镉大米事件的新闻爆发，与微博和人们要求知情权意识的觉醒有关。当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5月16日公布了对大米及米制品镉超标的粗略抽检结果后，17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大三学生陈晓岸寄出公开申请函，要求公布详细检测情况。在媒体和公众一逼再逼之下，广州市食监局先说“名单不方便透露”，继而仅公布所涉及的餐饮单位，最后才不得不公开大米及米制品生产厂家、品牌标识。镉大米主要来自湖南，其次是江西、还有广东的台山、韶关、佛山，广西的泉州和桂平等地。
湖南是中国最大水稻主产区，去年产量占全国水稻产量将近13%。其实，这个鱼米之乡在过去二十年间一天天被毁，直到镉大米事件，终结了鱼米之乡的历史。狂热追求GDP的重化工业之路严重威胁著传统农业和人民衣食。虽然谁都知道，污染而不治理将通向毁灭，但是，一代一代官员；一批一批商人；一茬一茬企业高管，只顾升官发财；地方政府靠大型有色金属国企创造“政绩”和财政收入；老百姓为就业岗位、收入增长所牵引。环境污染的伤害貌似是慢性的、隐性的，可以暂时忽略。尽管临界点一次又一次逼近，比如水源污染，比如癌症村的出现，但是，它们毕竟发生在局部。事实上，各路人马都给污染让道。任何形式的局部抵抗，都会被维稳的大棒打回去，或是被利益的输送瓦解掉。于是，污染滚滚，日积月累，进入土壤和灌溉水源，将传统农业摧毁殆尽。此外，有限的土地不能休耕，高含量镉的磷肥施用，也是土壤镉超标的重要来源。
据报道，6年前，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教授潘根兴的研究团队在东北、西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六个地区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个，检测出10%左右镉超标。2010年，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等四家机构联合做出 《湖南市场和污染区稻米中砷、铅、镉污染及其健康风险评价》课题，从10个市取得112份大米样品和稻谷样本，发现镉超标比例达36%，铅超标达21%。另外，他们还专项选出10个有冶炼区域的地方，发现大米样品的重金属污染率达90%以上。该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环境科学报》上，没有得到任何反馈，也没有引起新闻媒体关注。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对苏锡常地区自2005年至2011年进行了监测，显示地表土壤中镉含量增长。太湖附近有土壤含镉量超过18毫克/千克，水稻含镉量达0.52毫克/千克。有关部门视“土壤污染是国家机密”，镉大米事件暴露了“机密”。
慢性镉污染的危害主要是在肾脏。虽然尚没有看到关于食用镉大米人群的身体状况研究，但是，其危害绝不可低估。除了直接食用大米，污染的谷壳作为牲畜饲料，砷、铅、镉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进一步增加体内的重金属含量。
事发之后，米价应声下跌，湖南农民很多不种水稻了，米商关门。由政府和资本家主导的一场灾难，最终受害最深的总是最低层的农民、市民，小商小贩。以往湖南大米价格便宜，常被卖给集体食堂，像大学生食堂，或做米粉肠粉用。造祸者多有权势，可以移民，吃特供食品；广大人民只能和那块土地共存亡。眼下，去香港买大米是人们自然而然想到的。但是，大米是香港的法定储备商品，携带超过15公斤大米过境即属犯罪，最高可被处罚款5万港元及监禁1年。吃什么，怎么吃？成了人们最迫切关心的问题。
专家建议：“换著产地吃大米”。对此，有人质问：“市场上不仅有镉大米、还有铅大米砷大米，有的是两、三种同时超标；产地不仅是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广东、河南、河北等都有；数量不是万吨，而是上百万吨。这么多产地和数量，如何轮著吃？”还有专家说：“我们国家现在定的标准不合理，比国外的标准要高，外国大米容忍的含镉标准是0.4毫克/公斤，而国内标准是0.2毫克/公斤”。中国人以食米为主，累积食镉量远大于以面食为主的西方人。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博士就说，“在污染区和弱势群体以米为主食，且吃劣质大米居多。标准就应该更严。”危机爆发时刻，总有缺德专家不从民众安危出发，提出专业意见，督促政府，而是替官方圆场，息事宁人。毫无疑问，镉大米的背后是“镉权力”。食品安全责任链的全线失守，导致镉穿越生产、加工、销售一线，进入千家万户的饭碗。政府在风险监测、评估、检验、事故处置等诸多方面都难辞其咎。
土壤中镉含量高，农作物中镉含量必然高，累积下去就是灭顶之灾。中国的土地都被拿去盖房子了。虽然有18亿亩耕地红线，但是，有限的土地成了有毒的土地。提高军费也好，加强维稳也罢，粮食安全才是一国之首要安全。土地之生命线不可不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