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劳动人民吃的是猪狗食”⋯⋯可是大饥荒的许多甘肃农民竟然以人的大便特别是干部的大便为食，而保住一条命，活得比猪狗不如。
拙作《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上期刊出，令我回想半年多来重听、记录、整理幸存者口述录音，伴随着的痛楚、悲伤、泪水，甚感安慰。主编的肯定和鼓励，也让人感觉大饥荒调研路上并不孤独，处处有读者关切的目光。大饥荒的内容，又岂是一篇文章可以写尽？
“万恶的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吃糠咽菜，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
这是笔者儿时学过的课本。当笔者深入农村，和大饥荒年代幸存过来的老年人聊天时，他们长叹短嘘地说：“那阵子咋活过来的？吃柴咬草的。”
没有粮，哪里来的糠？没有自己的地，哪里来的菜？大饥荒年间，饥饿的人们吃野菜、苜蓿、谷壳、麦壳、包谷杆、包谷芯、柳树叶、榆树叶、榆树皮、观音土⋯⋯。能吃不能吃的都吃上了。一位妇女说：“啥不能吃？就椽（注：盖房子的木头）不能吃。”
非常震惊、难以相信、难以接受的是，饿得奄奄一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为了求生活下来，竟发生吃屎、吃老鼠这样屈辱、这样不堪如狗一般的事情。今天吃饱饭的人们听来可能以为是耸人听闻，那是笔者的见证。
人吃人屎、大雁屎、牛屎
二○一一年年月底，笔者第一次来到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拜访《金桥路漫》作者张大发先生，杨继绳先生所著《墓碑》“甘肃不甘”一章多引用了对甘肃大饥荒很熟悉的张大发先生的文字。
张大发先生告诉笔者：“我当农村小学教师的时候，有人就指著一个老汉说，这个老汉吃过人屎。那些年饿的实在没有办法，去要饭也没有地方要，还不让出门，说给红旗县丢人。吃草根树皮也找不上，一个村子的榆树皮都被刮光了。有一天，这个老汉就拄了个棍子，摇摇晃晃走到村外转，找到一块冻硬的人屎，就拿回来，在炉子上烤一烤，烧着吃掉了。吃了以后，就不那么饿了。他第二天又去找，找回来烧着吃。也不回避人，当着人面就像吃馍一样的吃。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他说，要找干部拉下的屎，人家是吃下粮食的，品质高，能养活人。这老汉算是活下来了。”
当说到这些，农家出身的张大发先生的眼泪溢出眼眶，悲痛的说：“我们种地的农民一年劳累到头，过的什么生活？不写出来，对不起他们，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经过十五年的努力，七十万言的《金桥路漫》，终于自费出版了，得到了李锐老人、杨继绳先生的肯定。也由笔者著文介绍，流传到海外。
笔者在通渭也听到同样的事情，大牛沟有一位妇女，家里人都饿死了，女人已经饿得饥荒面瘦、发黄如草，村里来了干部，人家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步步不离，等那些干部一解完手，她就去抢人家的屎吃。她是大饥荒过后的幸存者。
静宁县贾河乡六十八岁的宋宏仁告诉笔者：“我不害怕你笑话，我的三娘就是吃过屎的。人家队长的娃娃巴（土语：拉）了屎，她捡回来晒干了吃，我看见的，我看见的。”笔者问：“队长娃娃在哪里巴屎？”“在门口，我三娘就等著。人家队长家能吃饱。”宋宏仁并说：“饿死人的时间，队里仓库里有粮食哩，我看见的，就是不给人吃。人饿死着呢，人家卖余粮着呢。”
今年六十岁，生活在陕西省富平县流曲乡的牛俊香，八岁时父亲在甘肃省秦安县老家饿死后，由母亲带领着她和妹妹逃荒要饭落户到陕西。她回忆说：“我记得生产队的牛跑脱了，吃了队里的谷，拉出来的屎里面有没有消化的谷粒。我妹子那时才三岁，就在牛粪里面找谷粒吃，捡一颗吃一颗，捡一颗吃一颗。后来一个大些的男娃娃也来捡著吃，就打我妹子，不让我妹子吃。把我妹子打得直哭，就为那牛屎里的谷颗颗，两个娃娃抢著吃呢。”善良而蒙昧的牛俊香担心的说：“我说这些，可能对社会不好。”让人听着辛酸不已。
从上海被移民到甘肃阿克塞农场的张方诲说：“我亲看看见一个孩子拉下屎，里面有未消化的包谷粒，另外一个孩子饿得爬过去捡著吃。”当笔者说到饥荒年间，有人吃大雁屎时，六十八岁、原籍河南燕师县的赵桂香说：“大雁屎，我都吃过。不吃没办法。大雁是吃麦青的，屎拉在河滩上，我们去捡回来，洗一下，烧汤喝。就大雁屎，后来还没有了，抢著拾呢。”
打破传统禁忌吃老鼠求生
