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下面这篇任松林的文章，使我们更加怀念方城兄，愿方城一路走好！
当年，中国民联正是因为有许多像方城兄和松林兄这样优秀的人才作为骨干，吸引了一批留学生参加，不少盟友以加入民联有机会与这些精英为伍并和他们成为朋友而自豪，可惜，后来散掉了。。。
采桑子•忆故人
水急浪厚风声厉，燕赵孤胆，楚汉和弦，剑吼西风地浮寒。
行云不解故人去，话记当年，追忆当年，流星未远草方蓝。
知道吴方城兄突然去世，是前天网上看到万润南兄的悼诗。方城兄去了，非常震惊，二十多前的事情仿佛昨日，历历在目。
我是一九八六年秋天到肯塔基大学（UK）去读物理博士的。方城早我一年去，在UK的烟草研究所当博士后。由于有一些共同的朋友，不几天方城就来找我。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尤其对新朋友。从此就经常在一起，秀才论道，成了好朋友。我当时是个吃奖学金的穷留学生，相比方城的博士后，收入差很多。加上吴太太高晓林女士的热情好客，于是三五日经常去他家吃喝。不久方城买了房子，从此呼朋唤友更有了去处。
八十年代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许多都是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幸存者，也是高考恢复以后的佼佼者，非今日刚刚踏出校门的大学生可比。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十年，国内改革开始起步，似乎松动了不少，留学生中的指点江山的“国士”风气很浓，方城就是一个，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相见恨晚。【中国民联】（民联）是海外的第一个留学生的反对组织，一九八二年由王炳章博士等留学生创建，当时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中国民联出版的《中国之春》（中春）在留学生中流传很广。《中春》的主要论点是继七十年代末期“西单民主墙”，批评时政，鼓吹民主，风靡一时，对当时的留学生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方城八五年就加入了民联，是UK的最早的民联成员。
八七年，方城请了民联主席王炳章博士来学校演讲。在学校里借教室必须是注册的学生组织。为了组织这次演讲，方城拉我一起到学校注册了“中国民联”。当时中共已经公开定性民联为“反动组织”，大部分留学生虽身在海外，但胆子还是留着国内，小心谨慎，生怕触雷。如此，民联在自由世界是公开的，但在中国留学生中却是地下的，神秘的。王炳章到许多学校公开演讲，帮忙张罗的人不少，但敢站在台前为他主持的不多。方城觉得这样很不好，让美国公众看不起，就站出来主持演讲会，因此人们都知道了他是“反动组织”成员。以当时的环境，这是需要十分勇气的。王炳章的演讲很成功，演讲完了许多学生晚上聚到了方城家里，和王做了面对面的谈话。后来方城和我还到周围的学校帮助民联搞了好几次演讲。方城对民联的发展尽心尽力，在家经常搞party。尤其对新来的大陆学生，嘘寒问暖。因此拉近了学生和民联的关系，从那时起就有人参加民联了。肯塔基的民联因此发展起来了。
当时UK的大陆留学生不多，八六年时也就七八十人，到九二年我离开时也不过一百多人。大陆学生最多的要数我们物理化学楼了，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大陆学生就有三十多人。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刚刚起步，非常穷，UK几乎没有一个学生是家里有钱资助的。除了靠学校的助学金、奖学金自费生，就是中国政府出钱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了。物理、化学是基础科学，助教奖学金比较多，所以“自费”和“自费公派”中国学生比较多。当时中国大陆出来的学生是“自费生”，还是“公派生”有很多讲究。即便你从来没有拿公家的一分钱资助，也不一定是“自费生”。是不是“自费生”要看你的签证种类，F签证才是自费生，J签证的无论是否拿公家的钱都是“公派生”。拿中国公家的钱当然是公派，没有拿就叫所谓的“自费公派”。当时的情况是，在大陆的大学毕业不到两年以上，或者是研究生到美国留学必须是J签证，否则中国政府是不发护照的。J有完成学业必须回国的限制，不能在美国本土改换签证。当时的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由于签证的不同自然分成了不同的群体。
