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谢嘉玲编译报道】《纽约时报》英文网4月1日刊登了阎连科的评论文章，题为“在中国国家造成的‘失忆’”（On China’s State-Sponsored Amnesia）。
文章说，2012年3月，我在香港会见了瑞典的汉学教授罗多弼（Torbjörn Lodén）。他告诉我，当他在香港城市大学短暂教课时，他在课堂上问了40名来自中国的学生，关于“六四事件”他们知道些什么，以及是否熟悉刘宾雁和方励之这两人的名字。1989年的这场亲民主运动，最后以“六四镇压”流血结束。而刘宾雁和方励之是那个时代中国著名的民主人士。所有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彼此面面相觑，静默不解。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老师告诉我的事。她曾问她来自中国的学生，是否听说过在1960年代初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了3000万到4000万人。学生们的反应是惊呆了，仿佛她，这位在香港的老师，在肆无忌惮地捏造历史来攻击他们的祖国。
交换完这些故事后，我和罗多弼阴沉着脸，坐在一家安静的越南咖啡厅里，说不出话来。自那以后，想到在中国，人们长期私下议论的这种举国“失忆”现象，仍象刺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不时，伴随着痛苦往事的回忆和对这种失去记忆的思索，折磨着我。
文章说，今天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是否已成为了失忆的一代？是谁造成他们失忆的？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老一辈还记得过去的人，应对年轻一代的失忆负有责任吗？
这里在谈的失忆，是指抹去记忆，而不是自然过程中的遗忘。时间的推移可以使人忘却。但是抹去记忆的行为，是主动的让人们失去对现在及过去的记忆。
文章说，我过去曾认为，历史和记忆总会战胜暂时的畸变，并返回到其应有的地位。现在看来，情况正好相反。在今天的中国，健忘胜过记忆；谎言正“超越”真相；捏造已成为逻辑链，来填补历史的空隙。
在1949年以后，革命完全吞噬了中国。革命建立了政权，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我们当前的现实。人们的记忆和被管制的记忆，人们的健忘和被管制的健忘，都是由国家统一确定，用革命性的战术来系统的实施完成。
历史的细节被选择性的从记录及教科书中删除。事件的详细信息，仍然留在老一辈中国人的记忆里，在1930年代开始的抗日战争，那些在前线洒血的士兵和平民的名字，所有这些都被精心地剔除了。
在1949年内战结束后，一个人的狂热，把整个国家推入疯狂的建设步伐，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维持着一种永久战争状态的狂热气氛。
但这些运动中的悲惨经历，已经被从人们的集体记忆中删除，永久封藏。
文章谈到，大跃进，强制性全国范围内大炼钢铁，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饥荒，造成3000万至4000万人饿死，后来被归咎为“三年自然灾害”和10年文革的灾难-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实在太荒谬！太残忍！因此，很多人不愿意把这些痛苦的回忆告诉年轻的一代。
没有一个字记载了在1970年代末与越南毫无来由的战争中，死去了多少中国人或是越南人。也几乎没有人质疑在1983年的严打中-以有伤风化的名义把在公开场合亲吻的人投入监狱，或处死小偷小摸。
虽然整个世界仍然清晰地记得1989年6月4日学生运动的悲惨结局，但在中国，发生流血事件的地方，那痛苦的记忆丢失了，并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影响力增加而欢呼。
文章问到，还有什么要在记忆中丢失的吗？那就是最近发生的一切：因不卫生的卖血造成的艾滋病疫情；无数的非法煤矿的爆炸；发生在黑砖窑里的现代奴隶制；猖獗的生产毒奶粉、有毒鸡蛋、有毒海鲜、地沟油、致癌的蔬菜和水果；强迫堕胎；暴力强拆；虐待上访者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有关这个国家或是政权的负面消息将被从集体记忆中迅速抹去。删除这种记忆是通过审查报纸、杂志、电视新闻、互联网及任何能保留记忆的东西来实现。
文章在最后说，中国已故作家巴金有一个保留记忆的梦想 - 在中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那场发生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革命”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座疯人院。
我相信，真正伟大的人是那些有勇气记住自己的过去的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是一个有勇气来记录自己历史的国家。
（译文为节选，点击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