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大饥荒(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1960年，距今虽已50年，可一提起“1960年”这个词，大多数50岁以上的中国人仍然马上会与“饥饿”二字联系起来。笔者的家乡，就有当时饿死的父老，长辈们提起那场时代大饥荒，至今心有余悸。不过对今天这些年轻人，对“196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以说一无所知。更有一些不愿意面对历史真相、习惯用假话骗人的所谓“政治正确”的人，更是千方百计地隐瞒真相，或者用空洞的说辞进行辩解。
由于政府成功地将“1960年”时代大饥荒的真相掩盖成“自然灾害”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迫害”，而且中国社会被隔绝成城、乡两个世界，许多城里人甚至不知道农村1960年大饥荒的惨烈状况，但随着改革开放中对信息流通的逐步好转，现在，对于1960年前后因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引致大饥荒的事，已经不再是秘密。
许多中国农民及其家人在那场大灾难中被活活饿死，官方对此的说法叫“非正常死亡”近年来，官方虽然逐渐开放有关那段时期“非正常死亡”的资料，但关于那三年大饥荒的死亡总数仍然没有公开。在2005年9月中国民政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官员们仍然说3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他们“不掌握”。不过，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肯定，这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至于死亡人数，多数学者估计在2千多万到4千万之间，有的则以笼统的“几千万人”代之。譬如前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惠的说法就是：“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引来3年困难，饿死几千万人。”
从道义上说，这类（关于饿死人数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是饿死3千万人还是4千多万人，中国都成功地掩盖了这场历史上最惨重的大饥荒，并且长达20年。仅就数字来看，历史上的任何其它事件都无法望其项背。大跃进以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发生在1876到1879年间，死亡人数在9百万到1千3百万。这场大饥荒之惨烈，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
譬如四川灌县，拜都江堰所赐，两千年来一直旱涝保收，从未被饥馑光顾。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时，曾兴致勃勃地驱车到莲花村和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但就在这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4万多人饿死，超过该县人口的百分之十（见《灌县志》1991年版第130页）。又如贵州遵义，是所谓“革命圣地”，以1935年1月中共在此地开会、毛泽东夺得领导权而闻名。但毛泽东革命成功10年后，遵义地区却成了人间地狱；今新编官修《遵义县志》载：该县仅在196年内就死亡7万1千8百多人，约占人口的九分之一；“鉴于农村非正常死亡大量发生，市委成立处理‘遵义事件’（即遵义饿死人事件）调查小组。（见《遵义县志》1992年版第191、39页）”。1960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闻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是晚了一步，中共中央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当年4月间，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年底，国务院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
其实，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并非不知情。据毛泽东当时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9年10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1960年2月，国务院内政部和中共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先后派人去信阳调查。据当时的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信阳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他原估计信阳地区饿死人数在2、30万之间，但是中央调查组的“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见《百年潮》1998年第6期第43页）”。1960年11月12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河南处理信阳事件。回北京后，李先念说，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老家在湖南宁乡县炭子冲。1961年5月初，刘回老家搞调查时，一个干部告诉他，（村）食堂刚办时有120人，现在不到80人；刘问“怎么死的？”，答“无饭吃，吃树皮，吃稻草淀粉。”刘少奇的姐姐刘少白家在赵家冲，刘少奇到了那里才知道，他姐姐的儿子已经饿死。刘问“你们食堂死了几个人？”，答“这两个月死了11个”（见《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20至23页）。毛泽东的老家在湖南湘潭县，其母亲的老家在湘乡县。1961年春，毛的秘书胡乔木奉命去调查后发现，“湘乡县也有饿死人的事，而且比原以为情况比较严重的宁乡县更甚。”；他给毛去信说，“湘乡……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还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见当代中国出版社《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467页）。
