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雅安地震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亮点：一是备受杯葛的红十字会信誉（实则是政府公信力），二是在救灾的表现出色的非官方NGO。当人们在揄扬这些 NGO的行动能力之时，似乎很少想到这些机构在灾后可能的命运。
红会信誉是北京的脸面
中国红十字会的公信力是雅安震灾捐款活动中最受杯葛的一点，郭美美事件成了民众拒绝捐款的主要理由。其实，中国公众并未将郭美美当作红会腐败的万恶之源，因为谁都知道她只是附生于腐败毒果的一株小芽，大家针对的是红会及其后台，因此，拿郭美美说事，隐喻的其实是“中国红会-政府”这一政治经济共同体的公信力衰败。
凡了解中国红会政治背景的人，都知道中国红十字会是政府主管主办的慈善机构当中的No.1 ，是中共政府最得用的一只白手套，其名誉会长先后由前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出任。先后任会长的王忠禹、彭佩云都是政府正部级以上高官。现任会长华建敏曾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他那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似乎可以使他忝居“党与国家领导人”行列。因这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红会的信誉体现着政府的公信力，红会在雅安地震后捐款遭遇的困境，其实就等于往政府脸上扇巴掌。
此次红会募捐，在网上收获12万个滚字（一说16万个）。4月20日当晚，中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仅为14万余元，而壹基金则高达2,240万元。这一结果使北京极为郁闷光火，因为在北京眼中，这捐款不仅仅是几个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民众借此表示的顺服、拥护。民众不顺服、不拥护，就意味着政府威信扫地，脸面无存。
中国政府一贯奉行“国家机会主义”，当时的情势使北京“明智”地调整了政策，民政部宣称不再限定灾区接收捐款单位 ，也不再要求公益慈善组织将接受的捐赠汇缴给政府部门，以让自己暂时有个台阶可下。但北京又怎能咽下这口恶气？出于维持政治威信的考虑，随即下令各地助捐。在各地政府卓有成效的逼捐之下，到4月24日总算持平，红会与壹基金均达1.2亿，只比壹基金少了几百万之数。各地政府下令党政事业机关再接再励，于是最后红会终于筹得5.7亿善款，约占全国总捐款的一半。面对这个成绩单，当局觉得好不容易挽回了面子，没想到又起波澜：中国红十字会被迫承认挪用汶川赈灾8,470万巨款，这笔巨款是5年前知名画家方力钧及100多名内地艺术家为襄助汶川地震灾民义卖作品募得的8,472万元。
如此局面，国内有评论称：“筹5.7亿善款也难洗红会污点”。
民意的暂时胜利
其实，非官方掌控的NGO在雅安救灾中能够获得机会展现自身能力，基本上是靠民意的支持。没有如潮水般汹涌的民意，政府还会沿袭善款收归政府的故伎。
汶川地震时中央政府与民间合奏“多难兴邦交响曲”之时，民众的捐款是真诚的。这有事实为证：2008年之前，在慈善捐赠当中，个人捐赠为20%以下，企业捐赠为80%以上。但汶川地震后，个人捐赠总量与企业平分秋色，据某机构对汶川地震救灾捐赠管理系统收录的来源明确的164余亿元捐款的分析，个人捐款 70.12亿元，占 43%，超过企业69.29亿和社会组织24.27亿的捐款总额。而雅安地震后，个人捐赠已经缩减到10%，这说明中国“红会-政府”这个政治经济共同体的公信力已严重下降。
可以说，当北京集中全部力量举办奥运之时，中国公众对红会的信任，其实是对政府的信任。“全国人民”当中不少人正为中国即将举办的2008奥运激动不已，以为那就是中国正在和平崛起的标志。即使事后，部分人权人士针对川震中“豆腐渣工程”与谭作人陷狱的批评，也多是针对四川省地方政府的。
这五年当中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我已经写过很多文章分析批评。要言之，就是中国政府许诺的强国梦已经随着2008奥运焰火展现的大脚印一道消逝，民意自然也就发生巨大变化。雅安地震后，民间通过反捐款表达的反对声浪，应该说是中共1989年之后第一回遇到。北京政治高层从中意识到，那12万个“滚”字背后，其实蕴含着中国人对现状的严重不满。
