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自杀的三位大师夫妇

执子之手,与子偕死

2013-05-06 12:30 作者: 焦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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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诗经•邶风》中的千古名句,两千多年来一直被中国人视为最理想、最温馨的婚姻结局。可是到文革期间,中国人好像遭到了魔鬼咒诅,许多本可以“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的恩爱夫妻,却以“执子之手,与子偕死”了局。文革期间究竟有多少对鹣鲽情深的夫妇被逼同上黄泉路,这个数字尚不得而知,著名地质矿床学家谢家荣、吴镜侬夫妇,著名翻译家傅雷、朱梅馥夫妇和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戴淑婉夫妇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三例。                     

谢家荣死于1966年8月13日晚或14日晨。离世前几天,68岁的谢家荣遭受下跪、游街、推搡、呵斥、辱骂和脸上吐唾沫等难以忍受的人身侮辱,13日那天又在所在单位(地质科学院)被集体批斗。批斗之后,他走走歇歇,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妻子吴镜侬问他在单位的情况,他什么也没说。妻子安慰几句,照顾他吃点东西,夫妇就一起就寝了。可是刚睡下不久,谢从床爬起来,说睡不着,自己要到客厅小床上睡,免得搅扰妻子。第二天早上起来,吴和保姆发现谢已经“走”了。

谢家荣身边留有两件小东西,一个是装安眠药的空瓶子,另一个是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自杀属于自绝于党,就像今天自焚属于暴力抗法一样,得到保姆的电话之后,急忙赶来的儿子、儿媳、女儿(谢恒)、女婿四人,合计该如何处理这个纸条。谢恒说应该交给组织,面对事实,哪怕天塌下来,她的丈夫和哥哥都不同意。四人最终决定把父亲的死因隐瞒起来,对外谎称突发心脏病死亡。红卫兵头头说家属说的不算,要做尸检。

父亲的遗体被推出解剖室时,谢家兄妹几乎晕倒。尸检打开的皮肉未予缝合,但是医生做出了与他们的声称相符的结论:死于心脏病。医生也许是通过不予缝合的刀口无言地宣告,他们做出的结论是客观,因为那时野蛮表示客观,表示与当事者无情感联系。

谢家荣去世之后,吴镜侬被接到女儿谢恒家住,可是地科院和外交部(女儿、女婿的单位)的造反派仍然借谢家荣寻衅生事,两次来查抄谢恒的家,甚至打开缝纫机进行搜查。累及女儿,母亲吴镜侬非常难过,一天趁女儿去上班,吴留下一张字条,回到自己的家。字条上写道:“我回百万庄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来,你们明天早晨有空的话,可以来看看我。”

这天谢恒下班较晚,到家一见字条,顿觉不妙,急忙与丈夫喊上哥哥赶往百万庄。但是晚了,一身干净衣裤,一条白布单罩身,吴镜侬已经“走”了。与丈夫一样,身边遗留两件东西,一个是装安眠药的空瓶子,一个是给女儿的字条。“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人照顾。留下一筒阿胶,这种药,你快用得着。另外,有几个小箱子放在你家里,你们兄妹五人,一人一个,上面贴好了名字。你们的父母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箱子里装的是过去的一点小东西,权当念物吧……”
 
58岁的翻译家傅雷夫妇死于1966年9月2日晚或3日晨,此前毛氏塔利班(红卫兵)已连续在傅家折腾几天了,喊口号,贴大字报,罚傅雷夫妇跪,强迫他们戴高帽,站长凳,为搜寻反革命证据,甚至傅家花园里的月季也被连根挖出。

9月2日晚饭时间,朱梅馥告诉保姆周菊娣,明天小菜少买一点。晚八点左右,周到傅雷书房,傅在写东西,朱也在。近九点,朱让叫周早点去休息。次日上午9时,周菊娣打不开傅雷夫妇卧室的门,便报了警。左姓户籍警闻讯赶来,使劲儿一推,门开了,但见傅雷夫妇一左一右悬挂在落地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在右,夫人在左。强力推门产生的气流冲了过去,导致傅雷上吊的绳子断掉,尸体落在旁边的藤躺椅上。后来进入现场的人看到的是躺在藤椅上的傅雷,于是世间便传傅雷在藤椅上服安眠药弃世,实际是左姓民警先已把落在躺椅上的傅雷扶正了。

傅雷夫妇上吊用的不是绳子,而是由浦东土布被单撕为长条打结而成。当时,地上铺着被子(大约怕凳子倒地惊动保姆),被子上是两只倒了的方凳。左姓户籍警把朱梅馥卸下,放在棉被上。

傅雷的书桌上有一个火漆封固的包裹,里面有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还有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约800字的遗书。其中写道:“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接下去是托付朱梅馥胞兄朱人秀办理的13件家事和琐事,如房租、手表、存款、保姆生活费等等,甚至包括他们夫妇火葬费的安排:“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遗书前后两次向朱人秀表达歉意。“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遗书结尾处是:“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当天下午4点多,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傅雷夫妇光着脚被抬上收尸车拉走。保姆周菊娣把傅雷夫妇前几天穿的外衣熨平,自己花钱买了两双黑色的软底鞋,于次翌日赶往殡仪馆,给傅雷夫妇穿上。当时长子傅聪已“叛逃”到英国,在北京的次子傅敏也未得向父母遗容告别。

翦伯赞夫妇死于1968年12月19日夜或20日晨,当时北京大学已有500多名专家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翦是其中之一。造反派在北大开设十几个审讯室,对这些“权威”进行刑讯逼供。翦是权威中的权威,造反派因而专门成立了翦伯赞专案组。

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专案组隔三差五来逼迫翦伯赞为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做证。70高龄的翦伯赞身体尚好,头脑清醒,绝不违心做假见证,气得专案人员指着翦的鼻子咆哮:“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条!”

后来,翦伯赞常常与夫人戴淑婉默然对坐,通宵不眠。翦以睡眠不好为由,向管理人员要安眠药。管理人员虽只给他一晚之量,却没有监督他当面服下。此后十多天,翦伯赞每天都要安眠药。12月18日,翦伯赞拿出笔纸,想写字。握住钢笔,在纸上画几下,不出水,拧开挤了挤,墨水干了,叹道:“笔都不出水了,我也该完了!”

12月19日那天,天气很冷,翦伯赞和夫人双双服下积攒了十多天的安眠药。次日早上被发现时,只见他们夫妇各睡一张床,被子蒙头,揭开一看,两人穿戴齐整,包括鞋子,早已断气。在翦伯赞中山装的两个下衣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傅雷夫妇和翦伯赞夫妇之死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谢家荣夫妇之死则很少人知道。文中提到的谢家荣的女儿谢恒,是新华社李普先生的老伴。不久前我去看望李普老人,才从谢恒阿姨口中得知其父母之死。谢家荣先生在地矿学界,与译林的傅雷先生和史林的翦伯赞先生一样享有盛名,也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谢家荣的真正死因,这个仅限于最初四个儿女辈知道的家族秘密,一直保守了27年,其他儿孙皆不知情,世人更无人知晓。我们不会忘记傅雷和朱梅馥、翦伯赞和戴淑婉,也不应忘记谢家荣和吴镜侬。

来源: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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