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内地移民客里，七个是往加拿大跑的，而在这七个里面，五个为了孩子而移民。与之前寻求事业发展的技术型移民不同，这批新移民的出发点落在了下一代，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国内的事业。
四十四年前茆芬刚到温哥华时，她只要听到有人讲中文就会放声大哭。“我在街上听见有人讲中文就会跑过去跟他们说话，然后大家都开始哭起来。”65岁的茆芬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说，“那时候实在很少听到人讲中文，听到了真的就像找到亲人一样。”
几代人之后，在温哥华乃至加拿大各地的大街小巷，听到中文简直司空见惯，一个初来乍到的人甚至可能会觉得加拿大的官方语言既不是英语也不是法语，而是汉语。
在茆芬的印象中，乡音的增多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当时加拿大决定开始采纳多元文化政策，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香港和台湾人大举移民加拿大。让茆芬感到最显着的变化就是中餐馆的数量，“忽然就能吃到中国菜了，而且是很好的中国菜。”她说。
而最近十多年来，茆芬看到愈来愈多的人是从中国内地移民过来的，她感到自己就跟住在中国村一样。这一改变要归功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加拿大推行的自由主义移民政策，尤其是保守党执政的联邦政府热衷于提升合法移民数量，按移民部的话说，要更多地引入那些能够“一炮打响”的专业人士和投资者。
在这种背景下加拿大移民人数年年递增，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内地一直位居加拿大移民输入地排名第一。加拿大移民部长Jason Kenney对此表示，“加拿大在经济衰退后需要高水平的经济移民来推动经济的强劲发展。”
这样的夹道欢迎与茆芬在1967年到达时的情景截然不同。那时她跟丈夫从上海来到加拿大，丈夫是银行经理，但移民后很难找到银行业的工作，而她从翻译服务起步，成了一名商业和移民顾问。茆芬说那时候本地人对待初来者的态度颇为负面，而且如果不会讲英语就几乎没法生存。
宁静和缓的代价
茆芬也有几个亲戚移民加拿大。她的侄子蔡少华今年52岁，跟家人一起在2007年移民来加，现在定居在距离温哥华约20分钟车程的Richmond城郊。华人约占温哥华人口的30%，但在机场所在地Richmond城郊，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口更加密集，这里40%的居民都是华人。像蔡少华这样的初来者即使不懂半句英语也可以在这里购物，用餐，生活。
1993年前后，蔡少华和妻子在广州创办了自己的瓶装水公司，他们的第二个儿子蔡亮亮就在那时出生。蔡亮亮四岁的时候展现出显着的绘画天赋，这促使蔡少华决定把家搬到某个可以使他们的小儿子成长为艺术家的国度。在他们位于某新开发区的叠拼式联排别墅里，墙壁上挂满了儿子画的风景画和肖像画。
“我们觉得，在加拿大他可以有更多机会发挥自己的天赋，成为一个艺术家，”蔡少华说，“如果在中国，他也许技巧方面会更加娴熟，但是我们希望找到可以让他以自己的方式成长的西方老师来教他。”
蔡少华跟现在已经18岁的蔡亮亮住在加拿大，而他妻子目前则在广州。他们夫妇俩每隔六个月就互换位置，由其中一人留在Richmond照料儿子上学，而另一人则回中国打理生意。
最初，他们夫妇打算利用自己生意上的业务关系和经验，在加拿大开一个他们瓶装水公司的离岸分支。但是来了之后不久，蔡少华很快意识到加拿大关于创办新企业的规章条例实在太繁琐了。他说：“最大的问题是加拿大的市场规模非常小，并且加拿大既有的法律使得办企业很困难。当然，在中国开办企业也很难，但是中国的市场足够大，就算难也值得。”
不过蔡少华对于儿子在Richmond受到的初高中教育和一家人在加拿大宁静的生活赞许有加，他说跟广州繁忙的生活节奏比起来，在这里驾车毫不费劲，“睡着了都可以开。”他们家花60万加元买下的联排别墅如果放在中国很可能需要多付三分之一以上的钱。其他好处还包括他们的生活成本比在大多数中国大城市都要低。
但是宁静和缓也是有代价的，蔡少华说，对他而言生活在加拿大的代价就是无聊，由于语言不通，他的生活圈子局限于有中国人居住的地方。他说自己有可能会在儿子上大学以后就永久性地回国。
同父亲相比，蔡亮亮已经完全是个加拿大人了，他每年回中国的时候，都觉得在这个自己生活到12岁的国家，自己像是个陌生人。“我在加拿大的时间比在中国的时间短，但这里已经是我的家了，”蔡亮亮说，“回到中国，我没有多少朋友，也没有人可以说话。”他在加拿大的学校里交往的朋友大多数是中国人，他们用汉语和英语交流。蔡亮亮说他是艺术课上唯一的中国学生，而在数学课上却只有少数几个白种人。“我能够理解父母为什么想回中国。因为不懂英语，他们无法走出Richmond，而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我无法想象回到中国会是什么情形。”
像蔡少华这样为了孩子留在加拿大的移民并不在少数，郑海也是一例。郑海曾经是一家美国电子公司分管华北业务的代理商，因为工作的关系走遍了欧美国家。他说，要在加拿大找跟在中国不相上下的工作很难，而且创业也不容易，但移民主要是为了给女儿一个更加无拘无束的生活。
“在中国也许会过得很辛苦，拿我自己来说，在国内时自己常生气，生人的气，生规矩的气，生政府的气。加拿大对我的女儿来说更好。她喜欢这里。没那么多家庭作业，学校有很多假期，老师们也非常善于鼓励人。”也许鼓励过度了，他补充道，他担心女儿可能对学习太懈怠了。2007年，夫妇俩带着12岁的女儿移民来，为了让孩子提高中文水平，又搬回中国两年，如今全家再次定居在加拿大。
