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母亲的日子里

2013-05-12 13:40 作者: 铁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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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奶奶在父亲还未成年的时候就已去世,因此父亲基本上是个孤儿,在没和母亲结婚以前,一直借住一个本家叔叔家。所幸在他16岁那年,作为乡里为数不多的知识份子之一,被聘为当地的民办教师,从而结束了多年衣食无着的生活。

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新房就在父亲的教室里。说是教室,实际上只是村里一个废弃的粮仓,既不能遮风也不能挡雨。父亲在房顶上盖了一块塑料布,在教室中间拉起一道布帘,几块石头架起锅灶,开始了和母亲的生活。

直到母亲有了身孕,族里的亲戚实在看不下去了,纷纷从家里拿出粮食,请了几个工人,在当地一个叫做“葫芦堡”的地方,为父亲建起了新房。遗憾的是这项伟大的工程最终没能完工,无奈的父亲割了几捆茅草,就在修了一半的土墙上盖上房顶,和母亲乔迁了新居。

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在及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很快夭折。后来又有了第二个、第三个,却都被拎去了屋后的山坡。直到1973年生下姐姐,出乎意料的健康终于让母亲一颗泣血的心灵得到些许慰籍。

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1976年,伴随着我的出生,母亲再一次过起了提心吊胆的日子。据说我出生三天就开始高烧,整日整夜哭泣不止,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虚弱的母亲除了陪着我一起哭泣,几乎没有别的办法。

当地一些知名的医生,常常会被父亲从半夜里叫醒,在他们的针灸、推拿下,我时而会有短暂的安静。但经常是医生刚刚离开,我又旧病复发,父亲只好慌慌地打着火把一路追赶,好说歹说地求他们回来。

最危险的一次大约在我一岁左右,母亲带我回姥姥家,大约走到半路我又开始发烧,四肢冰凉,吓坏了的母亲一路狂奔,回到家的时侯,才发现我已经不会眨眼,而路上的尘灰已落满呆滞的眼球。

父亲请遍了当地的名医,都摇摇头,叹口气走了。乡亲们也认为我已经在劫难逃,就在檐前支了一块木板,把我放在上面,七手八脚为我穿好了衣服。这时父亲的一位同事闻讯赶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为我扎了几遍银针,又烧了些艾炙,熬了些不知名的药草服下,当天夜里,我竟然再一次悠悠醒转过来。

母亲抱着我喜极而泣。大家都说这是菩萨保佑,由此母亲信上了鬼神。她偷偷请人卜了一卦,也不知那位先生是存心还是无意,只说是我八字不好,在未满七岁之前,再不能踏进姥姥的家门,并且还再要找五个干爹才能顺利长大。

——好家伙,只一句话就限制了我七年的自由,还让我的一生凭空多出了五个长辈。虽然这五个干爹最终只找齐了四个,甚至有的人我至今没有任何印象,但在那么艰苦的岁月,每到春节,他们各自缝制的一套新衣服在床头一溜排开,往往要让姐姐眼红到端午左右。

大病之后,母亲对我严加看管,不仅仅不让我去姥姥家,就连附近的人家也不能随便去玩。在那个食不裹腹的岁月,她还为我置备了银质的手镯,而后衣襟上则常年用白布缝着她从游方道士那里讨来的“护身符”。

我不敢反叛,却并不是害怕母亲的打骂。事实上母亲对我们的打骂并不是很多。她只是流泪,在我和姐姐犯错的时候她常常只是伤心地流泪,我最害怕母亲眼里的那缕哀伤,每到这时,总是有着很深很深的自责。

有一段时间父亲调离距家很远的一个小山村任教,常常是几个礼拜才回来一次。母亲独自带着我们姐弟俩,晚上做家务,白天去生产队干活。她把我背在背上,把姐姐拉在手里,到了田间,就用锄头在树下刨出一溜平地,把背带的一头绑在树上,一头系着我,让姐姐守在旁边。

我基本上都很安静,从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把土喂到嘴里。这让负责看管我的姐姐轻松不少,懂事的她常常就在距我不远的地方拾几颗野果,扯一筐猪草。一直要到黄昏时分母亲下工,我们娘仨才能回家。

很多时候天黑了,母亲又把我抱在怀里,把姐姐背在背上,尽管山高路陡,崎岖难行,记忆中却很少有摔过跟头。

——但意外总是有的。

那时候农村最瞧不起没有壮年劳动力的人家,用大多数人的话说,母亲在生产队干活是沾了大家的便宜。因为母亲没有力气,但却要分得半个劳动力的粮食,这便是“吃了冤枉”。事实上在我的印象里,母亲的劳动强度完全不逊色于任何一个成年的男子,她从山上背回的一捆柴禾,父亲往往要分成两次才能够码上柴垛。

