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以来，北京市连续发生两起影响较大的公共安全事件，一是5月4日发生在广渠门附近的持刀伤人案，二是5月3日发生、并引发5月8日大规模群体事件的袁莉亚坠亡案。这两场事件各有不同特点，但共同点在于，在全国各地群体性事件不断的背景下，首都北京作为“首善之区”的神话敲响警钟。
作为权力中枢，北京每年配备大量警力维护中央及北京市各机关的安全。与此相联系的必然产物，就是市区范围内治安相对良好，因此被称为“首善之区”，当地居民也颇引以为自豪。尽管不乏小偷小摸等普通治安案件，但在全国各地每年数万起群体性事件的背景下，北京的良好治安更加显得独树一帜。这种氛围甚至在其他一线大城市中都难以相比，例如，上海胶州路大火后、20万人“头七”祭拜的大规模聚集，在北京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一方面，5月4日广渠门持刀伤人案表明，社会戾气可能突破常规治安案件范围，演变成小规模、然而剧烈的暴力事件。根据官方通报，行凶人李敬辉5月3日刚刚来到北京，因感情受挫，次日就持刀劫持私人汽车后刺伤车主，并在街头对不特定目标持刀行凶，共刺伤三人，自己也在拒捕过程中受伤，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广渠门持刀伤人案还只是一起常规刑事案件，要论惨烈程度，既比不上多年前的建国门枪战，也比不上近年来京郊地区频传的灭门血案，但是它的无目的性，和一年前发生的“地面塌陷热水管断裂烫死行人”一样，特点在于都是随机出现的，防不胜防。尽管军警密布，但并不能弥补这种随机不幸带来的安全感下降。
另一方面，因打工女孩袁莉亚之死而引发的群体性抗议，对于北京来说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除了零星的上访访民堵路之外，因小人物之死发酵成为集体抗议，这种群体性事件在北京是极为罕见的。北京民众以往只在电视和网络上看到的各地爆发的类似事件，几乎是自从1989年以来第一次发生在自己身边。
袁莉亚之死的真相现在尚未水落石出，但官方的处理手法，却可以说和各地大同小异：封锁现场—隐匿监控录像—隐匿尸检报告—宣布自杀—迅速火化尸体—声称受害者家属情绪稳定—防范媒体—宣传部门下指令禁言。但这套手法已经失去了民众最基本的信任，并从反面刺激他们更多的“阴谋论”想象。"自主高坠"的术语，成为嘲笑调侃的对象。“保安轮奸”、“面试轮奸”等各种版本传言不胫而走，而官方最有力的应对动作，则是5月9日宣布抓获一名“谣言传播者”。
当然，就示威本身而言，北京警方并没有掉以轻心，对这场发生在天安门正南方6公里、千人左右的小规模示威保持了高度警惕。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陆媒体人现场观察，北京警方极可能抽调了城八区的各区分局支援，现场一线警察达到4000人之多，以及警犬、城管和“红袖箍”（治安志愿者）辅助，各级警力高调地配置在显眼位置，上空还有直升飞机盘旋，显示出警方力图造成“外在的高压态势”。
经历了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北京对任何大规模人群聚集都抱有高度警惕，是不难想象的。但这次“京温事件”规模虽小，但却意义重大。自“群体性事件”在中国作为“骚乱”的代名词为人熟知以来，事态分布一直呈现出某种特殊格局，即两头捂紧（一头是北上广等一线大城市，另一头则是西藏、新疆等高敏感边疆地区），中间松弛（因此近年来骚乱频发于广东河源、贵州瓮安、湖北石首、广东乌坎、浙江织里、四川什邡、重庆万盛等地），而这次“京温游行”则突破了一线大城市、尤其是首都“首善之区”的红线，群体性的抗议从帝国的行省蔓延到首都，此后北京当局或许会更加严防死守，但从此北京不能自外于全国，“首善之区”的神话已经破灭。
“京温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本台此前报道已经援引一位观察者的话称，这次游行可以和2011年浙江织里抗税暴乱联系起来。两者共同点是：织里及附近是全国童装生产基地，那里经商的主要是安徽人，在备受欺压之下常抱团，而北京木樨园是北方童装批发中心，附近的商人很多都是去织里及附近进货，很多也是安徽人，两者人群主体有很大程度重叠。在最歧视非京籍打工者的北京地区，引发扩大版织里事件的日子并不遥远。
更加让人不容乐观的是，在“京温事件”刚刚出现在网络上时，就有北京市民在微博上激烈指责“外地人”在北京“聚众闹事”、“添乱”，甚至纷纷转告“安徽人可能要打砸抢”。这种思维定势，和此前出现的打工子弟教育、非京籍学生高考问题一样，再次凸显出北京严重的地域隔阂。
相当一批草根民众的心智、眼光和气度，被“北京人—外地人”的二分框架牢牢锁定，他们只看到“外地人”的可恶，却没有看到，此次事件的真正意义是，自己的皇城根儿从此和外地没有本质区别。但是这种汹涌“民意”，却有可能和非京籍考生等问题一样，绑架决策者的判断过程，最终在山雨欲来之时，使这个死结更难解开。加以时日，这种隔阂造成的怨气，可能会激发出更大的破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