当时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直接负责管束UK的大陆留学生。教育处的两个秘书余肇基和夏颖奇经常光顾UK。接待他们的是大陆留学生同学会，叫“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联谊会）英文简称CSSA。“联谊会”的经费基本是从他们那里领取的。当时“联谊会”有一项任务就是汇报学生中的动态，包括政治思想，学习状态等等。什么时候过了考试，什么人转系，什么人做什么课题，什么人打工，什么人有倾向想留在美国找工作，什么人有不满言论等等事无巨细统统汇报。“联谊会”的骨干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了特殊学生。为了有效的监控大陆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大使馆还在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间建立了地下“党小组”。同学们都想毕业留下来工作，千方百计的不想让国内知道其学习进展情况。对打“小报告”的间谍行为，深痛恶绝。不过留学生刚刚从大陆出来，对政府有着天然的恐惧，敢怒而不敢言。“联谊会”和大家的关系，巧妙平衡，有人躲着，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积极参与。不过，到了八七年的两件具体的事把矛盾激化了。
第一件事是，两次留学生的公开《签名信》活动。第一次《签名信》是全美的大陆学生对国内的“反自由化”自发的组织签名抗议。签名的留学生上千人，在海外各大中文报纸公开登载引起轰动。第二次《签名信》是留学生就大陆当局对所谓“公派” J学生无论是否接受过公费资助都要求限期回国的政策不满，要求改变的请愿。两次《签名信》UK的留学生都有不少人签名。第一次《签名信》有十几个人签了名，第二次《签名信》是攸关许多个人的直接利益，好几十人签了名。由于恐惧，部分人还是用“化名”发布的。接下来，人们得到消息，大使馆正在通过“联谊会”调查参与者，于是人心惶惶，害怕一旦回国会被秋后算账。
第二件事是，一位物理系李政道奖学金（CASPEA）博士候选人在毕业前夕，申请到了博士后，到大使馆申请延期护照。大使馆以“毕业论文已经通过了的不需要延期”的理由，没有给予延期。这样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大使馆不希望拿了学位的人留下工作或读博士后。因为有了工作和在读博士后都可以办绿卡，不回去了。这位同学刚刚答辩几天，没有几个人知道，是谁通知了大使馆？联系到他也是“签名信”的化名参与者，一时人心浮动，人人愤慨，又人人自危。尤其是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同学，大家都认为是“联谊会”的人汇报了。
“联谊会”骨干一直是工学院的公费生和访问学者，自费生不愿意干。相对基础科学学科的大部分学生是F签证的自费生，工学院大部分则是J签证的“公费生”。虽然他们也希望有自由，也希望留下，但是由于资助和签证的关系必须依靠大使馆，因此走的很近。同时，有地下“党小组”活动的传闻也在流传。同学们再也忍不住了，尤其是我们的物理化学楼，同学们酝酿如何夺回“联谊会”，消灭“小报告”。问题是谁来出头？大家都知道，坚持同学们的利益，保持独立自治，挡住大使馆的压力，必须站在风口浪尖上和中国官方对抗，一定会付出个人代价的。
时间到了一九八八年五月，UK的“联谊会”到期要改选了。记得一天许多同学，主要是物理系和化学系的所谓“自费公派”的同学集中在我家里，要求我出面竞选“联谊会”。这些同学已经到了不得不为自己的利益一搏了，希望有人出头。推举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是F签证的自费生，刚刚开始读博士，暂时没有护照延期的困难。我又是两次签名信的发起人和联络人，是个半公开的“不同政见”人物，他们信得过。“联谊会”是三个人主持，会长，副会长和秘书。必须保证多数才能有作为，至少要两人当选才能有效的顶住压力，保持独立自治。我想到了方城，建议大家推举我和方城出来竞选。同学们开始有些顾虑，王炳章的演讲，方城主持，已经公开了他的所谓“反动组织”成员的身份。选举他是否更加刺激大使馆？我们物理系和化学系的人吵了一下午，最后认为只有把“联谊会”办成公开独立自治的学生会团体才有力量，刺激他们一下也好，否则更能维持。方城是博士后，又对人热情。他的“民联”身份，不但没有关系，而且公开了不受控制的意义。既然中共党员可以隐瞒身份控制学生组织。我们为什么不能选举倡导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中国民联”成员为学生团体的领导？同学们找到了方城，他非常高兴的同意了。
