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当年贫下中农是这样再教育我们的》等几篇提纲挈领回忆知青生活的拙文发表后，受到朋友们的鼓励，他们希望我继续写下去。这篇我就信笔由缰，写写我们知青以及在那片黄土地上苦难的老乡们的一些生活细节，愿后代了解我们的经历，让历史不要漏掉知青那段不可或缺的一页。
一．从北京到七炭板申
1968年9月9日下午，我们北京西城区数所中学的一千多名主要是六六届初、高中毕业生，从各自学校乘专车到了北京火车站，踏上了知青专列，准备向祖国的大西北进发。
火车快启动时我才上车，因此未能事先挤进靠站台那面窗口的位置，不能探出车窗外跟站台上来为我送行的妈妈、妹妹以及我的同学们最后挥手告别，只得在车厢里转来转去，一方面心有不甘，一方面又实在挤不进已没有一点空隙的窗口。正不知所措，我突然看见车厢尽头不靠站台那面窗口的一个座位上，一位瘦瘦的白净的女生正孤零零一人安静地坐着，便迟疑地向她走了过去。她见我走近了她，就热情地问：“你也没人送吗？”“有人送，可是我挤不进窗口了。”她的脸色阴沉下来，低下头不再看我，又扭过头看着窗外。我在她旁边坐了下来，我以前没见过她，想问问她是哪个学校的，也或许就是我校别的年级的？但终于没有开口。我默默地陪在她旁边坐着，直到火车彻底开离车站，趴在窗口的同学们陆续回到各自的座位，我才起身离开。
我找到我的座位坐了下来，对大多数还在抹眼泪的同学没了同情心，觉得最该哭的是那个可怜的女生。然后，我慢慢收拾起纷乱的心情，望着窗外渐渐逝去的城市景物，默诵着那首著名的诗歌《我坐在西去列车的窗口》，体验着、附和着贺敬之的革命激情。
火车经过一夜的运行，第二天早上六点来钟，停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火车站。我和小祁、小金不问火车将停多长时间，就下车出了车站沿着大街信步往南走，因为时间太早，街上空荡荡的没有什么行人，车辆更少。却看到一个仍在营业的报亭，里面除了报纸杂志，还有十来本《乌兰夫反毛泽东思想言论集》的小册子，我花五毛钱买了一本。看看街上没什么其它新鲜可看的，我们仨就回到车站重新上了车。
火车又运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察素齐。出了小小的察素齐火车站，我们看见站外挤满了人，既有官方组织欢迎我们的队伍，也有更多来看热闹的，毕竟这小小的旗镇一下来了整整一列车的北京知青，史无前例。当地人的形象实在太土，穿戴得又脏又破，我心里使劲背诵毛主席语录“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努力打发掉我对他们土气的印象。
我们被带到察素齐中学吃午饭，下午参加了在广场上召开的土默特左旗欢迎知青大会，晚饭后又去旗电影院看《草原英雄小姐妹》。那动画片实在没什么意思，我们不等电影演完就走出电影院，在察素齐镇上唯有的两条街上闲逛，只见昏暗的街灯下两边的房子低矮破旧。新奇的是，街旁每隔几米就有一个比真人稍大的半身泥塑雕像，一共大约有二、三十个。它们个个丑态毕现，胸前贴着被打着红叉的他们的名字和原职务，从旗长、旗党委书记到商业局长、文化局长等等，全是旗里被打倒的走资派。
当天夜里我们穿着新发的棉大衣和棉裤在察素齐中学学生宿舍的光板大通铺上合衣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后，就分乘卡车，向各自插队的村子进发。
临行前我们被告知：我们将落户的村名为塔布赛公社七炭板申大队。塔布赛是乌兰夫老家所在地，“板申”是蒙语村庄的意思。我们这个知青小组由18人组成：我校的十个女生和四中的八位男生。
我们乘着卡车在路上行驶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就在一个路口停了下来，因为没有进村的公路了。好在已有村里来的两辆马车等候在那里。我们把行李从卡车搬到马车上，跟着马车步行大约八里路，来到村口。
包括大大小小的娃娃们已有十几位老乡在村口迎候着我们，为首的是个妇女主任模样的人，她牵着我的手，亲切地问着什么，我一句都没听懂，只得嗯嗯地应和着。
