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盐城市下辖各县市区，多年来以红头文件形式要求各级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等为当地红会的“博爱万人捐”活动捐款，并按级别规定数额，直接从工资中代扣。面对舆论质疑，江苏省红十字会副会长李新平回应称，这些财政供养人群的收入相对稳定，理应在社会捐款中起带头作用，对他们提这样的要求，“我觉得一点不过分”。
强制捐款屡见不鲜，但大多是变相强捐，即打着“自觉自愿”的旗号，以各种方式逼着人们不得不“自愿”捐款。而像盐城市这样，以政府红头文件的形式公开强捐，以直接扣工资的方式强令服从，显然是连一块“自觉自愿”的遮羞布都不要了，将强制捐款演绎到赤裸裸的程度、登峰造极的地步。
财政供养人群收入稳定，但这是他们劳动所得、合法收入，任何人都不得强占；公职人员理应在捐款中起带头作用，但愿不愿意带头得凭自觉——自觉自愿既慈善的最基本原则，也是一条不能突破的底线。
红会的领导人应该最懂得这个原则和底线，但堂堂省级红会副会长，居然认为这样明目张胆的强制捐款“一点不过分”。如此强词夺理、颠倒是非，有辱自己的身份，只会让红会的声誉进一步受损，人们甚至怀疑：红会募捐不成，莫非要改走强捐路线？
在某种意义上，“强捐有理”比强捐本身更可怕，在“强捐有理”思维主导下，所谓“慈善”就会变成侵占公民财产的工具，所谓“献爱心”将会异化为巧取豪夺的幌子。
善良的人们往往认为，强制捐款虽然不对，但出发点是好的，是出于好心，为了扶贫帮困。李新平也说，盐城市这样做“出发点是好的，体现了党委政府在关注弱势群体，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困难”。
地方政府强捐，出发点果真很好吗？未必。一方面，强行募得的财物，只要到了政府部门手里，怎么用很难监督约束，一部分用于慈善，另一部分可能挪作他用。另一方面，扶贫帮困本是政府的份内之责，比如救助孤寡老人、补贴低收入群体、资助贫困学生等，但一些地方政府不愿从财政中开支，而是强制人们捐款，从而节省财政资金，强制捐款几乎成了“第二财政”。而节省下来的财政资金用在哪里？从花样百出的三公消费中，从各式各样的“政绩工程”中即可找到答案。
为什么近年来地方政府强捐的新闻层出不穷？这些地方政府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强捐？最大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千万别以为强制捐款的出发点就是好的，其真实面目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丑陋。
因此，从本质上说，强制捐款其实是一种责任转嫁——把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责任强行转嫁给捐款者，让捐款者承担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扶贫帮困责任。民众当然可以为政府分忧，可以参与扶贫帮困，但这不是公民的法定义务，公民的法定义务在于照章纳税，将税款交给政府来救助弱势群体，政府只有强行征税的权力，而无强制捐款的道理。
强制捐款，说得轻一点，与乱收费、乱罚款没什么根本区别；说得重一点，与非法侵占他人财产的区别也不是很大。地方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公然强捐，如此违法行为竟然畅行无阻这么多年，不得不让人匪夷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