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对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影响已经难以估量。这是历史进程之偶然，还是中国发展之必然？对此，我们必须要反思。
首先是资源枯竭问题，中国的巨大发展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撑，为此，中国既向国土内的自然资源索取，也向全球的自然资源索取。34年来，中国向自然资源索取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人类历史上也绝无仅有。1978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5.71亿吨标准煤，2012年为36.2亿吨标准煤，增长了5.3倍。2010年，我国以占世界10%的经济总量消耗了世界约20%的能源、60%的水泥、47%的铁矿石、49%的钢、44%的铅、40%的铝和38%的铜。目前我国单位GDP的能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2.9倍、日本的4.5倍，我国单位GDP的水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2000年至2010年，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下降了20%以上，人均用水量上升了3.4%。
另一个问题是排污问题。2011年，中国废水排放量为659.2亿吨，人均48吨多，居世界前列。2010年，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都超过2200万吨，位居世界第一，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为1446.1万吨，均远超出环境承载能力。全国33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近2/3的城市达不到二级标准要求。中国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2000年至2010年，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长2.63%，中国年均增长8.58%，占全世界排放总量的25%，占世界新增长排放量的61.64%。
中国过去30多年保持了10%的增长速度，未来到2020年是否要继续保持8%的增长速度？要保持这样的速度，如果仍沿用过去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其结果会是什么？一方面，若今后GDP年均增长8%，到2020年，中国GDP总量将达96万亿元，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都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中国确定的未来目标。而另一方面，按2000至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为0.8计算（即GDP增长1%，能源消费增长0.8%），在延续目前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能源使用效率水平的情况下，到2020年，中国可能将消费55.7亿吨标准煤，比2010年的32.5亿吨增长70%以上。届时可能将占世界能源消费量的30%以上。中国自己与世界他国能为我们提供这样巨大的资源供给吗？中国的水、铁矿、原油、有色金属矿资源能够支撑这样巨大的需求吗？世界能像过去那样向中国提供这些资源吗？如果提供，世界资源价格还不在过去翻几番的基础之上再翻上几番？再有，如果按当前中国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比例计算，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可能超过120亿吨，占世界排放总量的约40%和排放增量的约70%，人均排放超过9吨；即使按2020年单位GDP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计算，届时也将超过110亿吨，占世界总排放总量的35%以上和增量的60%以上。这样的排放，中国能够承受吗？世界能够承受吗？
鉴于此，中国必须改变方向降增速。中国提倡转变发展方式已经二十多年，提倡科学发展观已经十多年。但反观这一、二十年的历史，我们的转变发展方式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口号有十分，政策只有七分，执行只有五分，效果不到三分。我们的政策往往相互制约，执行往往相互掣肘，效果往往相互抵消。面对问题，中国政府已经比过去更加深入洞察，扩大和深化了科学发展观与转变发展方式的内涵与外延，把生态文明作为五大文明之一，提到空前高度。但面对突如其来、空前严重的雾霾，我们要更加地深刻反省自己，反省过去。中国发展必须改变原有路径，必须真正地而不是口号式地树立科学发展观和转变发展方式，要将十分口号变成十分政策，化为十分行动，至少争取七八分成效。为此，最根本的是要放慢发展步伐，以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之“高烧热病”。“经济高烧”是中国发展综合病症之总根源。一定要切实降低发展速度，“十二五”期间努力将速度控制在7%以下，东中西部发展速度分别控制在6%、7%和8%左右；“十三五”期间全国控制在6%以内。这是解决问题之纲，只有纲举，才能目张。只有降低速度，才能减少对资源的过度索取；只有减少资源过度索取，也才能遏制污染排放速度的过快增长、污染排放总量的过度膨胀。只有减少资源过度索取过度消耗、降低污染排放的过度膨胀，才能减轻对中国自身的压力，保护和拯救自己，减轻对世界的压力，保护和拯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