我们被带到大队部隔壁唯一的一间小学教室，在那儿吃我们到村里的第一顿饭：羊肉炖土豆和黄米面炸糕。那羊肉真膻气，还老得嚼不动，吃得我们一阵阵犯恶心，我一边背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边心里暗暗担心，以后一辈子吃这东西可怎么忍受？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老乡“招待”我们的老格丁羊，即年岁很大的领头羊，肉极老，膻味也重，本不应用来“待客”。因为我们村是全公社最穷的不足二百人的小村，加上村民们一向对上面派下来的人有一种本能的防范，那些大字不识的农民对“知青”更是没什么概念，对这么小的村被安排18人之多很有些抵触。这样的招待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盖厕所
吃完饭，队长给我们分配老乡为我们腾出的住房。我们尚互不相识的男女知青们不约而同、异口同声地向队长要求：鉴于村里连一个公共厕所都没有，必须为我们盖男女厕所。
队长迟疑了一会儿后，说，你们先把行李搬到各人的住房，安顿好就来队部集合，咱们今天下午的营生就是为你们盖茅厕。
我们村是一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村，每院算一户，里面往往有已结婚成家的两、三个儿子各自住的一间大屋和边上一间他们年迈的父母住的小屋。老乡为我们腾出的都是老两口住的小屋，要么因儿子还小，尚未娶儿媳妇仍跟父母一起住在大屋里，要么因老两口已经去世那小屋没人住了。他们家家都在各自院里的猪圈方便，根本用不着公共“茅厕”。
村东头不远处有一个破败的喇嘛庙，只剩下小半堵墙，一点看不出原貌了。队长决定盖厕所就用那半堵墙的土坯，地址选在那庙和村子之间一块地势稍高的地方。
这么小的村子居然还曾有个喇嘛庙！那应该源自蒙族老乡。“宁拆一座庙，不破一对婚”，显然拆庙是一种罪过。虽然这庙不是我们拆的，可我们竟要用那有着不知见证了多少年历史沧桑的墙坯盖厕所，我便挑选了和泥的活儿，避免去那遗址搬坯，以此自己骗自己。
所谓厕所，其实就是一个不封口的“口”字形围墙，没有顶棚，也不装门。因为那点儿土坯有限，更因为队长坚持认为不必盖得太高，只盖到齐腰就说什么也不让再加高了。人蹲下去后，外面能清楚地看见头甚至肩膀。看得出他对我们盖厕所的要求既感到不可抗拒又有些勉强，我们初来乍到，不便过分，就只得将就了。到农村来就是吃苦的，包括适应艰苦、尴尬的环境。
厕所盖好后，当然应该挖便坑。队长用铁锹只浅浅地挖了两锹，就说行了。我们异口同声地说，这哪行啊？他不再理睬我们，扛着锹走了。
我们大便时，猪和狗就寻味而来，狗比较文明，在门口等着你完事出来后才进去，不一会就吃得精光。猪太缺德，不等你排泄完，就全然不顾你的存在，拱到你后面开吃，你只得像亏欠它似的，赶紧为它挪地方。更有甚者，它每吃几口，就习惯性地甩甩头，把粘在它嘴上的甩得到处都是。此后我们每次大便，都得事先找好一根棍棒，边方便边用那棍子阻止猪进来。之后，它们会吃得干干净净，的确用不着挖便坑。
后来，特别是晚上天黑后，我们往往弃厕所不用，结伴到村边没人的野地里方便，这时猪狗不会跟来。
不久我们发现，我们十个女生陆陆续续丢弃的月经纸被猪狗拱得厕所内外到处都是，还被内蒙古特有的狂风刮得满天飞，更有村里一两个彪子（准傻子）用棍子挑着玩，遭到从未用过卫生纸的老乡们的讪笑。从此我们把用过的月经纸集中起来埋掉，不再随便丢在既没顶也没门的厕所里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地的女人来月经时只用破布，难怪那里很多妇女不能生育，得各种妇女病的很多。他们大便后也从不用纸擦，而是用土坷垃！
那里的婴儿从不穿裤子，更不用尿布，他们像小动物一样，随便在炕上大小便，大人根本不用操心他们何时需要方便。因为一日三餐都用炕头的灶火烧饭，家家的火炕一年365天都是热烘烘的，婴儿拉在炕上的尿瞬间被烘干，凡有婴儿的家里都弥漫着特有的奶味和尿味。婴儿的大便也是随便拉在炕席上，之后大人们必把自家的狗吆喝到炕上，那块地方一会儿就被舔得干干净净，比人清理强多了。
所以我们那里积肥从没有人粪尿，下乡前，我们以为牲口的粪便很脏，其实因为它们是食草动物，排泄的都是浓缩的没消化的草，闻不出异味，牛羊马驴的粪便既是肥料也是很好的燃料，其中牛粪最好最经烧。后来我们像老乡一样，一看到哪里有一滩牛粪便如获至宝，手头没工具的话，就用双手去捧。
