后，回到国内却又产生了新的不适应。
“一回来，哮喘又犯了。”现在在南京的洪萍半开玩笑地说道，“我们管这叫‘空气咳’，从国外回来的朋友都犯了。我老公还念叨说，‘要不你买张机票回温哥华去吧’。”
想想第一次从温哥华“逃离”回国，洪萍高兴得不得了，有一种“终于回家了”的感觉。2011年年底回国，2012年3月1日再去温哥华，入境时，海关问洪萍“为什么去中国”，洪萍自然而然地答：“回家啊。”“结果那人满脸疑虑，因为他觉得我已经是加拿大居民，怎么会说去中国是‘回家’，然后我改口说‘回去旅游’，他才有一种恍然大悟的神态。”
去年春天回到温哥华，洪萍第一次有了一种像家一样的归属感。“呼吸那边的空气，看着美景，过着秩序井然的生活，觉得很喜欢。”这一次再回中国，洪萍在温哥华的朋友都非常不舍得她，“现在还时不时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哪里才是我的家？
移民双重身份的不适应
在相距遥远的国度间进行“身份”“时空”的转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有些傻眼：到底哪里才是我该呆的地方？
像洪萍这样的父母们，在完成培养孩子的任务之后，总会产生出新的纠结。“回国了，环境、生活这些日常起居不适应；留在国外，情感上不适应，因为孩子上大学了，亲戚朋友都在国内，太孤单。”
洪萍说的是她的一位朋友周然（化名），当年为了儿子移民温哥华。周然熬过艰难的适应期后，守着儿子上了当地最好的男校、北美最好的医学院，她释然了，也迷茫了。“洪萍，我到底该呆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周然有时候会无奈地问一句。
Lucy的不适应，则体现在其他方面。每次回国，接触国内的部分高端客户，会发现他们对排场、奢侈品十分讲究，类似的“攀比文化”和西方的节约文明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其实消费可以有其他方式，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只要愿意奉献一点点，就能创造不同。”于是，她开始身体力行地把自己参与的，例如“清洁地球”、“活水行”、“温暖一岁”、“iearth-爱地球”等公益行动，尽可能多地向朋友、客户们宣传，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并引导企业家们以公益行动代替奢侈型消费，让一种“新的消费主义”在富人中流行开来。
留下还是回去？
后移民时代的纠结选择
移民这个身份，代表着“新居民”，重新开始新生活，还是选择叶落归根，是很多人纠结的问题。
如Jeff，在国外生活了将近20年后，现在一直筹划着回国养老的事宜。
像洪萍这样的人，并不会修改国籍，毕竟父母、亲人、朋友都还在国内。“但像我女儿这样的，从小接受外国教育，她们就会选择入国籍。”
而对于Lucy来说，则没有什么犹疑。相比很多女性，她已经见识了太多，并且实现了心愿——获得国际化视野。但她依旧觉得，还有太多东西没学、没做、没体验过。“我想趁着自己有足够的基础，想做完自己想做的事。”同时，Lucy看好自己未来的发展，“在一个国际化、全球化的社会，差异性营销至关重要，这是我的优势。”这也是她一个小小的中国女子，在白人世界立足并获得高级职位的原因。
但是，纵使自己已经在异国他乡取得了成功，Lucy依旧客观地表示，由于每个人想得到的东西不同，移民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很多人移民，冲着国外的洁净空气和怡人风景，但实际上，人并不是光靠空气和风景就能生活”。她把职业发展的可能性放在考虑的第一位。此外，还建议有意向移民的人士，把这几点思考清楚：为什么要到西方国家去、有什么优势可以立足、自己的定位在哪、能为社会创造什么。
“如果年轻人不能完全融入西方社会，在国外做三等公民，没有任何意义；人生这么短暂，如果梦想无法实现，或根本没有梦想，老了以后都没有值得回忆的。”Lucy解释，她说的“三等公民”并不是吃不饱、穿不暖。事实上，在那样一个福利社会，温饱并不用担心。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他还需要社会的肯定、认同，以及自我价值得到体现，“如果没有体验过事业成功的喜悦感，或为事业奋斗的自豪感，那么就很难得到那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