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元老于右任在民国政坛上的地位和他在书法艺术、尤其是草书方面的造诣和建树尽人皆知，然治陕西博物馆史不能不提及的是他与西安碑林的一段特殊情缘。
于右任，原名伯循，字右任，号“髯翁”，晚号“太平老人”。祖籍陕西泾阳斗口村，称“斗口于家”。1879年出生于陕西三原县东关河道巷，后来读书、应试均在三原县，因此就著籍为三原人。
于右任早年书学赵孟頫，后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融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正因为如此，于右任对北魏碑刻情有独钟，并不惜重金搜求北魏墓志。
洛阳城北的邙山景色优美，土层深厚，自古被认为是风水宝地，乃至有“生居苏杭，死藏北邙”之说。北魏孝文帝实行改革，将都城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将拓跋氏改姓为元，为表示改革的彻底性，明令皇亲国戚死后均不得归葬代北。这样，北魏的宗室及贵族多葬于邙山。其墓志多出于当时的书法大家之手，书法艺术成就极高。故而这一地区成为了走私盗墓者关注的重点，不少价值连城的墓志流失国外。对此，于右任痛心疾首，与同样酷爱金石的张钫相约在洛阳一带不惜代价，戮力访购。双方达成默契：得北魏墓志归于右任，得唐代墓志归张钫。
经过前后20余年悉心购藏，于右任耗资十余万银元，购得历代碑石墓志四百余方，其中北魏墓志一百余方。因为这批墓志中有七对夫妻墓志，于右任便将自己的居室命名为“鸳鸯七志斋”，这批藏石也被称为“鸳鸯七志斋藏石”。
1935年10月11日，于右任由上海给在陕西主政的邵力子和杨虎城发了一份电报：“邵主席力子兄、杨主任虎城弟钧鉴：我所藏鸳鸯七斋志石，计唐以上二百余方，尚有《汉石经·周易》一方。现决送归陕省公有，在西安集中藏处，拟以将来摹拓所得之款，补助三原民治小学经费。唯存放处所，得一妥当地方，即由二公酌定。”电报明确表达了将鸳鸯七志斋藏石捐赠给陕西的意愿。
后经多方商议，决定在西安碑林专辟一陈列室保存和展示这批藏石，于是便有了今天的西安碑林第八室。这批藏石有了一个安身之处，于右任内心十分喜悦，1942年他在《鸳鸯七志斋藏石目录序》一文中写道：“往余积年藏石四百余方，而南北迁徙，每有散佚。二十四年（1935年）春，始聚而赠至西安碑林，建阁庋藏，以饷士林”。关于这批藏石的价值，于右任描述道：“于征伐官制诸端，可补前史疏漏，于氏族可考南北播迁之原委，于文辞可增列代骈散之别录，于书法可知隶楷递变之途径。”指出了墓志在研究历史、民族迁徙、文学及书法方面的巨大作用。
于右任捐赠的碑石墓志后经核查，共计318种，387石。在此之前，西安碑林中唐以前的碑刻很少，墓志收藏也不多，《鸳鸯七志斋藏石》入藏碑林，弥补了碑林藏石的缺憾，大大丰富了碑林的内涵。
于右任捐赠的藏石中，有一件值得特别关注，即他在给邵力子和杨虎城的电报中提到的《汉石经·周易》一方，今称“熹平石经”残石。
《熹平石经》制作于东汉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175~183），历时九年，立于河南洛阳原太学门前。由当时著名的经学家蔡邕牵头，共24名经学家一同完成。内容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是中国历史上刊刻最早的一部石经。《熹平石经》集汉隶之大成，被奉为书法的典范，汉字字体由隶变楷的过渡，《熹平石经》起了桥梁的作用。从三国时期起，《熹平石经》在历经了无数次的浩劫之后，几乎毁失殆尽。1931年，于右任从洛阳古董商手中买到这块《熹平石经》残石，1936年运抵西安暂存文庙。当时日寇已逼近潼关，并开始对西安空袭。受命保存《熹平石经》的省考古会委员长张扶万先是将其埋藏于碑林东院，1939年10月又挖出，乘骡车冒险出城，历尽千辛万苦，将石经运回家乡富平县董南堡村，吊挂在家中一口枯井内，并要求家人不准随便开启井盖，不准走漏消息。1943年10月，张鹏一病逝于家中，临终前一再嘱咐家人要悉心保护石经，一定要完璧送归于右任。抗战胜利后，张鹏一之子张午中唯恐石经发生不测，写信给于右任一位好友张文生，希望其将残石尽快设法运走，后来这位故友将《熹平石经》残石运至陕西三原县民治学校，不久又转运到于右任之侄于期家中。1952年，陕西文管会派人从三原运回残石，重新安置于碑林，结束了其十几年的漂泊生涯。
于右任一生爱国爱民，自奉节俭，清正廉明，他的诗、词、曲均有很高的造诣，曾写下不少寄托国家民族兴衰之情的诗篇。晚年他滞留孤岛时，对大陆情念颇深。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作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其乡思之苦，溢于言表，成为千古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