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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尸荒野的女犯
这是我去江西南昌约稿时，一位武警干部给我讲的真实故事。当初他曾经是执行死刑的人员之一。两位女犯平反后，他追悔莫及。我到赣州后，又有人为这椿案子找我……
到了赣州，我住地委招待所，不知怎麽回事，一天来了三个人向我告状。在他们眼里，《法制日报》的记者代表着中央政法机关，能镇住当地的土皇帝。我其实是假公济私，不太有兴趣听这些人罗罗唆唆地诉说。一个是因为住宅的地盘与邻居发生矛盾，导致打斗的事，一个是严打以后，儿子只因与领导吵架，打碎了领导家一块玻璃，即被拘留，后不明不白死于狱中的事，还有一个是因为受了一个轰动全江西省的反革命案牵连，要求落实政策。
这第三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找我时，鬼鬼祟祟，生怕让人看见。他给我讲了一个悲痛欲绝的案子，与我在南昌听说的不谋而合，可见这个案子的影响之大。他希望我为因这桩案子而受迫害株连的人做一点点努力。他们到现在还活得灰灰溜溜，潦倒困苦。临走时，他一再要我替他保密，并请我先出去看看，确定无人后，他才匆匆离去，消失在黑夜中。
时值一九八六年春，江西赣州怎麽还象文革时代那麽恐怖?
一封私信 两年牢灾
他给我讲的李九莲，钟海源案子早已有所耳闻，实在是触目惊心，不得不写几笔。李九莲，女，原赣州市第三中学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长。文革后成为三中“卫东彪战斗兵团”副团长，一九六九年二月，被分配到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工人。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她给当兵的男友信中讲了她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些越轨看法:
“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麽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反感，我认为刘少奇好象有很多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符合马列主义的……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因此对今后……。林彪到底会不会象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这其实是情窦初开的少女写给他男友的第一封信。这位男友也曾当过赣州三中“卫东彪战斗兵团”副团长。结果当年的红卫兵战友把这封信交给了部队领导。可能想表现一下自己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忠诚，借此得到提拔和重用。
部队领导马上把信转到了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处理。而这位出卖女友的家夥，打错了算盘，非但没捞到个官当，还很快就给复员了。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五日，李九莲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日记被抄走，发现有一些批判林彪的内容。因地委某负责人主张教育释放，分管政法工作的军代表不同意此意见，带着李九莲的日记，专程向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做了汇报。程世清听完回报后说：“象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反林副主席的，在全国也不多见，属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
下面的人考虑到姑娘年轻，出身又没问题，只判刑五年。
到一九七二年七月，程世清成了林彪死党，倒台了，李九莲才获得释放。结论是:现行反革命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发配到江西兴国县钨矿厂当徒工。
她被开除团籍，禁止加入工会，有病也不能去看，必须通过矿长批准。周围人仍把她当成危险人物，见面躲着走。原地区公安处办过她案子的人对她说:“你在林彪没暴露前，就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错误的。”
出卖过她的男友一口咬定“你就是个现行反革命!”
有人给李九莲介绍对象，男的是个技术员，地主家庭出身，李九莲同意了，谁知道技术员却嫌李九莲是“敌我矛盾”，不过帽子暂且拿在别人手里。还四处扬言“哼，李九莲想找我，也不看看她自己的样子，和她沾上边，运动来了，还活不活?”……
她不服这样的结论，一次又一次地到南昌，北京上访，申诉自己的问题。
只因一封信，就坐了两年牢，变成了五类分子!
赣州父老 伸张正义
一九七四年三月，批林批孔期间，李九莲在遭到地委，地区法院，公安处，妇联等单位对她来访一一训斥之后，忍无可忍，在赣州公园贴出了“反林彪无罪!”，“驳”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驳”反林彪是逆潮流而动””等六份大字报。
她把一九六九年自己写给男友的那封信贴在大字报的最前面。这批大字报贴出后，立刻轰动全赣州市，并获得了当地老百姓的广泛支持。人们纷纷写大字报，表示支持，同情李九莲。在她的大字报上，写满了各式各样的批语:
“向反林彪的女英雄学习!”
“反林彪无罪!”
“中国少的是李九莲，多的是奴才!”
“人民支持你，李九莲!”
“强烈要求为李九莲平反!”
“我们同情你，我们支持你，李九莲!”
“放心吧，呼啸的浪花，人民的大海永远与你同在!”