对那些批评强制学生、幼儿园家长捐款是“道德绑架”者，当局挑选了几个他们眼中的“刺儿头”喝茶，最早被请去喝茶的就有好作批评的叶隐。但从来不知反省，也从不知认错为何物的中共，无法容忍民间与香港的“抗捐”姿态，于是先是让香港《大公报》于4月26日发表评论，指责香港“抗捐”是反中央、反民族的行为，接着《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少数港人抵制赈灾捐款——他们的理由站得住脚吗？》，希望借此挑起香港与内地矛盾，让“抗捐”活动蒙上污名，结果出于北京意料之外，许多中国网民表态，支持香港抗捐。
民意如此，中共纵有高压与五毛大军，目前能够做的也只能是控制、打压，无法操纵改变。
川震后中国NGO能否拓展生存空间
雅安地震之后的救援活动中，民间组织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但很少有人分析，这对中国那些没有官方背景的NGO来说，到底是祸是福。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川震救援民间组织发挥关键角色》。这篇报导如是评价：“与五年前川震相比，此次地震后的官方表现有所进步，政府、军方在震后第一时间做出响应部署，民间组织则在社会动员方面发挥最大作用。民间救援机构显示出强大的组织力与专业水平，联合行动，立体救援，还比拚透明度与公信力，促进中国红十字会等官办慈善机构转变。”其中还特别提到公共知识分子李承鹏组织了专业救援队伍，迅速深入灾区，后方则由微博名人“肉唐僧”筹集资金、购买物资，过程公开透明，形成高效的民间救援团队，比解放军更早进入一些灾区救援。
如果这事发生在民主国家，我相信政府会对壹基金及李承鹏等人表示感谢，因为这是为社会分忧，让灾民受益，帮政府减负。但中国政府骨子里未脱朱元璋那种专制者思维——“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专。”在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中，任何社会组织都被视为非常重要的“政治阵地”，只能由中国共产党独占，绝不能由任何社会势力染指──这是共产党充分领悟的国民党之失败历史经验，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解释，半个世纪以前中共政治宿敌国民党丢掉大好江山，其主要原因就是允许民间社团（即今日之NGO），以及其它政党如共产党以及“第三种势力”的各民主党派存在发展。这一重要“历史经验”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传到了第四代，占领 NGO这类“政治阵地”成了控制社会的重要举措。从改革开放早期开始，中国政府就忙于成立各种由政府掌控的“非政府组织”，以便“与国际接轨”，有模有样地以NGO的面目与国际间同类组织交流互访，参与各种国际活动，并获得各种国际援助。国际机构及外国政府就算知道中国的NGO由政府掌控，也假作不知地输送各种援助。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数据库（www.foundationcenter.org）的统计，2002年到2009年，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约有4 亿3,000万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给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官方NGO的各占 44.01%、25.38%、16.62%，三者共占捐助额的86.01%，而草根NGO获得的捐助只占5.61%。
非官方控制的民间机构在雅安救灾活动中的表现，让北京当局受到巨大的刺痛，宣布捐款不收归政府只是迫于情势的权宜之计。我凭经验知道，这笔帐中国政府一定会算。更何况，在中共眼中，这是与朝廷争夺民心的“叛逆”之举。只是从何处下口，那是下一步计议的事情。
文章刚写完，我在推特上就看到这么一条信息：“@Danmuzhiyu政府给基层村一级单位的通知中讲，传言有坏人渗透进灾区搞破坏。所以现在风声鹤唳，有物资都不敢‘私自’要了。”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