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逢迎主政上海
江泽民似乎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南京当汉奸，却因为转学到上海交大而成功地隐瞒了一部份汉奸历史；他在电子工业部成绩平平，却因为到上海当市长和市委书记，而有了用镇压学潮的鲜血染红顶戴花翎的机会；当上总书记之后，江泽民更是不遗余力地经营上海帮以稳固其权力，一遇到像SARS这样的危机，就立马躲到上海。
江泽民来到上海的时候是1985年，这是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和上海市长汪道涵一起大力推荐的结果。陈和汪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对“红色江山”的考虑，也是为了还江上青一个人情。
江上青曾经是汪道涵的顶头上司。抗战初期，汪道涵担任江上青直接领导的中共安徽嘉山县县委书记，而陈国栋也因为江上青的大力推荐，担任了安徽灵璧县县长。
四十多年后，这两位出身华东系统的中共干部都成了封疆大吏，对假称江上青遗孤的江泽民大加扶持。
从江泽民推荐人的背景不难看出，江爬上高位跟他本人的工作能力并无关系，而又是沾了死人的光。
上海是中共大老每年过冬必去的地方，尤其是可以左右党中央的陈云和左右国务院的李先念，这都给了江泽民继续巴结权贵往上爬的可遇不可求的良机。
陈云就是在上海出生的。遵义会议后，红军北上逃跑，陈云奉命到上海恢复地下党的工作。中共建政后，陈云曾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出任中共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所有与陈云关系密切的干部，几乎都是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在政治上偏向左倾，因此都可称为保守派。包括后来接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亲家宋任穷、陈云的学生姚依林，华东系统的干部几乎都是陈云的嫡系，这其中还包括陈云的副手，华东地区财经委员会主任，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其他如陈国栋、汪道涵以及华东局组织部长胡立教，也都曾在陈云手下任职。而李先念更是跟邓小平矛盾重重，对改革开放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在邓小平和陈云、李先念等人的较量中，虽然说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核心，但他一直受到陈云和李先念的制约，双方从没有一方占有绝对的优势，身为上海市长的江泽民骨子里是个铁杆的保守派，见到陈、李的时候毕恭毕敬，伺候加奉承，为计划经济唱赞歌，但邓小平方面，江也不敢得罪。在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面前，江泽民完全是另一副嘴脸，还是要做一点改革的姿态的。
初尝暴力镇压的甜头
江泽民到上海时正赶上城市改革刚刚开始，百姓忽然发现副食品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在一年之间上涨了百分之十七。此次物价上涨，被中共称之为物价闯关。这关不但没闯过去，反倒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不满和学潮，学生要求政府解决两个问题：一、生活费用增加；二、官员腐败的问题。
当时中央还是胡耀邦主政，江泽民自然以改革派的面目出现，他跑到大学去对一万多名师生发表演讲，承认消费品价格的攀升出人意料，但是他又解释说市场经济最终会把价格稳定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学生们当时听信了江的话。远在北京的胡耀邦也开始积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1986年发生了几件事：7月，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从美国普林斯顿进修后回国，发表了一系列演讲，提倡民主理念。9月，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进步党”成立，十四年后，这个党在大选中获胜，开中华民国政党轮替之先河。不少学生从美国之音中听到了这一消息，同文同种的台湾可以成立反对党，这也令当时受到些民主启蒙的大学生们很兴奋。
到了年底，在安徽省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中，科大党委不准许大学生和研究生与官方指定的候选人进行竞选，直接引发学潮。12月初，中国科大等合肥高校上万名学生先后两次上街示威。消息传至上海，令学潮规模扩大，上海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学生纷纷上街响应，要求民主、自由、平等，并且提出废除专制独裁。其后席卷北京乃至全国。
上海的学生要求与江泽民对话，并且提出了政治改革、新闻自由、放松控制等要求。江泽民带着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在12月8日到达上海交大与学生对话。整个过程十分富有戏剧性。