酒泉夹边沟农场，饿极的右派们在马粪里找出未消化的麦粒，清洗一下吃。甚至从其他右派的呕吐物、排泄物里找未消化的洋芋小块吃。饥饿，把人摧残成了没有尊严、没有耻辱、没有感情的低级动物，只有唯一的欲望──吃。就是这样，夹边沟的右派死亡率为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暴尸戈壁，无墓无碑。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年代，一切归功，私人的房子、农具、家禽、粮食、树木一夜都归了公。村里的狗被打死了，猫被饿死了，鸡不许养，鸭不许放。唯一无法归公，生命力超级顽强的只有老鼠，就成了农民解饥求活的食物。听说广东人吃老鼠，但北方人对此是绝不能接受的，大饥荒中却没有了这禁忌。
从甘肃省秦安县逃荒到陕西省耀洲县，现年七十三岁的牛俊娣回忆到：“我大大（土语：父亲）饿得没有办法，在仓房里打了十几个老鼠，煮熟撕了一碗肉，就吃上了。我大大说；‘香得很呀，我先吃了一半，想留下一半明天吃，晚上睡下，我饿得睡不着，咋都睡不着，就又起来，把那半碗吃上了。吃上这一顿，我还能再多活五天，不会马上就死。’”不久，牛俊娣的父亲牛振福还是饿死了，草草掩埋。
牛俊香也告诉笔者：“我还吃过老鼠。”笔者问：“是你抓到的吗？”牛俊香说：“我还能逮住个老鼠？是在城墙边上的死老鼠，不知道怎么死的。我妈看见了就收拾回来，煮熟给我们吃。反正没有把我们闹（毒）死。”甘肃省甘谷县的李顺子说：“我们那个村子一户人家就是吃老鼠肉生存下来的，真的是个奇迹，咋抓住那个老鼠呢？光我看到的老鼠皮就有两簸箕。”宋宏任老人说：“我父亲就吃过老鼠，自己打死烧熟了吃。我没有吃过，我是个不吃肉的人。”
人类无先例的流血排泄丑闻
人吃了饭，就要排泄。本属自然，是本能也是隐私。可是在大饥荒年代，人们被剥夺了吃饭的权利，当然，也就失去了自然本能的隐私：排泄害臊的权利。对排泄，许多幸存者都有着恶梦般不堪回首的记忆。
九十岁夹边沟右派李景沆回忆到：“我们好不容易熬到六○年，人饿了，啥东西都能吃下去。草籽、蛤蟆都吃上了。有一天，农场运来一车谷子，我们有十几个右派就把谷子搬到库房里。运的过程中，他们就一直偷者吃那个生谷子，狼吞虎咽，顾不上嚼烂。那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可是第二天就发生大问题了。我看见十几个右派分子在医务室门口，把自己的裤子脱到半腿上，跪下来，双手爬在地上，把自己瘦得尖尖的屁股翘得高高的，排队等待医生给他们掏粪。
因为他们吃的生谷子太多了，连皮带粒，在肠子里膨胀了，排泄不出来，胀的死去活来。只有让医生从肛门里往外掏。那粪硬得很，医生用手掏的时候，那些右派就疼的惨叫，没有个人样子，哭爹叫娘的，当医生好不容易掏完，他们都瘫趴在地上，半天翻不起来，肛门上又是血又是粪，惨不忍睹，都是些知识份子呀。还有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偷吃谷子胀死的，哭喊一天没有人管，就疼死了。你说。这是不是人间奇闻奇事？我活下来了，就要说给更多的人知道。”
八十二岁的安岁女说：“我刮了些榆树皮，剁烂，晒干，磨成面，自己不舍得吃，让我的老汉吃，老汉挣工分呢。哎呀，我的娘娘呀，老汉吃上拉不出来了，没有办法，我就给掏，用个木头棍子掏。掏出来都是血。队长来叫人上工，一看就喊叫开了：‘你咋了？你咋了？咋血流得和妇女生娃娃一样？’从此，我就不敢让老汉吃榆树皮了，就只吃野菜。如果把老汉胀死了，我就把人给害了。”到今天，安岁女依然不断自责她给丈夫吃的榆树皮太多，差点把丈夫胀死了。
甘肃省秦安县的刘景花家里饿死了父亲和大哥，她告诉笔者：“让人掏粪是正常现象，我们村里的老人掏粪的时候，被掏的人坐在门槛上，面朝外，掏的人坐在里面，这样就可以遮丑嘛。许多小孩，吃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大人给掏，把娃娃掏的哭天喊地，可怜得很。”山东省郓城县潘永修先生说：“那时候，村里人普遍拉不下来屎，队长到大队批一个条子，买回来一瓶蓖麻油，给每家每户倒一点，让人喝上一口，就能排泄出来了。”
最形象的，陕西省富平县流曲公社的孙春芳说：“我那时候还是个小学生，我们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和同学说“人家干部的娃娃巴（拉）的屎是黄的，咱拉的是绿的。”我同学说“人家大（父亲）是干部，人家吃的是粮食，咱成天吃的是苜蓿。当然是绿的。”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国农民饿死四千万到五千万，出现人吃人，人吃屎、人吃老鼠等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最屈辱、最非人的一页，是必须记录的、必须揭露的、必须控诉的。
赵桂香说：“我就吃过大雁屎，饿得没有办法呀。”
牛俊娣说：“我大大吃了一碗老鼠肉，说他还能多活五天。”
宋宏仁说：“我三娘就吃过队长娃娃的屎，我看见的。”
牛俊香说：“我吃过老鼠肉。”
（依娃：旅美中国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