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毛主席保证！”是我们在文革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这句话要表达的是证明自己所说的话是真的，因为没人敢拿主席开玩笑，否则要成反革命，死罪。可见，能向主席保证的话，不会是骗人的假话。但张嘴闭嘴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字面上体现的那种信誓旦旦的意思，无非是要告诉对方“我向毛主席保证”今天只吃了一个糖三角儿，或者“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保证”今天真的只吃了一个糖三角儿。还不信？那“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今天绝没再吃第二个糖三角儿”。感情是真挚的，只是毫无激动人心之处。
文革时代最广泛的社会标志是文革语言。文革语言的特点是假大空。虚假的口号，夸大的口气，空洞的内容。因为实实在在的最真实的东西，比如亲情，比如个人事业，比如自由，是没人敢提的。能公开谈论的只有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比如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比如向主席保证。什么事情，不分大小，都与咱党中央有关，都是与国际形势联系起来的。不管做什么，都是主席让咱们做的，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我们讲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我们滔滔不绝，但百分之百不知所云。因为这些东西，不管怎样谈论都是虚无的，不切实际的，甚至虚假的。而这样的谈论，从中央文件，广播报刊，到机关厂矿学校公社生产队，不管多么偏僻多么嘈杂的地方，到处如此。人人都不得不如此谈论，唯此方可保身，才能生存。
在这样的文革语言环境里，文革中从小学到高中，我们所学的东西可想而知。我们在课堂上和生活里学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在语录中认字，在语录中学中国文化，在语录中学做人的道理。那时的文化教育就是政治教育，而且只有空洞的政治，为政权服务的实用政治，除了口号和说教一无所有。这样一个文化荒芜的年代，只能造就没文化的一代人。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千百年来无人不知的优美诗篇，我们这代人是到了二十多岁才从邓丽君的歌里学来的。
文化荒芜时代的首要特征，就是语言贫乏。没学到多少文化，可又需要表达，那就只能学了什么词儿就用什么词儿了，自然而然主席语录诗词里的词儿就被广派用场。中学生下乡学农劳动，烈日下步行十几里，唱一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几乎出现在每一篇讲稿或作文的开篇，那怕是检讨书检举信。动不动就要“斗私批修”，小学生人人知道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到中学毕业你就“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
文化荒芜造成的文化真空，使得贫乏的语言反而容易流行。当时就那几出样板戏，几部革命电影，加起来没几句话，翻来覆去地说，传边全中国。那时候有多少全民的共同语言啊！样板戏“沙家浜”中郭建光那一句高唱的“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被用来表达了每一个男儿的意志，连小学生跑步的时候都唱。而当你在饭局上畅饮之后高喊一声“天王盖地虎！”，必有众人齐和“宝塔镇河妖！”。那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座山雕之威严与杨子荣之英武的写照，更是豪情奔放的时刻。当然，还有那句名誓：你说“消灭法西斯！”，我应“自由属于人民”！尽管谁也不知自由为何物。
（本文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