但这依旧无法改变我们贫困的家境在当地所要受到的歧视,母亲被生产队里的人们叫做“懒婆娘”。每到分粮食的季节,我们家分到的麦子都是风车的下口料,几乎全是秕壳,玉米是最远坡地上的,老长一截没有籽实。

母亲默默地忍受着。有一年生产队在很远的山上开荒,种玉米,到了收获的时候,队长突然决定在田间现场分配。当我们娘仨赶到地点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却没有见到一颗粮食。母亲在林间找了许久,才发现我们家一点可怜的口粮在更远的地方。原来,队里一些壮年的劳力见母亲迟迟未到,竟然不惜辛苦,把我们家的那份反背到山顶,目的是要让“懒婆娘”多吃一点苦头。

母亲背着玉米,依旧把已经瞌睡的我揽在怀里,把姐姐拉在手中。她甚至轻轻地哼起了歌谣。好不容易来到山下,路过一道长长的水渠,我在朦朦胧胧中听到母亲一声尖叫,歌声戛然而止,我们娘仨一起跌入两米多高的水沟里。

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和姐姐一起被母亲紧紧地护在身下,她佝偻着背,双手不停地扑打,嘴里大声叫唤着附近的人家。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原来是走在我们前面的人们听到母亲的歌声,一致商定要“整治整治”这个“快活的懒婆娘”,所以击打了路边的马蜂窝,黑夜里的母亲不知道被蜇了多少下,姐姐的头也肿了,只有我毫发未伤。

母亲被抬回家的时候已经全身浮肿,双眼眯成了一条缝,每一个蜂蜇的针孔处都流出淡淡的黄水,状况惨不忍睹。邻居们流下同情的泪水,但母亲这次却没有哭,只是拉着我和姐姐的手,久久都不放开。

到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我暗暗怨恨起母亲的软弱。尤其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总感觉胸中憋满了愤恨的力量。但我知道我不能,我依旧只能羡慕邻家那些放羊的孩子,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可以光着屁股在门前的小河里尽情玩耍。可母亲从不给我这样的机会,最多只能在屋旁的核桃树上,敲几颗别人敲剩的果实,把别人掏过的鸟窝,再认认真真地掏上一遍。

直到我十岁那年,以全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初中,到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上学。这一次“远行”让我激动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入学那天是父亲送我去的,我们坐着村里的拖拉机,一路上凉凉的风吹着的头发和深蓝的制服,我感觉自己象一只出笼的鸟,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和骄傲。

但是很快,我陷入更深层次的烦恼。原因是我与同龄的孩子格格不入,他们能做很多的事情,能玩很多的东西,而我连铁环都不会滚,自行车都不会骑,自信心在这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同学们开始对我的一些行为冷嘲热讽,而每每这时,我眼前总是浮现起母亲的忍让,热血涌上头顶,我控制不住自己要对任何一个触犯到我的人报以愤怒的拳头。我清楚知道我的行李底层躺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那是我童年时代就一直藏在床头的宝贝,它在我入学的那天偷偷潜来,给我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勇气。

所幸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个逐渐长满铁锈的家伙最终没有派上用场,我暴戾的个性已经为我树立了足够的威望。再加上一个威猛的堂叔和我上了同一所学校,借着势头,我的身边很快聚集起一批五毒俱全的人马。

我的学习成绩每况日下,但母亲并不知道。父亲已经调回老家工作,我们家也翻盖起了新房。母亲从土地到户后就开始轻松下来,身体状况却愈来愈不容乐观。

到我初二的时候,坐骨神经病变让母亲彻底地瘫痪了。但为了多做一点事情,她执意在堂屋里支起一张床,床前置放一个脸盆,尽管双腿不能活动,但她还要为我们搓洗时令的衣物。

幸运的是母亲遇到了她一生中的第一个贵人:一名来自四川的医生。在他的精心治疗下,半年后,母亲奇迹般地站了起来。为了表示我们一家人的感谢,我又一次多了一个干爹,这次是由衷的。

然而母亲并没有像我们期望的一样健康。频繁的咳嗽、哮喘、头昏、眼花、腰膝疼痛等等等等,我念到高中的时候,她已经发展到每天都要吃药,记忆中的老房子常年飘荡着各种药物混合的气息。

在母亲长期以来的病痛里,父亲和姐姐,都相继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我们家甚至还开起了药房。当然,一个药房的利润往往是被母亲“吃”掉了,而母亲在吃药的过程中逐渐虚弱。