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说过，“人类的历史由下水道的历史所反映”。我们下乡时，下水道连在北京城里都还没有完全形成网络和规模，在许多胡同里，时传祥的后继者们还在背着粪桶掏大粪。我们在学校时，教学楼里是有上下水的蹲坑式现代化厕所，但在平房宿舍区仍是掏坑式厕所，我住校第一天大便时，就溅起一大片屎尿在我身上，弄得我不知所措哭了一顿。以后才懂得大便时要专找屎比尿多的便坑。
写这么多这类事儿实在不雅，我自己也没想到写知青生活，竟最先信笔写到了这个话题。但人和动物一样，“吃喝拉撒”是最最基本的生活，写插队生活“拉撒”的问题难以回避。事实上，厕所的问题古今中外一直困扰着人类，我们每到一处，常常会关心、议论厕所的有无、远近、脏臭和优劣，否则怎么会有11月19日的“世界厕所日”呢？厕所文化大概与食文化一样悠久，反映着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我非常赞同芦笛先生说的，抽水马桶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伟大的发明，当然这个发明必须有下水道这个“城市的良心”（雨果语）为基础。然而，这个伟大的发明在当今日益缺水的世界已显其不足：尽管不少水箱里被设计安装了一些节水机关，但冲水时用的水还是太多了。
三、吃
我们下乡所在地土默川平原位于呼和浩特市以西，黄河以北，阴山以南，是地势平坦、水草肥美、亦农亦牧的宝地。那首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现）牛羊。”就是描写的我们那儿。我们插队时，那里是七分农三分牧。现在土默川已退耕还牧，集中发展奶牛业，成了伊利、蒙牛的奶源基地。
当年，我们村种的农作物极其丰富，有莜麦、小麦、荞麦、玉米、高粱、小米、黄米、糜子、黄豆、黑豆、红豆、山药（土豆）、甜菜、胡麻、枸杞、向日葵、南瓜、香瓜等等等等，好像除了稻米无所不有。但蔬菜种类极少，我们村只种有韭菜和胡萝卜。倒不见得不长，而是老乡不重视吃、种蔬菜。
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时，曾专门到四季青公社买了不少种类的蔬菜耔，回村后交给负责菜园的两个大爷，请他们不误农时地种了下去。可没过多久，他们就把我叫到菜园去看：各类菜苗虽然有一部分长了出来，但全都又小又黄，不成样子。他们说，这是因为口外这里的气候、水土与你们内地的不同。我这才想起学过的《晏子使楚》的故事，“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为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我为自己的无知难为情，幸亏我们那里地广人稀，浪费了些土地不算啥，只是让他们白费功夫了。从此我对在村里吃、种多种蔬菜不再抱希望。
我们刚下乡时是阳历九月，那时除了吃到村里自种的韭菜，还从旗里和外村买来菠菜和圆白菜吃。接着就到了腌咸菜的季节，我们腌了蔓菁，又买来白菜激了酸菜。整整一冬，除了窖里储存的土豆和胡萝卜，我们吃不到一点新鲜蔬菜。那几个酸菜缸和咸菜缸，时间一长，就长出白色的霉菌，我们便向老乡学习，每隔一两天就用高粱穗子撇去表面那层浮着的白沫。
我们那里盛产山药，家家都有专门储藏山药的地窖，窖里的山药一直能吃到第二年夏天。老乡每晚必喝的小米粥里都加有山药，青黄不接粮食不够吃时也是“山药代”。直到近年我才知道山药是全球五大农作物之一，营养及其丰富，除了富含淀粉，还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被誉为地下苹果。难怪下乡不久，几乎顿顿不离山药的我们都长胖了，也没出现因吃不上新鲜蔬菜缺乏维生素的症状，真是一方水土有一方人。
老乡说：“三十里的莜麦二十里的面”，意思是莜面最耐饿，吃一顿莜面后能走三十里路，吃白面的话走二十里就饿得走不动了。老乡最喜欢莜面，不仅抗饿还好吃，可惜每年队里分下来的莜麦数量有限。吃惯大米白面的我们起初一点儿都不喜欢莜面，莜面做起来花样倒不少：推窝窝、搓鱼鱼、压饸烙、掺水拿糕、炒莜面等等，可是吃莜面时不搭配蔬菜，只用咸菜缸里的盐汤泡着吃，实在不习惯。现在我们知道，莜面营养丰富，是很好的保健食品，可是当时我们只顾能填饱肚子，“保健食品”这四个字及其概念闻所未闻。
队里分下来的小麦也数量有限，老乡们把白面主要用来做“蒸花馍”，即把白面发好后，捏成燕、兔、羊、蛇、鸡、猪等小动物，点上红点儿再上屉蒸。她们用灵巧的手熟练地捏出各种小动物的身子、四肢、头、尾、耳、鼻、嘴，按上两颗红豆当眼睛，用梳子齿压出尾羽，活灵活现。因为她们从小就每年多次练手，所以水平颇高，每每塑得栩栩如生。除了小动物，她们也做寿桃、枣山、卧龙等等，或者干脆就是点了红点儿的白馍馍，在酬宾待客、走亲访友时当做礼品或在各个年节里自己享用。
