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各大门户新闻首页差不多都在突出位置挂出了三个有关中国官场子承父业的新闻，它们分别是：湖南耒阳市原市长王礼忠之女王卿从该市招商局副局长直接提拔为副市长；广东揭东县原副县长江俊驱28岁的儿子现在也担任了副县长；叶剑英的曾孙、广东云浮团市委书记叶仲豪当选共青团全国十七大代表。
纵观上述官员的任职和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几个共同的规律，一是升迁快，有的时候在一个岗位还没坐热屁股，就又升职了；二这些官员的个人信息如简历等都高度神秘化，；三是都没有在基层真正呆过，缺乏对民众的基本了解。
对于这类官员，显然不能用简单的选拔贤能、启用年轻干部之类的话来解释，要知道，如果真的是选用年轻人，为什么那些被选用的“贤能”多为官二代甚至三代四代呢？因此可以判断，现在官场已经进入明目张胆的“世袭时代”。
判断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官场是否进入世袭时代，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官员队伍陷入圈子化。笔者认识不少地厅级官员，他们经过自己的努力，秉承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规律，从农村走到官场，并凭自己的努力工作和谨小慎微，终于升迁到让人羡慕的地步。但是，这些官员多数都有很大的怨气，因为他们明白自己面临的“玻璃屋顶”困境，说白了，就是这些人囿于草根出身，不管能力多强，政绩多大，都很难再晋升到部级官员行列。
稍微了解中国官场的人都知道，要想提拔为省部级干部，最好的背景是“太子党”，其次为老红军、八路军后代，或者重量级高官的裙带关系。这些背景的类同性，使得官场形成了一个很封闭的圈子，只有在这个圈子内活动自如的人，才有可能晋升关键的部级岗位。
第二，官员选拔机制的严重不合理和选拔程序的严重不透明。为了提拔任用那些圈子内的人，官场需要按照潜规则办事，同时又得走一个法定的程序。于是，操控者们用掩耳盗铃的办法，没有任何硬性选拔标准，糊弄性地走个秘密程序，至于那些对被提拔者不利的信息，能过滤就过滤，能模糊就模糊，能掩盖就掩盖。
中国有老话——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贤。笔者从来不反对任用那些真正有能力且德行好的官员，甚至也主张打破论资排辈的方式，大胆、破格任用年轻干部。但问题是，这种破格不能称为官二代的专利，而应当有公开的竞争机制。而现在中国官场恰恰最怕竞争和民主选举，他们高度不自信，只能用忽悠的办法来走过场，以完成权力向后代逐步转移的过程。
第三，“空降兵”显著增多。大约从七八年开始，官场以所谓“干部交流”的名义，向地方空降了大批官员担任要职，这些官员，多数源于莫名其妙的关系户，尤其是前述“圈子”内的人，最容易被空降。因为这些人如果集中在首都或一个省城，由于资源有限，很容易造成圈子内的互相倾轧和伤害，所以，他们需要跳出圈子，去抢夺地方乃至基层的资源。
以一个市为例，全市也就一个书记一个市长，这些职位，本应成为全市数十万官员竞争的最高目标。但现在官场推行一种所谓“异地任职制”，即彻底断了本地基层官员成长的前途。官场借口异地任职，将自己中意的官员派到地方任职，镀金后再立即提拔。
第四，监督的难度增大。对于那些有“圈子”背景的官员，人们很难监督。首先是有关他的信息不透明，不知道他的简历、学历和能力，无从监督；其次是体制内的监督失效，而民间监督和舆论监督往往无从下手，即便极个别时候发现官员的什么问题，就算是发个网帖，也很容易被删除和封杀。
以“圈子”为主要生存基础的世袭家族们，也带动了地方各级“圈子”的蓬勃发展。现在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相对那个地方而言，那里曾经的最高决策层，也开始慢慢形成自己的“圈子”，并仿照前述“圈子”的规则建立体系。本文前述的儿子、女儿接替任副县长之事，就是典型。
正如古人愤懑所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民主化浪潮之下，当代中国却尴尬地再次面临同样的问题。毫无疑问，世袭制和民主制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机制。对付世袭制，我们不能光靠嘴里骂骂、被窝里哼哼，而是要团结起来，才能给予有力的抵制和回击。对此，本人的建议是：
首先，草根出身的官员要清醒意识到自己的“工具化”角色并幡然悔悟，在此基础上，这些官员联络普通民众，保持和市场化媒体的适度接触，形成对抗世袭官场的新生力量。草根出身官员一定要明白：靠献媚永远无法进入圈子，只有依靠民众，才能获得最终的机会。
其次，民众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等现代技术的作用，利用网络媒体，发动人民“战争”，对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进行全方位、不间断的盯防和监督，一旦发现问题，就要勇敢地揭露，让那些无良的圈子内人至少在基层难以容身。
再次，选民和人民代表要看清问题的严重性，积极利用法定的权力，通过选举、议事、监督、质询等机制，给世袭官员们以强大的压力和阻滞，让他们不敢也不能仗势欺人。
总而言之，官场世袭，实质上就是在极少数官场圈子人士和绝大多数全国民众之间构筑了对立的壕沟。对于这种历史的倒退，我们不二的法宝，就是发挥每个人的作用，无权者联合起来，争取属于自己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