选举是八八年五月下旬的一天，在研究生宿舍后面的草地上举行。由于谁都知道海外各个“联谊会”是接受中国官方资助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官方管理留学生，大家从来对选举不感兴趣，每次来的人都不多，连三分之一也不到。但是这次来了不少人，物理系化学系的同学几乎都来了。上届“联谊会”的会长陈X主持选举，他是工学院的，来自天津大学的公费博士研究生。选举很顺利，推荐候选人、投票、唱票、宣布结果，也就一个多小时就非常有秩序的完成了。依票数多少，我当选会长，方城当选副会长、工学院的融XX当选秘书。融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公费生，本来他是大使馆和上届“联谊会”内定的“接班人”之一，其他内定的都落选了。我做当选致辞说：“我们将为大家竭诚服务。联谊会是在学校注册的、独立自治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组织，不对任何官方机构的负责，包括学校和中国驻美大使馆，仅对全体学生学者负责，为同学们的利益服务。”许多同学热情地鼓掌，这是他们希望的，我们要用鲜明的语言斩断所有威胁同学利益的企图。本来那些一直受官方委托建立大使馆和留学生的特殊联系的人，到现在才有所明白。我身边的融XX嘟囔了一句“莫名其妙”。他们可能感到不好向上面交代了。会后我们三人开了个会，融自告奋勇地承担和大使馆联系的角色，并一再重申他保留退出的权力，方城和我则表示理解，没有为难他。
接着的几天下来就更微妙了。选举后的第三天，大使馆的余夏二人就赶到UK，到处找人谈话。开始说选举混乱，一些人没有参加。后来又在方城的民联身份上做文章，说承认选举结果就是支持“反动组织”。于夏二人分别找到我，要我辞职，我不解。问为什么，他们说“民联是反动组织”，方城是民联成员，他们代表大使馆不接受选举结果。我则回答，这里又不是国内，没有所谓“反动组织”的说法，学生学者的民间团体在学校注册，大使馆接受不接受没关系，同学们支持，选举符合程序可以了。余告诉我，他曾是天津大学的教师，我则毕业于南开大学， 是邻居学校，从个人角度，最好尊重他的意见，是为我好。我谢谢他，也劝他做事不要出界。夏则出身加拿大留学生，以他的经验劝我辞职，也是为我好。我告诉他，留过学更应该知道这个结果的原因，同学们对他们的不信任和反感是为什么。他们在我这里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结果，就直接去找方城，当然肯定也不会有结果的。
他们继续活动•••，于是一封要求重选的请愿信出来了，交到学生顾问、国际学生办公室、负责学生事务的教务长手里。一场重新选举的运作在他们的领导下酝酿。可是上届的“联谊会”已经结束，我们新的一届已经在学校备案，我们不退出，选举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合法主持选举的人。于是他们找了学生顾问，工学院的华人副院长高教授，国际学生办公室和负责学生事务的教务长弗蘭克•哈里斯先生，希望由学校当局来主持重选。一个“通知”出 来了，说是校方要主持一次重新选举。于是，我分别找到了高和哈里斯了解情况，和他们谈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高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左派华人，说了一些可笑而无知 的话恐吓我，我们唇枪舌剑，根本没有交集。他知道，方城和我不退出，他没有理由出面。他仅仅是上届的顾问，我们这届已经请了物理系的刘教授为顾问。他没有 任何名义来搞什么重选，但他又不敢得罪大使馆。最后无奈，推说丈母娘病重，飞到夏威夷去，躲开了。和哈里斯先生的谈话非常直接，我告诉他，按照学校的规定 上次选举结果已经备案了，一切合法，学校没有理由干涉。我代表中国学生不能接受学校的干涉。他谈了口气说，他明白所有的过程，也同情我们，不过压力很大。 事件已经威胁到肯塔基州和中国江西省的姊妹州的关系，校长都没办法。我告诉他，我们已经请了媒体记者采访重选事件，如果愿意在媒体面前说明学校的立场和为 难，媒体非常愿意采访他。我希望他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