除了莜面白面，我们的主食还有小米、糜米和黄米。小米用来煮粥，糜米做干饭，黄米因为有粘性，被用来磨成面后做蒸糕或炸糕。队里种的玉米和高粱都用来喂牲口了，老乡说，高粱哪是人吃的？他们从不吃高粱。
我们大队饲养院里集体养着一些马牛驴骡，每家除了养猪养鸡外，还有几只自留羊。所以每到过各种节日杀猪宰羊的时候，我们就能吃上一、两顿肉。
我们还吃过一次狗肉，那是1970年的一天，上面突然下达命令：为避免狗吠影响部队夜间拉练，各村所有的狗必须无条件统统处理掉，不得延误。老乡们下不去手，就由男知青对全村的狗执行死刑。那天，大多数老乡不忍到现场观看，少数几个后生远远地看着自己养了多年、感情极深的狗被一个个缠上电线，合上电闸后，便突然身子和四肢都挺得直直的，几秒钟后“通”的一声重重地倒在地上，无不痛哭流涕。
我们知青那时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尚且个个都是“亲不亲，阶级分”的冷血，有关狗对主人的感情和忠诚只是在外国小说里看到过，自己和周遭都没养过狗，对老乡与狗的感情不曾感同身受，也没多想，看完热闹就把老乡不要的狗肉烹饪后美餐了一顿。
其实我住的七旦大爷家养的狗“大黄”对我挺好的，我们第一天搬进七旦大爷家院里时，它一点儿都没像见到陌生人似的对我们狂吠。七旦大爷说，“大黄可机明了，知道你们不是外人。”下乡不久后的一天，我接到妹妹写来的一封家信，坐在灶房门口正难过得吃不下饭，突然看见大黄静静的卧在我的斜前方，满怀同情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把手里那碗小米粥放到它跟前，它不肯吃，我又把碗凑到它嘴边，并用鼓励的眼神看了它好一会儿，它才慢慢地吃了下去。从此它一见到我就高兴地向我摇尾巴，可是我因为怕狗从未抚摸过它。
尽管那天我吃的狗肉不是大黄的，但我至今不能原谅自己的没良心。
我公社口肯板申的一匹马因误吃农药中毒死了。知青们通过计算那马的体重、吃进去的农药的量和浓度，下结论说那马肉里的毒素不足以毒死人，便将它的内脏深埋后，把马肉煮透吃了，果然他们个个平安无事。
老乡们自家养的鸡下的蛋一般都舍不得吃，他们要拿到供销社去换盐、煤油等生活必需品。那时供销社收购一斤鸡蛋才五毛钱。有一天我实在太馋了，就背着我们知青小组偷偷从七旦大娘家买了一斤鸡蛋，并请她帮我煮熟。我本想留着慢慢解馋，却终于没忍住，一下把九颗鸡蛋全吃了，也没觉得肚子撑。
那里的老乡只吃猪牛羊等“大”肉，刚开始连鸡肉都不吃，因为没有水塘，他们也没吃过鸭鹅鱼虾等水产品。野地里青蛙很多，虽然多是癞蛤蟆。我曾让我的学生娃娃们课后给我们抓来几十只青蛙，我们把它们开膛扒皮掏肚后，放少量韭菜用平时舍不得吃的油爆炒，别提多香了！老乡们看着我们从宰杀到大快朵颐的全过程，就像是看着一群怪物，不断地叹气摇头。我们觉得他们真怪，每天缺油少肉的吃不饱饭，却放过老天爷赐予的这么好的东西不知道享用。
有一只青蛙长得又大又漂亮，我把它那翠绿色的有着美丽花纹的皮完整地剥下来后舍不得扔，把它贴在我们住房玻璃窗上的红“忠”字旁，那每块窗玻璃正中位置上用红漆喷的“忠”字取代了老乡们用剪纸贴窗花的习俗。老乡见了无不谴责我这是作孽，我对他们的议论不予理睬。后来我真的生了病，他们说我是中了邪，让我把那青蛙皮撕下来，我对这种迷信嗤之以鼻，直到它被晒得退了颜色，我才把那又干又脆的白皮揭了下来。
我还让我的学生们掏过一次鸟蛋。因为我们那里没树，各种小鸟就在地上的草丛里衔细细的小干草叶做窝。孩子们不一会儿就捧来十几枚比鸽子蛋还小的鸟蛋。因为我们那时没有小锅，我宿舍里只有老大的存了满锅水的柴锅。我舍不得把好不容易从井里挑来的水扔掉，就把那些小小的鸟蛋放在锅里用柴禾烧。考虑到这么小的蛋用不着把一大锅水烧开，水大约六、七十度我就不再续柴草。把鸟蛋取出嗑开皮后，竟发现里面的蛋清成了胶皮一般，韧劲十足，嚼都嚼不动。我至今不知是因为我煮过火了，还是因为那鸟蛋已经快要被孵成小鸟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我们村西边约二十来里处就是哈素海，现在已经成了著名的旅游胜地，它原是黄河故道，是黄河变迁时遗留下的“后泊儿”。我们下乡时那里尚未开发，还只是界限不清、大小不定的陶思浩“西海子”，季节性很强，干旱少雨时经常干涸。那时交通极其不便，加上我们知青永远心系着东边的北京，从未往西边迈过一步，所以在插队的那几年我们从没去过“西海子”。