我刚出社会的前几年,母亲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好转,这让我们的家又充满了欢声笑语,突然觉得看到了希望。但也就是这一次的放松警惕,把母亲陷入到万劫不复的境地。当她的哮喘再一次发作时,腹部已出现积水,经医院确诊为“肺心病”晚期,还伴随有脑部的问题,以及严重的肝、肾功能衰竭,基本上无药可治。

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行将走到尽头,但你却没法帮她,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绝望。有人说是母亲吃药过多,中了药毒;有人说她个性太强,郁气伤身。只有我清楚的知道,母亲是在生我们的时候落下病根,还在月子里即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长期以来的积劳成疾,再加上一直没能得到正规的治疗,从而延误了病情。

2003年,母亲已经出现间歇性的昏迷,最长达一周的时间。我默默地守护在她的病床前,抚摸她几近干枯的手臂,泪如雨下。

我知道母亲已经时日无多,而她最大的心愿,是在有生之年能够抱上孙子。那时候我已在城里工作,她状况稍微好点,必要打来电话念叨此事。

我和姐姐都选在母亲生日那天,匆匆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兴奋的母亲忙进忙出,一度让我产生错觉,觉得母亲又回到了年轻的时代。但就在婚后没有多久,母亲再一次病发,医生说她已经有了脑死亡的征兆,在我们的要求下采取强硬措施,同时上了几组药,经过长达五天五夜的抢救,终于又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母亲在重度昏迷的时候,往往对我们的哭喊有所反应,眼角会淌出一汪浅浅的泪水。但每每清醒过来,即坚决拒绝治疗,不是负气不吃东西,就是愤怒地拔掉针头。我知道母亲是担心高额的医疗费用,她完全是抱定一副等死的架势了。

那段时间,我最害怕的就是电话铃响,尤其是对深夜的电话异常敏感。有时候正在梦中,电话一响我会猛然从床上弹起,只要是老家打来的号码都会让我心惊肉跳,我总是预感到母亲,她就要离我们而去了。

2005年,姐姐生下了一个男孩。母亲再一次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嘴角漾起欣慰的笑容。那时候的母亲已经少有言语,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她的笑容更让人感觉到无比的悲伤。

母亲终于抱上了孙子,稍稍好点的时候她会偷偷问我:还有多久。我知道她很想看到我的孩子,也在心里默默祈愿着有这么一天。

五一长假期间,单位组织去张家界旅游,我临时决定放弃,带着妻子回到了老家。母亲坐在大门旁边,翻晒着为我准备的香椿菜,我发现她的双颊有点潮红,但精神状态还好,也便没有在意。后来跟她聊天的时候,她又前言不搭后语,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最近都是如此,总感觉耳朵越来越背了,说完还露出羞涩的笑容。

晚饭她破例吃了一点点肉,还吃了半碗米饭。我帮她洗脚的时候发现腿肿得厉害,她说可能是白天活动量太大的缘故。然后她到床上躺下,我陪她聊天到凌晨一点,都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天亮以后,姐姐没有听到母亲惯常的咳嗽,便下楼去看,母亲不知何时已经昏迷。跟救护车一起到来的医生翻了翻眼睑,转身走了。我把她扶起来靠在肩上,母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尽管我有着长时间的心理准备,但是许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让我怎么也不相信母亲就这么走了,走得如此安静,没有留下一句话,没有任何预知的征兆……我拒绝为她烧纸,拒绝旁人碰她,直到老泪纵横的父亲在旁边跪下来,颤抖着点燃了三斤六两落气钱。

所有的希望在这一瞬间轰然坍塌,我把姐姐搂在怀里嚎啕大哭,母亲已经永远的走了,她听不见。

下葬的那天,大雨倾盆而下,不到一个小时,河水已涨到齐腰,由于安葬母亲的地点选在河的对面,大家都焦急万分。偏偏这时负责运送墓砖的车辆又遭遇泥石流,跌入深谷,真正让人欲哭无泪。

好在到了发丧的时间,大雨突然停止,水势稍缓,我抱着母亲的灵位,稳稳跪在河水中间,迎接抬灵人涉水而过,一颗心随着一铲铲黄土被埋入了深层的地底。

后来听村里的老人说,恶劣的天气是因为死者有冤屈,老天为其鸣不平。母亲的一生确实有着太多的冤屈,从那么艰苦的环境里一步一步走过来,到我们都能够自立的时候,她没有享受到一天清福;她身上的病痛原本没有大的问题,却一次一次贻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母亲,怎能没有冤屈?

做儿女的又怎能没有冤屈?小时候眼看着母亲被人凌辱,却无力还击;长大后母亲身染病疾,做儿女尽不到应尽的孝道,又怎能没有冤屈?

唯一让我欣慰的是,母亲,作为我生命里唯一的柔软,她让我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一颗心越来越坚强了起来。

来源:凯迪社区<百姓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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