1962年，国务院民政部向中央报告说四川死了4百万，而公安部通过四川省公安厅查的结果是死亡8百万。四川的共青团中央委员廖伯康则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说：1千2百万（见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四川人民出版社《当代四川要事实录》）。1962年初中共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他在安徽大组会上曾这样批评安徽党组织封锁消息的做法：“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据1979年时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后来透露：“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三四百万。”（见《百年潮》1989年第三期第2页）
1960年代的大饥荒，连西藏边陲也未能幸免。在大跃进及以后的大饥荒中，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藏族人口从1953年到1964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即当时藏族人口死亡率约在百分之十左右。虽然有人估计约百分之十五。
殊为可笑的是，从1958年开始，中国向苏联陆续出口了数百万吨谷物，来回应赫鲁晓夫对大跃进是否真能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怀疑。中国为证实自己的宣传，向苏联、香港与其它国家出口粮食和纺织品；还增加了对不同的友好国家，例如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当时，中共党内高层有人建议紧急进口粮食，但被毛泽东否决。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后来透露：“毛泽东拒绝批准进口粮食，因为那是‘修正主义’，是向资本主义送秋波。（见1987年赵紫阳对美国作家Harrison E.Salisbury的谈话）”直到1961年初，中国政府才在国际上承认粮食短缺。这时，国际社会已经准备提供援助，连台湾政府都拿出了十万吨粮食，准备救济大陆。但是，外交部长陈毅告诉日本外宾，中国决不“乞求美国的援助”。当时的中国政府严峻而轻蔑地拒绝了一切真挚援助，也拒绝了一些中立的国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的真挚援助。中国红十字会致电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称：“在我国没有发生饥荒。”
当然，世界历史上还有比中国1958－1961年大饥荒的死亡人口比重更高的记载。比如1845年爱尔兰的马铃薯饥荒开始时，爱尔兰有850万人口，其中100万人死于饥饿。但和爱尔兰大饥荒与印度大饥荒不同的是，1960年代的大饥荒完全是人为的。当时中国处于和平年代，既没有病虫害影响收成，也没有罕见的大旱大涝。
在1949年以来的许多谎言中，所谓1960年前后“3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应居其首。《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以及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都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全国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中国中央气象局编辑出版的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全国旱涝气象资料显示，这几年气候没有异常。相比毛统治的其它多数年份，偏巧在大饥荒年代的自然灾害更少。
“三年自然灾害”一说，是执政党为保住面子而编造出来的谎言。然而，中共高层内部其实并不这样看。1962年1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也说，“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
其实，就连毛泽东也知道不存在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在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他承认，“困难主要不是来自天灾，而是来自‘共产风’和瞎指挥的人祸。”他说“人祸”是下面的中共干部刮共产风、瞎指挥造成的；其他人谁也不敢指他就是祸首。直到毛泽东死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才说，“我一直反对‘自然灾害’这个提法。‘自然’两个字不是马列主义求实精神，是对党、对群众的欺骗，主要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的错误。（1991年陈云的一次谈话）”。“主要领导”，当然是毛泽东！
对于大饥荒之成因，在于毛泽东沿用斯大林的法子，榨取农民以取得工业化的资金。政府通过垄断农产品的购销，将购销差价积累的资金，投入到重工业。在斯大林统治下的1930年代，也曾发生数百万乌克兰人饿死的大饥荒；和30年后中国发生的一切一样，苏联政府的横征暴敛和强夺豪取，是前所未有的大饥荒之主因。毛时代大饥荒的起因和苏联历史上的饥荒类似。中共领导层中应该有不少人听说过苏联饥荒的情况，在赫鲁晓夫和一些苏联作家揭露了斯大林的暴行之后，也应该有人提出劝告，切勿草率效仿斯大林的政策和做法。然而，毛泽东无视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声音，一意孤行地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辙。
《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作者陈桂棣、春桃曾这样说：“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
早在1962年初，中共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对即将就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见《打倒安徽党内头号走资派李葆华》，安徽人民出版社，1968）第65页）。”
可是，到了今天，当局某些人仍然还是不愿意正视这段历史真相。如果中国1960年代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饥荒，仍然不为不为人知的话，这本身又是一个悲剧。因为如果这场灾难继续被掩盖，那么这个国家将不可能从中吸取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