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59年10月赵玉书亲自掌握干部大会搞粮食，并开展了斗争。在逼粮斗争中，有些社队进行了体罚。如板桥公社小王庄共42户，户户被搜，吊打群众14人，挖地搜粮14户。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居住的茅草屋
老干部赵玉书的复出与洗白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中共建政初期那批老干部，已经陆续凋零，在回顾从政生涯时，却鲜见他们有自我检讨与反省；更多时候，他们是在琢磨着如何为自己树碑立传，赢得身后名声。原安徽凤阳县委书记赵玉书，大概可以算作一例。
凤阳县委组织部主办的“凤阳先锋网”，几年前刊发一篇名为《丰碑永驻———记原中共凤阳县委书记赵玉书》的文章，内称：“中都大地，淮河之滨，到处传颂着老书记赵玉书的动人事迹。尽管他卸任凤阳县委书记已有40个年头……人们饮水思源，念念不忘赵书记关注民生，关爱百姓一幕幕共产党人的公朴风范。”该文在网上引发很多讨论。
要知道，在赵玉书主政凤阳的大跃进期间，该县人口非正常死亡达6万余人，约合全县总人口六分之一。1960年底，赵玉书因执行过左政策路线而被降职，安徽省派农业厅厅长陈振亚来凤阳主持工作。陈振亚次年初在《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称，除死亡人口外，该县还有“浮肿病发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最严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52233人，发病的就有26018人，占49.8%。门台子电灌站有一个60名妇女的民工队，闭经的就有58人。此外，全县还有营养不良、身体瘦弱的17482人，他们目前大部已失去劳动能力。”
1961年1月，陈振亚主持召开凤阳县委五级干部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简报中记载了很多村民的控诉。兹举二例。被毛泽东表扬过的合作化带头人陈学梦在会上揭发说：“今年(农历，指1960年)春天，生活困难，顿顿饭都不离草。王家湖有37户人家，大人大部分死光了，现在每户只有一个少老子无娘的孤儿。小孩子看到我说：‘ 老主任，我们家大人都见不到你了，剩下我一个人看看你’，多痛心，多凄惨哪！”武店公社光明大队代表说：光明大队原有1638人，现在还有806人，死绝83户，还有20个孤儿。
会议一直在紧张严肃的诉苦中，到晚上7点才散。简报中称，“会上讲话的90%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他们在吐(冤)气时，百分之百的悲痛流泪。会场上看到他们哭，特别是大量人口死亡的情景，都十分沉痛。绝大部分同志都被感动得心痛流泪多次……眼泪都没有干过，尤其是妇女，哭得更厉害……”
作为凤阳县委一把手，赵玉书对此有无责任？《丰碑永驻》一文称，“大跃进‘浮夸风’的‘噩运’再次降临到凤阳人民的头上……农民生产再陷困境。赵玉书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解。‘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共产党人应该讲真话，做实事，弄虚作假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作为。’每次汇报工作，赵玉书总是如实汇报，不含‘水分’，可是却常常受到各种指责和批评……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讲假话便顺理成章成了一些人捞取政治资本的途径。赵玉书却不随波逐流。”
事实真相是否如此？我们看凤阳县委1961年《关于赵玉书同志错误事实报告(草稿)》对他的评价：“好大喜功，谎报成绩，骗取声誉，给全县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959年全县粮食实际产量仅10968万斤，虚报40500万斤。结果征购任务无法完成，很多社队出卖了口粮、种籽，有的社队停伙断炊，而赵玉书仍指使各地千方百计挖掘粮食潜力。1959年粮食登场后，赵亲自到府城公社红旗大队算粮食产量，由于灾害歉收，水稻平均每亩仅产34斤，赵认为太低，有问题，结果提高到平均亩产80斤，后又亲自到大通桥算粮食账，一算再算，结果多算出空头粮13万斤。1960年赵亲自到黄湾搞粮食，当时该社的种子、口粮已经卖尽了。赵偏听公社党委副书记阮夕田的谎报，就叫出售胡罗(萝)卜70万斤抵征购任务。赵还指示：‘反右倾’、‘反瞒产私分’、‘反资本主义’、‘兴无灭资’等。1959年10月份，赵亲自掌握县里召开的生产组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搞粮食，并开展了斗争。在逼粮斗争中，有些社队进行了体罚，大会结束后，各地又分别召开了斗争会，其斗争情况(比县里的大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撤职的，有捆绑吊打的，甚至逮捕法办的。很多社、队成立了‘查粮小组’、‘调粮突击队’，翻箱倒柜戳地凿壁，逐户搜查，吊打群众，结果不仅将社员自留地收的少量粮食和留下的一点杂粮、种籽没收，就连山芋叶子、鸡蛋、藕粉、现金等亦被以‘反资本主义’为名搜走。如板桥公社小王庄共42户，户户被搜，吊打群众14人，挖地搜粮14户。小溪河公社的”查粮突击队“深夜带枪搜查小溪河火车站，将职工家属的粮食、鸡蛋、洋葱等都拿走了。车站认为这是一种抢劫行为，并提出：”就是搜查也要有个搜查证。“后来县司法部长徐万里向赵反映了这个情况，赵说：”我查粮是查资本主义，要搜查证我补给他一张。“从1959年午季就开始搞粮食，一直搞到1960年3月份。”
据官方档案，赵玉书还曾在一次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凤阳本来不是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多农民在无法果腹的情况下弃婴，而赵玉书却在公社党委电话会议上明令禁止捡拾弃婴。饿殍遍地，赵家则是另一番景象———“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凤阳县武店公社考城医院院长王善良，因为说了一句“浮肿病人多，缺少粮食”，就被赵玉书认为是“造谣生事”而批准逮捕。另有一个叫蒋家惠的干部，汇报了粮食歉收和农民生活困苦情况，则被赵玉书定性为“攻击县委”，交机关大会斗争7次，书面检查9次，并停职劳动4个月。赵玉书主导和参与制造的冤案还有很多。包括凤阳县县长赵从华，也因对“共产风”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笔者曾在安徽采访大饥荒历史，赵玉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官员，在当时并不鲜见。耐人寻味的是，1961年初，在安徽省团委工作的马维民正式接替了赵玉书的职位，据他说，赵玉书停职后不久，就调到长丰县国营水家湖农场做厂长、书记。待到1964年9月，马维民接到省委组织部杨部长电话，调回团省委时，赵玉书再度复出。“赵玉书接替我，出任凤阳县委书记。你说怪不？”马维民也感觉困惑。
赵玉书回锅凤阳县委书记，貌似是夸张了些。但其他类似官员，在降职后不久又升官晋爵的，并不在少数。这种官员复出模式，证明了左倾“父母官”的风险成本的确很低。最苦的是那些农民。
但历史，永远是掌握话语权的人所书写的。《丰碑永驻》中说，“赵玉书身体力行，处处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履行着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他牢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把自己的事业同农民的利益紧紧捆在了一起。”在这里，赵玉书完成了对自己的洗白，变身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这就是我们要经常面对的历史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