一九七一年夏天，陶思浩的老乡们发现西海子里的水突然大了起来，水里还出现了不少鱼。他们听说知青什么都吃，就冒着被扣上搞“自由市场”帽子的风险，偷偷到附近各知青点儿卖鱼。他们不是直接出售鲜鱼，而是放了盐和辣椒面煮熟了卖。那鱼大约四、五两一条，早没了鲜味，但毕竟让我们解了一次馋，那是我插队期间唯一一次吃到了鱼。
何二槐喜欢打猎，秋天他专门猎杀隐藏在茂密庄稼地里的小动物，说秋后的猎物长得最肥；冬天他寻着雪地上动物的脚印总能打些野兔回来，他还架起网子打过沙鸡，几毛钱一只卖给我们。
有一次他打了一只狐，五保户老张把他剥了狐皮后扔掉的狐肉捡来想美餐一顿，没想到那肉骚味极重，只在开水里煮了一会儿，村里就到处弥漫着狐臭病人一般的浓浓的骚味，加上那几天没刮风，那味好几天才散去。前几天我看国内新闻说，有商家以鼠肉、兔肉、狐狸肉等冒充羊肉串出售，就认定起码部分是假新闻，狐肉绝不可能被用来冒充，它的味儿太骚了，什么都掩盖不住。
提起老鼠，我们那儿老乡家家有猫，所以难得见到家鼠。倒是田鼠十分猖獗，庄稼地里到处都是洞口彼此相通的田鼠洞。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就到地里，找到田鼠洞口后，先观察好洞口的朝向，再把周围一大片地上的浮土和杂草清理干净，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鼠洞上的土横着一点点儿铲开，以免掉到田鼠存的粮食里。
田鼠洞里面真奇妙，弯弯曲曲如九曲回廊，老乡说这是为防雨水灌入。洞里分有卧室和好几个储藏室，个个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各种颗颗籽粒饱满的粮食被分门别类密密实实藏在不同的储藏室里。老乡们每挖开一个鼠洞，必能收获好几升粮食。难怪民间故事里，田鼠都是代表家屯丰厚的精明的小财主形象。
挖鼠洞时，常有里面的田鼠仓皇出逃，这时，老乡绝不“宜将胜勇追穷寇”，而是放它们一条生路，还望着它们的背影说几句感谢和抱歉的话。我们见了田鼠也都不讨厌，倒觉得它们的头、眼、耳朵长得有点象小松鼠，肚皮吃得圆鼓鼓，身子肥肥胖胖的，特别可爱。虽然田鼠啃食庄稼、偷粮、糟蹋粮造成“鼠害”，可是每个物种都有其生存的理由和权力，人类真不该以自己的好恶把动物划分为“益”“害”。
四．穿
秋收时我们发现拔小麦、割莜麦、割高粱、玉米、收谷子、糜子、特别是割豆子，可费衣服了，那些用全棉布料缝制的衣裤根本经不起农作物叶杆整整一秋天的磨损。我们知青还好，至少有两、三套换洗衣服，老乡就不然了，他们只有一身衣裤，穿上就脱不下来，直到穿烂。富顺大叔没到换季就没衣服穿了，只好穿着富顺婶儿不合身的花衣服出工干活，没人笑话他，他自己也不觉得难为情。
春夏换季时，一些上了点年纪的男人们都穿上了一身用原白布做的衣裤，这种布不经脏，还跟穿孝似的。可他们说，这布比细布结实，因未用染料，价钱比别的布料都便宜。我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读到过黄土高原有“尚白”的习俗，即那里的人们喜欢穿白颜色的服饰，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一次何槐槐要去外村相媳妇，全村的后生们聚在一起，比较谁的衣裤鞋帽最新最好，就脱下来给他装扮上。
一旦订了亲，在那极度贫穷很少见得着钞票的农村，男方却至少要给女方一两千元的彩礼，其中就包括给新媳妇做几身衣服，加上我们那里女人不常下地劳动，衣服磨损得较少，所以女人们尽管衣服也不多，但不至于没的穿。男人就惨了，天天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苦劳作，从很小就知道要为自己“凑够媳妇钱”，否则各村比比皆是的光棍就是他们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待他们好不容易娶上了媳妇，又得为将来儿子们娶媳妇继续“苦受”，始终没有轻松的时候，所以男人们说自己是“难”人，称劳动为“受”。