此前，他们家曾考虑移民澳大利亚，但是在得知该国有可能出现水资源短缺和极端气候的情况之后，决定转向加拿大。郑海说他对温哥华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美丽清新，虽然曾经考虑过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等其他城市，但妻子担心那些地方气候寒冷，更喜欢较为温暖的温哥华。郑海说他也首选温哥华，因为它似乎没有加拿大中部其他大城市那么工业化，当然，更远远不像中国许多城市那么工业化。
郑海来之后已经搬了好几次家，最早是在一个海边的社区White Rock，然后到了Richmond，那里大量的中国商铺和中国邻居令他们觉得住起来很方便。不过现在他们打算再次搬家，搬到温哥华附近一个富裕的郊区West Vancouver。郑海说他选择West Vancouver是因为温哥华市区理想的房子价格太高，一套住宅的平均价格近80万加元（约540多万元人民币）。此外还因为他希望家人与Richmond这种太容易只讲中文的环境保持些距离。
房地产经纪人Carla Zivot说，亚洲投资者已经让温哥华及其周边郊区房价居高不下，这种趋势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初到来的香港人和台湾人，现在由于中国内地的买家蜂拥而至，房价继续走高。Zivot说，目前温哥华的房产买家中亚洲人占了60%至70%，尤其在Richmond买房的人十个里头有九个来自中国内地。“中国移民喜欢Richmond的文化，因为那里已经有很多中国商店和餐馆，住起来舒服，Richmond就成了他们抵达后居住的第一个地方。”
博士也无奈
在兰加拉学院从事亚洲研究的学者Li Yu最近考察了温哥华的中国内地移民，他发现最近十年的新移民跟早期相比，呈现出教育背景上的变化。在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是通过家庭关系移民而来，到达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移民中仅仅7%曾经受过13年以上教育。大约60%的中国移民受过13年以上教育，并且其中拥有博士学位者占了很大比例，几乎每四个新移民中就有一个博士。
然而即使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这里的就业市场却让许多移民初来时感到失望。
茆芬的亲戚里搬来温哥华的还有一个侄女李红霞。李红霞今年30多岁，拥有博士学位，曾经在南京某大学教授植物科学，她的丈夫李滨曾经是一位经济学家。李红霞说尽管他们在中国有安逸的工作和生活，她仍然想搬到加拿大。“我们决定在加拿大生活，虽然知道这不容易，但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李红霞说。
尽管有学术资历和在美国大学从事研究的经历，李红霞仍然很难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找到工作。她重新考取了一个护士助理资格，而丈夫则转行到了建筑行业。接受一年的培训之后，她仍然难以在温哥华找到工作，只好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她得到了一个在Enderby某养老机构工作的职位，那是一个大约3000人的小城，位于温哥华以东将近500公里，全家在一年前搬到那里安顿了下来。
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学的教授David Ley曾着书《迁移的百万富翁》，描述了亚裔移民的兴起。他说：“有许多在中国取得学位的专业人士来到加拿大，尤其是IT界人士。但不少人没有加拿大的资格证书，英语水平也有问题，很多人已经回国。”熊鹰对此也有体会。随着第一拨高教育背景的大陆移民潮，她和家人在2001年来到了温哥华。女儿出生在加拿大，大儿子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念书，如今全家已经拿到身份。移民前，拿到MBA学位的她从事专业性工作，丈夫在广州执掌某个大公司。来了之后，她在一家中介公司上班，而丈夫开车送货。
现年41岁的熊鹰说，在头几年里他们忙于生计，完全想不到别的事，现在稳定下来后，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些艰难的选择。在他们最初移民加拿大的时候，想的是家人包括她的哥哥嫂嫂也会跟着过来，然后就可以把父母接来一起生活。然而移民申请的积压导致移民们平均需要等七年才能把家庭成员带过来。
熊鹰的父母已经70多岁了，加上夫妇俩意识到自己在温哥华的工作发展空间有限，他们决定今年夏天就回国定居，与家人团聚。儿子会在加拿大继续学业，女儿则带回中国，让她在某个国际学校上学。
“作出回国的决定很难，”熊鹰说，“但家人无法团聚的地方永远也不是我们的家。”
“加拿大的市场很小，法律的限制使得个人创业较为困难。”
“在这里创业很困难。加拿大机会不少，但中国的机会更多。”
“在你的专业领域找份工作或许没那么容易，不过工作还是有的。”
“来加拿大前我在日本留学，在那里一切都有人照应，服务周到。抵达这里时我以为有人来接机，结果没有。在这里，人们更强调独立生存的能力。”
“别来了之后身在曹营心在汉，老是对比加拿大与中国的生活。这两个国家生活都各有利弊，不过一旦决定移民，记得入乡随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