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4月29日在头版发表《网络舆情并不完全等同现实民意》的短评，公开为陷入泥潭的中国红十字会辩护，短评说，全中国有115家基金会参与芦山地震救灾募捐，共募集善款和物资10.49亿元。中国红十字会系统收到社会捐赠款物5.66多亿元，占比达53%以上，这说明中国红十字会“尽管遭遇信任危机，但是在社会上仍然有相当高的信任度”。
文章最后总结，这一事实证明，“网络舆情与现实民意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个中原因，值得全社会深思”。
这篇266字的短评在微博上招致猛烈炮轰，网民的批评基本指向两个点，一是质疑红会所获捐款以强制性捐款占多数、二是官方媒体更不能代表民意。有网民反驳：“如果网络舆情并不完全等同民意，那么《人民日报》更没资格代表民意。”
有网民嘲讽，红会尽管遭遇信任危机，但仍有相当高信任度，同理，“《人民日报》尽管遭遇信任危机，但仍有相当大公费订阅量；《新闻联播》尽管遭遇信任危机，但仍有相当高的垄断性收视率”。
知名社会学者于建嵘在微博上说：“网络舆情是现实民意的一部分，就像人民日报只是党中央喉舌的一部分一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也认为，网络舆情不完全等同现实舆情，同样官方舆情也不完全等同于现实民意，“两句话要一块儿说，不能光说半句话”。
周孝正进一步分析，不管是红会还是《人民日报》被网民骂，说到底，“就是一个官方的公信力大幅丧失的问题”，“官方说国产婴儿奶粉比进口好，中国的母亲信吗？官员财产公示说了那么多年，怎么还不公示？”
在芦山地震发生后的头两天，民间组织壹基金所筹得的款项一度远超中国红会，但从第三天开始，中国红十字会系统所获捐款就反超壹基金。有舆论质疑，红会的所谓“捐款”其实不少带有强制性，而非民间个体自发性捐助。
网络舆论对红会募款的来源和属性做出更强烈的质疑。“若没有政府、国有单位的强捐，不知红会能收多少？”“红会晒晒那5亿的民意，究竟有几块钱来自人民？又有多少来自于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救场？”“大概只剩行政口募捐这块了，在社会募捐已基本失守”。
为了平息舆论对灾后善款流向的质疑，红会也公布了百位艺术家为2008年汶川地震所筹得的8472万捐款去向，主要用在受汶川地震影响的四川、甘肃、陕西、重庆、云南、宁夏6省市区开展博爱家园项目上，共计划援助248个社区。不过，红会没有说明，那8472万元的款项是花在哪些项目上。
红会不获舆论信任，核心问题是社会跟政府之间不再有信任关系，即便红会现在公布所有账目，再怎么解释，老百姓也不会再信！这不仅仅是郭美美的问题，也不是修复红会的问题，而是要全面调整政府跟社会大众的信任关系。现在老百姓普遍认为官场腐败，而官方却认为是舆论抹黑，官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也就不可能改变这种对抗关系。
红会实际上是个官办机构，网络舆论讨伐红会，折射出“社会跟政府之间互不信任”的核心问题，昔日的捐款大户香港，民间甚至有人发起“一毫子都不捐”的“抗捐运动”，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在4月24日就特首梁振英建议拨出1亿港元，捐助四川省政府举行拨款赈灾特别会议，但由于有议员质疑2008年汶川地震善款遭官员挪用、灾后援建工程不合格而反对捐款，会议在经过两小时辩论后流产。
《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头条形式对这个现象与部分评论作了综述，并对“少数港人以‘内地善款缺乏监督’为由……发起所谓‘抗捐运动’”提出批评。香港立法议员黄毓民在4月24日的拨款赈灾特别会议上严词反捐、痛斥港府捐款是为了表态效忠的视频，近日在大陆互联网上爆红，有网民把黄毓民的粤语发言译写成文字版方便他人，并感叹：“能投票的政府，真好！”
港人对于这种直接捐款己心生疑惑，甚至认为国内一年挥霍三公经费就是上万亿，大灾大难面前，何不省下点三公经费来救助灾民？不可否认的是，有些官员往往利用地方上发生天灾的机会，以灾民极需要救援物资及灾后重建资金，一旦大笔救灾款项到手，赈灾款的主要用途并不是用于赈济灾民，而是用来投资所谓政绩工程：起大楼、搞地产、上面子工程、创造GDP，就算是修桥补路，也只是为了收取过路费。至于老百姓的房屋，孩子们的学校，能糊弄就糊弄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