……
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声势浩大，令地方当局困惑不解，不敢贸然镇压，使得老百姓钻了一个空子，张贴了大量支持李九莲，批评赣州地区领导的大字报。赣州地委对此极为恐慌，认为李九莲的行动是反革命翻案，经请示省委，于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深夜，又秘密将李九莲逮捕，押往兴国县看守所。
赣州二十万父老兄弟姐妹再也忍不住了。四月二十四日夜，当地二百五十九个单位，二千多人举行集会，并发表声明:“李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她是酷爱真理，关心祖国前途，无私无畏的好青年!”
“立即释放李九莲!”的大标语贴满了赣州市街头。
会后，数千名群众自发涌向地委办公楼，要求释放李九莲，交涉了一夜，毫无结果。淩晨，几百名群众分乘四十多卡车，奔赴兴国县，请求县委和公安局释放李九莲。这就是所谓的4.25冲击监狱事件。
一时间，连许多当地党政领导，如地委常委陈万兆，兴国县公安局长等都表示：同情群众的要求，希望上面妥善处理此案。
李九莲贴在赣州公园的大字报前，更是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夜深了，还有人打着手电看……
人民群众如此大规模替一个反革命分子说话，在中国实属罕见，马上惊动了中共江西省委。 继程世青之后，陈昌奉在江西主政，这小子当时是江西省军区司令，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他立即向赣州地委发出五点指示:
一.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此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
三.冲击兴国县监狱是严重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
四.某些干部，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
五.对在李九莲问题上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的同志，应于表彰。
这五点指示，马上在赣州地，市几十万干部群众中传达，形成了一股可怕的魔力。
形势虽严峻，但赣州人民并没有都被吓慌了神。当晚，一些热心人士自发地聚在赣州公园，成立一个“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继续为反林彪的姑娘伸张正义，他们知道，事到如此，已无退路，只能利用批林批孔的缝隙，坚持斗争下去。
素不相识的人们给调委会送来了一块钱，二块钱，三块钱……有人给调委会送来了自己做的一锅肉炒米粉;有人给调委会送来了茶水;还有人捐来墨汁，浆糊，纸;不少中学生义务帮助，贴大字报，发传单，连很少出门的老太太也颤巍巍地柱着拐杖走来捐送邮票和信封，让调委会用来寄材料……
赣州市纺织厂一位女干部，找到调委会的负责人说:“听说你们上访正缺钱，我现在还没解放，只发生活费，这五十元，你们就收下吧，够买张火车票的……。”
赣南是个穷地方，一些工人家里连个收音机都没有，赣州人此刻却为调委会捐出大批钱物，使这个没有一分钱经费的民办组织生存了七个月之久!
赣州公园设立了广播站，日夜广播，公园的阅览室被用来写材料，抄大字报，印传单……
以调委会为代表的默默无闻的赣州老百姓没有在公安部森严的批示面前发抖;没有被省委四次五点指示吓倒;也没有被地委的停发工资所折服……李九莲反林彪的大无畏勇气，激励了赣州人民决心不顾一切地拯救自己女儿的生命。
谁说中国人骨头软?江西赣州人民在李九莲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勇敢，仗义，坚强足令中国人堪以自豪!他们六次上访北京，在长安街，前门等处张贴大字报，请求中央出面，解决李九莲问题;他们在省会南昌的八一大道上贴出了数以万计的大字报，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在他们中间，甚至还出现了为此献出生命的另一悲壮女子钟海源。
江西省委一小撮人自然又怕又恨，忙向中央汇报，求赐上方宝剑。
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及张春桥发了指示后，江西省立即开始镇压。
调委会被宣布为非法，予以取缔。
再次入狱 株连六百
一九七五年五月，李九莲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五年;另有四十多人因为李九莲说话而被判刑，此外还有六百多人受刑事，行政，党纪处分，全市九个中学，就有两个中学的副校长被开除公职，三个中学的团委书记被撤职，两个中学的工宣队长被退回原单位……
绕有意味的是原在赣州市公安局工作，当年第一个审判李九莲的梁某，九年后也因支持李九莲翻案而被开除党籍。
调委会主要负责人朱毅(被判刑二十年)临被捕前几小时，在赣州公园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说“李九莲已先我们而去了。我们也即将以同样的方式告别赣州人民。我们并不遗憾，因为我们和人民极其忠诚的儿女一道，共同创造和度过了这样一段永远难忘的岁月……既然需要经过牢狱的黑暗，才能到达真理的光明，人民会相信面对铁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坦然的……”