既然这样的劳动是不得不“受”的艰辛和痛苦，而且普遍贫困代替了革命所承诺的普遍幸福，劳动就不再具有革命所赋予的光荣了。“越穷越光荣”也是那时的观念，以至于后来邓小平不得不教导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当时消灭贫富差别的办法是把财富归因于应该被打倒的资产阶级，然后向贫下中农、向贫穷看齐，正如消灭三大差别不是走城市化道路而是把形形色色的城里人弄到农村去，十足的倒行逆施。
老乡们都不穿内衣，男女都只穿件类似背心的“腰子”，因常年不洗澡没换洗衣服，他们人人身上都长有虱子。下乡不久，我们也染上了虱子。一开始不知道，只觉得我们同宿舍的几个人身上一起发痒。常来串门的小姑娘们说：“你们知青的血甜，怕是虱子在咬。”我们赶紧把她们劝走，脱了衣服仔细找。果然，我们无一人幸免，内衣的边缝上密密麻麻排着白色的蚜虫般的虮子，找着找着，就冒出几个黑色的正蠕动的虱子。一开始，我们不敢挤虱子，要么把它们一个个捉到小瓶里盖紧盖儿，要么每捉到一个，就扔到煤油灯的火苗里。后来我们从挤虮子开始练胆儿，不久才“捉虱拿虮，毕博有声”了。
直到知青宿舍盖好后我们搬出老乡家，才最终把虱子杜绝。每次回北京，还是被家里人逼着换掉所有穿回来的内外衣裤再进家门。
我们下乡时，虽然北京城里的文胸尚未十分普及，可是看到村里已婚并生过娃娃的妇女们个个穿着胸前挖了两个大圆窟窿的“腰子”坦然面对我们时，仍令我们惊叹不已。它们护住了肚子、腰背，却单单把两个乳房完整地裸露出来，这种腰子除了给哺乳期的妇女带来些方便，实在不知道有什么益处。一开始，别说男生了，连我们女生都不好意思正眼看她们，替她们难为情。
有照片和文字资料显示，在上世纪初的朝鲜北部农村，已婚并生了男孩的妇女曾有穿露乳裙装的习俗，既是为了哺乳方便，也是因生了儿子而炫耀，后被日本侵略者因“伤风败俗”而禁止。朝鲜的这种穿法应该源自唐朝，唐朝的服饰如同那时的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一样领世界之先，欧阳询的“胸前如雪脸如花”和方干的“粉胸半掩疑晴雪”的诗句就是其生动写照，可那毕竟是“半掩”而非全裸。这种“露乳腰子”如今已成历史了吧？不知沈从文先生是否知道这种“奇装异服”及其渊源？
她们露乳的习俗使我们大惑不解，而我们女知青光脚穿凉鞋的习惯却令她们和他们大惊小怪，说这在男人面前是十分羞耻的事。光脚有什么羞耻呢？后来我查资料才知道，的确有一种“脚是女人的第三性器官”的说法，女性的双脚被一些古代文人形容为“玉足”、“纤足”、“粉足”，更有李白的诗为证：“长干吴儿女，眉目艳星月，履上足乳霜，不着鸦头袜。”
老乡几乎每家都有一、两件光板羊皮袄，这不仅是严冬外出时的必备，还可“热了铺冷了盖，天阴下雨毛迎外（羊皮怕沾水）”。那厚厚的羊皮袄暖和、实用，但也是虱子最好的藏身之处。
老乡们每个春秋两季都要给羊剪一次毛，剪下的羊毛大部分卖给供销社，自己留下少部分捻成毛线，用染料单单染成红色后织毛衣穿。每到农闲，特别是漫长的冬季地里没活可干，男人们聚在一起闲聊时，个个手里都拿着个根一尺来长、铅笔般粗的棍子熟练地捻着毛线。那棍子一头尖，另一头插在一个像陀螺似的锥形木块里，他们把事先撕匀的羊毛缠在拇指上，边转动那木棍使毛线成型，边用小指一段一段地送出。还有的男老乡边聊天边用两根毛衣针织成毛衣片儿，以后再缝成毛衣。我们那儿捻毛线、织毛衣基本上是男人的活儿，不过他们只会织“平针”，织不出什么花样，甚至不会用四根针织筒形的衣袖。
内蒙气候太冷，不能像南方农民那样可以光脚或穿草鞋，老乡们终日在庄稼地里踩来踩去非常费鞋。所以在我们那儿女人每天除了喂猪养鸡做饭等等，就是为全家人做鞋，她们不仅用麻线纳鞋底还用黑色的棉线纳鞋帮，为了使鞋结实耐穿，她们把那多层以黑布为鞋面的鞋帮密密麻麻一针针地纳得硬邦邦的。我没试穿过她们做的鞋，显然，穿上去绝不会舒服。
除了做鞋，女人们有时也在娃娃们的肚兜、童鞋、童帽上飞针走线，绣出虎、龙、凤、鸟等动物或各种花卉。老乡家里的炕上，除了南面是窗户，另外两面墙上都是请走村串乡的画匠们用彩色颜料画的风景、花鸟、动物甚至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的“炕围画”。炕围画大约一米高，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既保护了墙壁，又了美化了房间。那时，若给盘腿坐在炕上的大姑娘小媳妇们换上身漂亮干净的衣服，再请位专业摄影师把她们拍摄下来，以那颇有地方风情的炕围画为背景，加上她们手里漂亮的花鸟虫鱼的刺绣，其相映成趣的美丽画面一定可以冲击读者的视觉，若能发表在《人民画报》上，足可美化老乡们的贫困生活。