选举当天我就知道不会有任何校方的官员出席了，看来大使馆的官员必须亲自出马了。同学们及时通知了列克星敦市（Lexington）的所有媒体。不出所料，重选那天，主席台上预备的位子都空着没有人来，冷场了。最后，后台老板只好粉墨登场，本来坐在下面的二等秘书夏颖奇自己上台主持了。外国政府直接干预美国学生团体的戏码直接登场了。在夏先生的主持下，一个公开为使馆服务的新学生组织诞生了。由于CSSA的选举我们已在学校合法备案。他们的选举结果无法推翻合法的选举，只能另外再注册一个“联谊会”，英文简称为CSA，少了一个S，而中文也叫“联谊会”，“联谊会”成了双胞胎。融XX退出了我们的联谊会，当了CSA的会长。我们这边也开会补选了一位秘书，一切正常运作，坚持独立自治，我们得到了同学们和学校的支持。他们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列克星敦先驱领袖报（Lexington Herald-Leader）登载了 “中国外交官驱逐不同政见学生”新闻和照片，和对方城的采访。接着几天，纽约，旧金山、香港等各地的报纸也相继转载、报道。第一个海外中国留学生的独立自治学生组织诞生了。中国官方控制留学生团体的内幕在世人面前曝光了。
我 们没有了任何官方的资助，但是我们有同学们的真诚支持。同学们虽然依靠微薄的助学金生活，但是仍然坚持自己出钱办活动，所有的开支都是大家自己筹办。成为 了真正的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扶持自己的独立自治学生组织。我们每个月都办活动。我们郊游，办舞会、文艺晚会、讨论会，请学者演讲，办成了一个真正的联谊 会。人心在我们这里，我们用自己的力量独立自治，阻断了控制学生学者的黑手。大使馆支持的另一个“联谊会”，想尽办法拉拢人去他们哪里，找人签名支持，没有多少人理会。他们也不敢再打“小报告”了。他们的几个干部和积极分子，不断到我们这里讲，他们是护照要到期，没有办法。等护照延期办好了，就退出。我们的独立自治，也为那些弯腰鞠躬去谋取个人利益的人找到了机会。不论他们前任的陈某，还是现任的融某某，都是J签证的“公派生”， 都有护照延期的问题。他们的行为是在为自己谋到了利益，虽然不齿，但也可以理解。融毕业以后顺利拿到护照延期，到了伊利诺州的一个学校教书。陈也很快延了护照，找到工作走了。大使馆的人为了维持他们的影响，为了打击我们的力量，也要拉拢一般同学，态度开始软化，对同学们的护照延期再也不敢刁难了。前面提到的那个物理系毕业生，是我们的坚定支持者，为了拉拢他，本来拒绝延期的护照也延了。一九八八年底，他顺利去了维吉尼亚读博士后了。我们的坚持为留学生整体维护了权力，阻断了“小报告”。“坚持独立自治”和“甘为附庸”的斗争为所有同学争取到了实际利益，无论“左”的还是“右”的。这就是我们的初衷，也是独立•自治•团结的力量。
大使馆重点打击的是方城和我，散布谣言，电话干扰。什么都用上了。一个插曲是我们几个主要成员都遭到了电话骚扰。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开始就不停的有不明的电话打进来。每十分钟一次，一直到午夜。如果不接就不停的响，二十一响之后自动停了。要是接起，马上就断了。过几分钟再来。目的非常明显，是威胁、 干扰我们的正常生活。他们非常专业，也了解我们无法找到他。因为校内所有电话，包括研究室、办公室、研究生宿舍，都是学校自己的“野猫电话公司”（Wildcat）的服务，和外界是分离的。校内出去的电话ID仅仅能显示“野猫电话公司”的出口，不是具体的电话。我找了电话公司，他们追踪发现，电话是从一个学校的电话拨出去，再进来。他们追踪的结果只是学校电话公司的进口和出口。本来学校里的电话之间拨最后5位就可以接通，这个电话是拨7位到外面再绕回来。他们告诉我，由于以前没有需要，他们没有程序来追踪，如果需要，要重新写，要我等一段时间才可以办的。我们报了警，警察设置了监听。不过 这个人从来不说话，警察也没办法找到。时间持续了好几个月，大概是他觉得得逞了，大意了。有一次是我们一位主要成员女朋友接了电话。大概是那个姑娘非常漂亮的原因，他说话了，和她调情。于是暴露了，警察找到了他，是一个国内医科大学来的姓张的公费访问学者。暴露以后，他求我们饶恕他。我们本来可以控告他， 揭露大使馆的阴谋，可能是由于大家都太穷了，那位姑娘和他的男朋友接受了和解，最后以五万美元以按躁扰女士的流氓案子和解了，结案了。五万对于研究生来讲可是一个大数目。估计是使馆为他公费“报销”了。结了后，他马上离开了，不知所终。同学们都知道他是什么人，为谁工作。他一离开，躁扰电话从此就没有了。