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赣州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有的流落街头，有的离婚，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几年不给工作，负债累累……
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又一次表现出它的空前的残暴无情。
李九莲再次入狱后，甯死不屈，受尽折磨。其间，她曾绝食七十二天，以示抗议。监狱强行给她注射葡萄糖，李九莲稍有知觉，就将针头拔下，以至于不得不捆住她的双手……
监狱并没有折弯了李九莲的铮铮硬骨，她在一篇交代材料中说:“我不理解毛主席为什麽能够抵制“红海洋”，而不能抵制林彪的“三忠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死后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血淋淋的教训摆在毛主席面前。我痛惜毛主席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昏昏然陶醉。”
三十一岁 暴尸荒野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下台。同年十二月，李九莲在狱中写下了“我的政治态度”一文，认为“华国锋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是“资产阶级野心家”，“寄希望于江青”……这篇文章，她并没有给任何人看。
但在一九七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晚上，监狱管教干部指名要她谈谈这一年的思想改造情况，李九莲不谈。狱吏喝道“你这个反革命，有胆量反动，就要有胆量说，明明是一条毒蛇，就不要装成个美女!”李九莲气得全身颤抖，她马上找出这篇稿子，当众就念，于是犯下了“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杀头罪名。
她又一次以无以伦比的＊气，把矛头指向中央主席，自己虽身在监狱却替已被捕入狱的江青鸣不平……抛开她的政治观点不说，但就她不惜只身与新的党中央相对，在举国欢庆打倒四人帮时，替江青说话的政治勇气，这位女子的英名就应载入中国的当代史。那些当初跟着江青跑，享尽富贵荣华的人，有哪个在江青倒台之后，还敢替她说话?别说判十五年刑的重犯，就是我们享受自由的人，谁敢在一九七七年的中国公开骂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是野心家呢? 跟风派，媚权派，拍马屁派比比皆是，太监的奴性毒素浸入民族的血液，有错误的李九莲比那些会变色，会发达，会朝三暮四的家夥伟大的多!
于是劳改农场说她“恶毒攻击华主席”，“丧心病狂进行反革命活动”，“公然为四人帮鸣冤叫屈”，报请上级改判死刑。
省高院的死刑报告经中共江西省委讨论集体通过。(据说有两名常委投反对票)
劳改农场的干部骗李九莲说“你不是一直在申诉吗?明天就带你去赣州解决你的问题。”这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粉碎四人帮后一年多，中国的政治形势在解冻，李九莲信以为真，高高兴兴与狱友告别。到赣南后，直到执行前一天，在赣县看守所，才对李九莲宣读了死刑判决书。
李九莲愤怒地喊道“就是我有错误，也是认识上的错误，你们为什麽要杀我?”
她拒绝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也不表示上诉。
她哪里知道把她从波阳县珠湖农场押回赣州只是千里迢迢借用她的脑袋来教育一下赣州那些四人帮帮派爪牙，对社会不满分子……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在赣州市体育场召开三万人的公判大会。
李九莲身穿黑色囚衣，脚戴镣铐，五花大绑，被插长牌“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被按跪在主席台上，她的嘴巴里塞着一块竹筒，以防她喊反动口号。
游街后，李九莲被押到西郊通天岩刑场。让她跪下，她死活不跪，刽子手懒得动手，一枪击中其腿，才把李九莲打成跪下的姿势，枪杀于两棵小松树之间，享年三十一岁。她的死相很惨苦，鼻孔流着二缕黑血，半张开的嘴巴也躺着血，双眼微睁，眉头紧皱……
李九莲的父亲已去世，她的母亲，兄弟姐妹在她入狱后三年，没有看望过她一次，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在她死后，任尸体在荒野暴弃数日，也不来收尸。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面前，连亲人都把她抛弃了……
更是不管，好象埋了这具尸体，有损威严。
除了一群蚁蝼在这具尸体乱爬乱钻外，没有人理会这具血肉模糊的残骸。
最后还真有一个人对这具开始发臭的尸体产生兴趣，是赣南机械厂的退休老工人何康贤。他把李九莲的乳房和阴部割了下来，带回家享受。(后被判刑七年)
即使李九莲的观点有错误，也不失为是个英雄。她有信仰，肯为信仰献身，她不怕死。国民党大官不杀，日本战犯不杀，大特务头子不杀，满州国皇帝不杀，却一定要杀掉她!