五．煤油灯与电灯
我们刚下乡时村里没通电，家家只用一个小小的墨水瓶改装的小油灯，完全不是以前电影里见过的那种马灯。那油灯的灯捻是用棉线做的，泡在煤油里，亮度极其有限。如果想亮度大一点，就用针把灯捻挑高，可同时那劣质的煤油会冒出更多的黑烟，把我们的鼻孔和脸熏得黑黑的。有时看书特别是写字时不免头离灯太近，那火苗会突然燎燃你额前的几根头发，发出特有的味道。
后来我们村的男知青给村里架设了电杆电线，使我们村结束了千百年来没有电的历史。那些天我们比过节还高兴，感觉有了电，离文明大大近了一步，每晚像以前在北京时一样，在明亮的电灯光下尽情地看书、学习、写信、做针线活，聊天、玩已被当成“四旧”的我们自己制作的扑克，。。。对比没有电灯的日子，感觉现在的生活是那么美好、奢侈！
有了电，不仅解决了夜晚的照明，我们村还像其它村一样建起了粮食加工场，老乡们不再用那费力费时的石磨，也不必舟车劳顿，运载着大包小包的粮食去邻村的加工场了。
可是没过多久，他们又都纷纷去供销社买煤油，重新用起了煤油灯，他们说，电费太贵，晚上吃了饭不久就睡觉，用不着那么明晃晃的。
的确，千百年来他们一直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突然多出了有大把时间的明晃晃的晚上，他们不知该做些什么。他们都是文盲，没有晚上看书的习惯，更没有什么业余生活，白天劳累了一天，极需养精蓄锐，准备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接着“苦受”。换句话说，他们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夜生活，也没有那份闲情逸致，那明晃晃的电灯当然就显得毫无必要。事实上，即使是在北京城，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到处都“亮起来”，除了原有的剧院、电影院，又逐渐有了歌厅、酒吧、夜店等场所，人们才过上了形形色色休闲、娱乐、社交的夜生活。
我的高年级学生文文告诉我，他非常不习惯在电灯下学习，那样时间长了眼睛会坏。我极不以为然：“正相反，油灯光线太弱，日久天长你必得近视眼。”他反驳说：“如果我总用电灯，我的眼睛以后就一定跟我爷爷、我爸的不一样。他们能在月光下看得清清楚楚的东西，我就将看不清。”
我觉得他说的或许有道理，不再坚持己见。今天我们这些身处无所不在的光污染中，特别是整天盯着电脑频幕的现代人的视力乃至双眼的内部结构，与电灯问世前的人们的眼睛是不是已经不大一样了？
六．水
我们知青还和老乡一起，借助新通上的电成功地打了一眼机井，结束了我村没有机井灌溉的历史。灌溉是有关生计的大事，有了这眼机井，比有其它任何别的东西都更令老乡们高兴，他们由衷地感谢我们，说靠没有文化的他们，这么小的村，这么少的劳动力，是绝对打不出机井的。
那眼机井因为远比村里的饮水井深，所以流出来的水又凉又甜，特别好喝。可惜它离村里太远，我们日常的饮用水仍是到村里那两口井里去打。村里的井水又咸又有点涩，我们刚下乡时很不习惯，但时间一长就没感觉了，不过每当我们从北京探亲回来，就必重温一两天这样的感觉。我们村南边雨施格气板申的井水比我们村的还咸，好在当地老乡没有“四环素牙”，他们虽一辈子不刷牙，但满口牙都是白白的，我们也就放心大胆地饮用那井水了。但喝开水是我们一直保持的习惯，老乡则拿起瓢来直接从缸里舀挑来的井水喝，也没听说过他们为此拉肚子。
有一次我们在地里劳动时实在太渴了，就跟着老乡一起到附近一个死水坑，吹开伏在上面的小飞虫，用手捧起那水喝。我也捧了一点儿润了润嗓子，还好，过后大家都没拉肚子。天最热时，队长就派个老乡从村里的井里挑一担水上工时担到地里，那时我们就顾不得大家共用一个瓢喝那未经烧开的井水，因而很不卫生了。
一天，一个淘气的孩子把大便拉到井里了，他家大人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原井水掏干。不久，那井又冒出了源源不断的水。可见我们那里地下水很丰富。
我们村北面四十多里外的大青山，即阴山脚下有一个大跃进时修建的“红领巾水库”，那水库每年定期轮流给土默川几十多万亩良田放水灌溉，我们村也年年享受着水库带来的效益。
七、抱养孩子