我们是海外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的独立自治组织，报纸登出以后，得到了各界的支持。在最困难的时刻，旧金山的侨界资助了我们五百美元。各地的报纸，媒体纷纷发 布报道，发表评论。一个小小的大学留学生组织的独立自治有这么多的反响，有这么大的振动，说明中国人对民主对自由是多么执着，多么渴望。我们有了信心，绝 不能放弃。我们的事情，也鼓舞了其他学校。中国驻外机构对所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都是一样的控制，所有的留学生面临我们同样的问题。德克萨斯农工大学（A&M）的葛洵找到我，方城的一个在普渡大学的老同学找到他，许多学校打电话来，商量在他们那里如何摆脱中国政府的控制。一场学生组织独立自治运动开始了。
方城和我都知道，我们一定上了“黑名单”了。我们互相鼓励，我们做的是为了大家，应该自豪，付出是值得的，同学们拥护我们，各界理解我们。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街头的枪声和鲜血震惊了世界。二十四小时的电视直播画面牵动了所有人的心。那个时间起，所有的中国学生都“反”了，所有学校的“联谊会”都“反”了，所有的中国留学生组织都独立了。最后，发展成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的独立自治组织，【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学自联）。一九九四年学自联五届代表大会在我们UK召开，学自联主席耿晓在讲话中说：“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敦打响了美国独立运动的第一枪，肯塔基的列克星敦打响了中国留学生独立运动的第一枪”。
89年北京那段时候，我们UK的独立自治学生组织是最兴旺的时候，对方销声匿迹。从四月份开始，我们UK是唯一以学校为单位，代表同学，上街游行。我们是组织四月底的芝加哥支持北京“四二七”游行的主力；是进人领事馆的学校代表；我们是6月4日芝加哥声讨暴行集会的主席团学校；我们是全美学自联的前身，“中西部学自联”，的发起学校。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成果，我的团结了同学，为支援国内的学生出了力。六月五日下午，北京街头流血的第二天，我们在UK的物理系大教室召开了大会。我在黑板上写下了“擦干眼泪，携起手来”八个大字，许多人哭了。大使馆精心培养的傀儡组织CSA的许多人也来了。他们的许多人也哭了。我记得一位机械系的同学起来说：CAS该解散了，否则我们对不起北京的同学。我们热情的握手••••••（当然，这仅仅是暂时的。九十年代后期，他们在大使馆的支持下又卷土重来，我已经毕业离开UK了。）
台湾、香港的留学生团体也都支持我们独立自治。当时台湾学生会的会长就是现在的立法委员费鸿泰先生，他那时是学统计的博士生。鸿泰和我同岁，他们非常关心大陆的事情。我们是独立自治的组织，没有官方的掣肘，没有人为的意识形态，方城、鸿泰和我都相处很好。香港的学生会的会长是学医的。我们多次和台湾、香港、 东南亚的华人留学生一起开party，一起郊游，烤肉。八九年四、五月间为了保证我们和各界的联系，台湾和香港的同学捐款买了一台传真机送给我们，放在方城的家里，每天各地的消息源源不断传来。当时email不普及，传真是比较贵的设备，对我们是雪中送炭。六四期间，中国人都团结起来了。无论“左”、“右”，无论地域。大陆、台湾、香港的中国学生都走上街头，出钱、出力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呐喊。