又一女子两肋插刀
在赣州市为李九莲鸣不平的无数人中，有一个小学教师，叫钟海源。她真正做到了为李九莲两肋插刀。
事实上，她并不认识李九莲。
她在李九莲大字报写道:“李九莲，您是我们女性的骄傲。”她自动找到调委会，请求为李九莲的平凡干点事。调委会的人问她:“你知道不，陈司令员下了五点指示，来这里工作，后果你不害怕吗?”“赣州市那麽多人为李九莲讲话，别人不怕，我为什麽要怕?”
钟海源原是地区广播站播音员，批林批孔后没事干了，才调到景凤山小学当老师。
调委会的广播，从早上一直响到晚上十点半。除了播音，一有余暇，她还帮着刻钢板，抄大字报。。当地委指示:“凡在调委会工作的人本单位一律停发工资”，很多人被迫离开了调委会。
钟海源却依旧天天来，带着自己的两岁女儿。
一九七五年五月，公安部批复:“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是反革命性质组织。调委会主要成员一一被捕。
在四出抓人的恐怖气氛笼罩全赣州市的时刻，调委会的身影消失了。唯有钟海源在自己家里起草了《最最紧急呼吁》，《强烈抗议》，《紧急告全市人民书》等传单，自己刻，自己印，自己到赣南剧院散发。
当局念她是个女人，又带着个两岁小孩，没抓她，只把她收进了学习班，检查交代。
不料，钟海源态度死硬，坚持认为李九莲无罪，拒绝检查，于是被捕。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后，她在监狱里公开说“华国锋不如邓小平。”结果，她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
为了替李九莲说话，她坐了牢，让自己的独生女儿失去了母亲。
这还不算，在监狱里，她仍然继续宣传:李九莲无罪，调委会无罪!她不只一次，二次，而是数十次地与看守辩论。每次都遭受严刑拷打，但即使嘴巴被打出血，头发被揪掉一大把，还是不改口。
审讯她的不得不对其他人承认“这个女人好厉害!赣州女犯里，没见过这样的。”
最后，她在被打断小腿骨的情况下，居然站了起来，拖着沈重的镣铐，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打倒华国锋!”的反动口号。
公安部曾帮着江西省委镇压了为李九莲奔走呼号的赣州人民，钟海源本能地对公安部长和华国锋嗤之以鼻，即使后者当了中共中央主席。
于是在李九莲被杀四个月后，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钟海源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就是“恶毒攻击华主席”。
与李九莲不同，钟海源听完死刑判决后，毫不犹豫地签了名，然后把笔一甩，扭头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问她有什麽后事要交代?她平静地说“跟你们讲话白费劲，我们信仰不同。”昂首离去。看守们暗暗咋舌。
枪击未死 活剖取肾
四月三十日早晨，钟海源在死囚小号里，从从容容吃完生命中最后一顿饭:四个小馒头，一碗粥，一碟小菜。她坐在地上的草席上，一口一口慢慢吃着馒头，细细咀嚼，边吃小菜，边喝粥，把所有的饭都吃的干干净净。
之后，她拿出梳子，梳好了长发，将它们在脑后盘成一疙瘩，穿上一件挺新的花格呢短大衣，安详的样子让人不可思议。
又是五花大绑，又是监狱里批斗，又是揪头发，弯腰低头，又是挂大牌子游街，又是背后插一个斩牌，又是用绳子勒住喉咙，又是一长串威风凛凛的车队……那场面远远胜过日本侵略兵杀人时的排场!
南昌九十二野战医院住着一位飞行员，高干子弟，患肾功能衰竭，急需移植肾，且必须从活体上取。据说，女肾比男肾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
医院通过部队领导转告行刑的一位副营长，不能一枪打死，要留活体取肾。
据行刑人员讲:他把钟海源提上卡车时，觉得她体重也就五六十斤，象个七八岁的孩子。因长期缺少阳光，她的皮洁白的几乎透明，脸上浅蓝色的毛细血管都能看见。
为了保护好她的肾，游街时，一个头戴白口罩的军人示意押解人员按住她，从后面给钟海源左右肋下个打了一针。那针头又长又粗，金属针管，可能是给大牲畜用的，直扎进她的肾脏……竟然连衣服也不脱，隔着短大衣就捅进去，钟海源嘴被堵住，全身剧烈地颤抖。
到了刑场，架到指定地点，副营长故意朝她右背打了一枪，然后由早已等候在那的几个医务人员，把她迅速抬进附近一辆篷布军车，在临时搭起的手术台上活着剖取钟海源的肾，一缕缕鲜血溢满了车厢底版，滴滴嗒嗒溅落在地上。也许是车厢里太滑，一位军医用拖把来回擦着底版上的血，之后又挤进一个塑料桶里，几次之后，竟盛满了半桶血。
谁也不知道此时此刻的钟海泉有没有知觉，她的脑子里在想什麽?