江泽民走上讲坛的时候是带着讲稿的，他带上老花镜，摊开一张纸，开始大谈经济五年计划的成果，但是这显然不是学生们感兴趣的东西，台下三千多名学生嘘声一片。江泽民恼怒的抬起头，摆出严厉的姿态盯着学生，看谁不把他放在眼里。学生们照嘘不误。有学生喊道：“你那个东西，我们在报纸和电视上天天看，现在你应该先听我们讲！”还有学生开始喊抗议口号。
江泽民指著那个嘘得最响的学生声色俱厉的说：“你嘘我是没有用的，我告诉你大风大浪我见得多了！你叫什么名字？你敢上台来吗？你敢上来讲吗？”
没想到这位学生真的起身到了台上，接过了麦克风，开始侃侃而谈他的民主观点。另外十多个学生也立即跳到台上，和江泽民面对面地站着，准备跟他理论，这个阵势让江的两腿有些发软。这些学生要求新闻自由，要求对游行示威进行公开公正的报导，要求张贴大字报进行辩论。学生们的发言吸引了下面所有人的注意。
最让江泽民大惊失色的是，他们竟然质问到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你是如何当上市长的？”江一边尴尬地赔著笑，一边往后退，一直退到讲台边上，并趁著大家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示意与他一起去交大的上海市宣传部部长陈至立把每一个上台的学生都用照相机照下来，以便秋后算帐。
学生一阵激动的演讲之后，终于，轮到江泽民说话了，“刚才我一进到校园，就看到你们的大字报，”江尽力堆出一脸笑容说，“你们要求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是1863年11月19日，林肯在葛底斯堡公墓为了纪念南北战争中阵亡的烈士发表的演讲。现在我想请问你们，谁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这篇演说？”
激动的学生们不知道江泽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不说话了。面对学生的沉默，惯于用作秀转移视线的江泽民恢复了自信。他挺了挺肚子，清了清嗓子，开始用英文大声背诵头一天晚上反复记忆的美国宪法的开篇部份，以及林肯1863年在葛底斯堡的演讲。
不可否认，当年处于文革之后、改革开放的初期，学生们的英文水平普遍不高，江泽民一直背到他不会背的地方才停下来，洋洋得意地问“听懂了吗？我告诉你们，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一样……”正当江泽民滔滔不绝的阐述什么民主要以党的领导为前提时，一位学生高声喊道“我们现在要有宪法规定的游行示威的自由，要新闻公开报导！”江泽民收起了挤出来的笑容，色厉内荏地说：“谁阻断交通、破坏生产，就是阻断改革，谁就要负政治责任！”软硬不吃的学生们虽然再没机会拿到麦克风，但依然情绪激动的继续和江泽民对峙。
下午的会见长达三个多小时，气氛逐渐升温。江谎称有外事活动，离开了会场。因为心慌意乱，急于逃跑，江出门时一头撞在半开的门上，虽然伤口不深，但流了很多血。江顾不上包扎，用手捂著额头急步出门，钻进汽车溜了。江泽民的狼狈逃窜被学生们当作笑话传了很长时间。
贵为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回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居然是亲自打电话给上海交大的党委书记何友声，让他到陈至立那里去取下午发言的学生相片，并叮嘱他一定要找出来这些学生的姓名和所在班级。何友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声答应一定照办。
随后江泽民指示，上海交大因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关闭所有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除了舞会，不搞学生集体活动。江泽民那个时候就开始用声色犬马的方法转移民众对民主和人权的关心，这一招儿还比较奏效。等到1989年学潮兴起的时候，各地学生游行串联如火如荼，上海交大的学生照样关起门来搞通宵舞会，自此以后直到89年北京学生5月13日绝食，上海大学生都出来游行声援时，上海交大的学生还日日开舞会，到了1989年5月19日戒严的前一天，交大学生才出来参与了大规模的游行。
在江泽民和交大学生对话的第二天，学生们涌上街头，在人民广场集会后游行到市政府，要求继续与江泽民对话。整个会面几乎是头一天的重复。这次江泽民有了经验，事先紧急命令2000名警察在广场待命。在武力的保护下江泽民不再露出笑容，他非常强硬、寸步不让，和前一天判若两人。对话失败，警察强行疏散聚集起来的学生，将最活跃者用大公共汽车拉走，学生们一哄而散。这两天的经验使江泽民尝到了强权的重要和武装镇压的甜头。
报复心极强的江泽民决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不服从他的人，当然更不会忘记当众挑战他让他下不来台的学生。那些被陈至立拍下照片的学生不是同一年级的，毕业时间不同，当时中国实行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身为市长的江泽民竟然有精力一直追踪那些学生的毕业分配情况，直到他们一个不落的都被分配到最穷苦边远地区才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