方城的以公开的民联成员身份竞选成功留学生组织，对民联是个巨大的鼓舞。各地的民联组织纷纷来电祝贺。方城在《中国之春》发表文章，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态度。方城在肯塔基的努力得到了效果，开创了民联在普通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的草根活动。对于一个政治组织，只有根植于基层，才有生命力；只有适应草根的需 求，才有活力；只有团结普通的人，才能不断成长。肯塔基的民联在那个时期非常有成就。许多人到方城那里长谈，参加了民联。民联的组织飞速扩大，后来发展成 了分部。民联组织不再神秘，不再是地下，同学们也不再害怕，成为留学生、华人的草根团体。UK的学生独立自治也为民主运动的发展创造了土壤。
方城为人热情，愿意助人。帮助了许多老朋友，他在北大时的老朋友、老同学都受到他多方帮助到了美国。在最困难的时候方城和我一直坚定的互相支持。没有方城的支持，我无法坚持下来。我们从来没有妥协过，从来没有背离当初竞选的宗旨。我们经常在一起，他的朋友也成了我的朋友。同样，我的许多朋友也成了他的座上 客。那段时间，我们无话不谈。他的家人，他的妈妈，太太，儿子都和我们的亲戚一样。吴太太高晓林女士是一位非常贤惠，勤劳持家的妻子。早出晚归的打工，又是方城事业忠实支持者。他们一家连他上中学的儿子都加入了民联。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他家一家在民联就是“三票”。
方城是个急性子。记得有一次划船漂流，我们许多同学，好几对夫妻，每对夫妻一条船。他们夫妻两人比我们几个都壮，可能是用力不均匀，船老打转，落到后面。他更加用力，结果船翻了，浑身是水。他没有感到自己用力太大，却觉得夫人没有配合好，愈发着急。我们都笑他的急性子，他的病变可能与他的性子有关。
方城是性情中人，原则性强，从来无法掩饰自己的好恶。由于肯塔基的事，我们两人的名字经常联系在一起。我们很多事情看法一致，但做法可能不同。他著名的“人血馒头”文章激烈畅快。虽然我的观点和他是一样的，但是我就不会写文章公开批评。这可能是我们的不同。他的原则性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他经常和我谈起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北大是反对聂元梓的，也常常谈起民联内部的一些纠纷。
在后来的民联的“倒王”事 件，以及学生组织在民主运动中的作用，我们渐渐出现分歧。我开始是支持的，但是并不积极，后来开始反感。我在内部的分歧问题上不是一个坚定的人。我认为内部的分歧没有必要争出泾渭分明的长短。我认为他们和王炳章仅仅是工作方法的不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也是我在九三年的民运“大联合”失败以后慢慢退出民运组织的起因。我对内部的不停的斗争、纠缠没有兴趣，失去了耐心。方城则对不符合程序的事情深痛恶绝，一往直前，坚定不移。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在困难时期接任民联主席，并且坚持到底。这些坚持，正是许多朋友称道的，也是我不具备的。九二年我博士毕业离开了UK，和方城也渐渐失去了联系。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华盛顿，记不得是那年了。现在想起来，我们之间许多可能有很多误解，没有根本的分歧。
我们有一件小事最让我难忘。我为了增加收入，在校内早晨送报纸。报纸是当地的主要报纸，叫《Lexington Herald-Leader 》。 在美国送报纸就像小生意，先交了报纸钱给报社买来报纸，挨家挨户的送去，还要从挨家挨户的收钱，一份报纸也就几分钱的差价。每天六点半以前必须送到，送晚了，人家不但不给钱，还投诉。报社管理苛刻，我每天三四点开始送报，一天也不敢怠慢。圣诞节期间全家想出去玩几天，但是送报怎么办？找了许多朋友，一听三四点起床，别说一星期，一天也没人答应。方城却应许了，帮我送了一个星期，才让我渡了一次假。这就是方城的为人。
我从UK毕业已经二十一年了。最后一次到肯塔基的列克星敦是一九九四年的学自联五大，也快二十年了。不过我们UK的同学之间的友谊还是和当初一样好，很多人成了一生的朋友。也许当时的压力把我们凝固在一起，我们没有资金，没有资源，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使得我们透不过气来。但是，我们坚持住了，坚持独立自治。这里面方城的功不可没。惊闻方城兄仙逝，谨以往事的回忆，以表怀念，祝愿方城在天国安息。
（二零一三•四•二十四•于加州硅谷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