人一判了死刑，这个人就不再是人，好象就成了实验室的青蛙，老鼠，她的肾也和铁矿一样，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可以自由支配。
钟海源没有父母，丈夫在她被捕的第二天就跟她离了婚。但她的遗体却没有暴弃在荒郊野外，而是被十二野战医院拉走，供医生们作解剖标本。
这是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光天化日发生在中国江西省新建县的事。
这两位有着中国人民最高贵品德，最坚贞的伟大女性，下场却无比悲惨臭蔽，他们被人楸这头发，勒着喉咙，强行下跪，弱小的身躯被子弹炸了个拳头大的窟窿……一个被剜了女人那两样器官，一个被挖去了肾。而且，她们是背着四人帮的爪牙罪名被杀的。
三中全会以后：依然有罪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平反冤假错案后，赣洲地区中级法院几经复查，仍认为此案是“轻罪重判，错杀，但李九莲确已构成反革命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省委“同意法院意见”，认为“李九莲有罪，但不另行判刑。“他们抓住李九莲为江青说话这条，坚持不给平反。
赣洲人仍在偷偷给上面写信，为李九莲的案子鸣冤。新华社记者，老右派戴煌被惊动了，专程来赣州调查，噙泪写了一篇内参，指出:“李九莲由于两次被无辜囚禁，判刑申诉无效，自然对整她的前公安部长产生强烈反感，加之前后与世隔绝了七年之久，对社会上很多真实情况不了解，有一些错误观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何况对华国锋的批评也并非一无是处。”
最后，又是经过胡耀邦的亲自批示，冲破了江西省大大小小官吏的重重阻力，终于在一九八一年四月正式为她们平反昭雪，但“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调委会其他人也以“干扰党、政、公安、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扰乱社会秩序，错误极其严重”，但“未构成反革命罪”，陆续释放。
所以时值一九八六年春，二位英烈已经平反五年后，受株连的人仍抬不起头来。向我告状的年轻人仍要冒着风险，偷偷找我。杀李九莲、钟海源的那帮干部有的还在台上，有的虽已退休，但势力犹在。赣州人为李九莲牺牲的太重了，不的不变得谨小慎微。
“你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写写，全江西省差不多都知道李九莲。”来访者恳切地说。
谢谢这位小青年给我讲了李九莲、钟海源的事迹。他因为参与了调委会的工作，调级，评职 称，总受到刁难。为了不给人抓住把柄，为了抹去所有替李九莲说话的人脸上的污点，才象贼一样，夜深人静时，蹑手蹑脚来找我。
有错误的战士胜过完美的苍蝇。
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将会出现李九莲、钟海源的青铜塑像……
让我用李九莲在兴国县看守所绝食前写在手纸上的一短话作为本章的结束。
投降书
不知何人，劝我投降，似真似假，为此写投降书。是的，我有“罪”。我的“罪”就是为党出过力，效过劳，动过太多的脑筋……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原则，我做到了不怕开除厂籍，不怕解除婚约，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真理，都有三种遭遇:第一，用得着时，便奉为至宝;用不着时，便贬为粪土;非但用不着而且有害时，就象狗一样关进笼子里。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理的遭遇。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装饰自己，谁就得同时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
(节选自《血色黎明》)
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有着这样一段关于李九莲之死的文字：
“1977年12月14日，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又两个月零八天，江西的一位反林彪、同情刘少奇的青年女工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被尖锐的竹签穿连在一起，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并被歹毒之徒*尸割去双乳。
十二名曾为李九莲辩护过的干部群众，同时被判以重刑……”
临死前的李九莲，只在一小片粗劣的灰黄色的手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我只是像一只杜鹃似的啼出血来，
又有何用？
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
还能得到一声回响，
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
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无助的李九莲，没有人在意她的生命，没有人能够理解她的生命。
她只是说了真话，却为之付出年轻的生命。
难怪索尔仁尼琴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致辞中要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注：李九莲、钟海源，1981年平反
（本文略有删节，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