如前所述，村里有些妇女因患各种妇女病不能生育，而能生育的又因不知节育生个没完，以至于婆婆和媳妇同时坐月子，母女俩前后脚生孩子的现象非常普遍，女孩生多了送不出去就扔掉司空见惯。我们曾在去庄稼地劳动的路上亲眼见到金贵家扔在野地里带着胎盘尚未剪掉脐带的胖嘟嘟的女死婴。老乡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尚未被野狗发现，他们说起这些事儿时，丝毫不觉得是在作孽。
拴住的媳妇第三胎又生了个女孩，他就吩咐接生婆把她扔到他家后面的冰天雪地里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天都大亮了，还听见那孩子嘤嘤的哭声，他忍不住近前去看看，这一看心就软了，又将她捡了回来。后来那女孩活得好好的。
因为不能生育的家庭不少，所以我们那里抱养孩子的现象十分普遍。养父母们对养子的身世从不保密。他们从小就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在本村还是哪个邻村的，姓甚名谁，亲哥哥亲姐姐是谁。他们好像也从不记恨，但也不见他们之间有过多的来往，大概是怕养父母伤心吧。
那些由奶妈喂大的孩子们跟奶妈感情之深甚至超过与他们的生母或养母，因为少则一两年多则三四年，他们被哺育在奶妈温暖的怀抱里，还因为他们从小跟奶兄弟奶姊妹们生活在一起，其亲情也往往维系终生。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养父母对此也非常理解，他们与奶妈及其家人像亲戚一样来往，令人羡慕和感慨。
先柱家抱养了一名男婴，因一时找不到奶妈，就找来一只奶羊代乳。他们把那只奶羊抱到炕上，两个大人的四只手稳稳地把住那奶羊的四条腿，被垫高了的婴儿躺在奶羊的四脚中间直接吸吮奶羊的乳头。每次那奶羊都特别老实，一副甘心情愿的样子。
八．敬畏天地
我们南院天顺家的凉棚里停放着一口没上过漆的棺材，是为他们健健康康的老父亲预备的。我们刚瞥见时吓了一大跳，好长时间不敢去南院，甚至不敢往那边看一眼。后来我们才知道，老乡们最大的痛苦不是活得饥寒交迫，而是怕死后没有一口上好的棺材，不能入土为安。
明升的媳妇病了，请过好几个郎中，吃了一年多的中药也不见好，就从外村请来了个“巫婆”“跳大神”。她怎么跳的我们不得见，但明升媳妇的病的确好了一阵，不过最终还是去世了。老乡们说死了好，不再受罪了，和她爸妈团圆享福去了。
有一度我生了病，来旺婶儿说我们住的屋里有鬼气，那西墙外几年前就闹过鬼。她念念有词地用双手把我的胳膊往下撸了好一阵儿后，用针依次挑破我的十个手指，各挤出一滴发黑的血来，我顿时感觉舒服多了。
来旺婶儿还会算命，一个知青丢了钱包找她算，她用手指一掐，说能找到，离村不远。那男生不再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瞎转，而是沿着两天前他走过的路仔细寻找，果然把那钱包找了回来。
我也去找她算，她问算什么，我说就是算命，看我这辈子的命好不好。她掰着我的右手，边看边说：“你的命挺好，往后越来越好。”我的命好？这不是事实，我心灰意冷，前途渺茫，还病病殃殃的，怎么可能越来越好。我不禁问她，也是自嘲：“我能活多少岁，什么时候死？”她认为我不相信她，正色道：“好好的，怎么就说到死呢？我不给你算了！”
来旺婶儿就是第一天在村口迎候我们我误以为的那位“妇女主任”，她“解放”前曾在察素齐的窑子里作过妓女，来旺叔已是她从良后的第三个男人了。刚听说她的身世时，我曾对她很不礼貌，后来我认识到自己的幼稚、极左和愚蠢，非常后悔，就去向她道歉。她经历过我们难以想象的沧桑，深切体验过世态炎凉，对我一点儿都不计前嫌，比我的心胸宽广多了。我从起初看不起她，到后来同情她，直至最后敬重她。我离开村后不久，来旺叔就病逝了，听说她又改嫁到毕克齐去了。
我们下乡的第二年雨水丰沛，是个难得的好年景，地里的庄稼长得特别好，株株穗粒饱满，秆叶粗壮，老乡们说，一定是你们知青不知谁带来的福气。
他们特别重视过鬼节，除了清明节、阴历七月十五，好像每年还有别的鬼节，我忘了具体日期了。有一次过鬼节，我执意要跟七旦大娘一起去给鬼烧纸钱，大娘拗不过我，就事先说好只准我看，不许我说话。天完全黑下来我们就出发了，她说这是因为天黑透了，鬼才敢出来。她在一个路口选了个地方，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棍子画了个圈儿，但留了个口，然后把两张纸点燃扔到圈外，才嘴里一边说着某某某某，俺给你们送钱来了，你们在那边别舍不得花之类的话，一边把其余的纸在圈里全部点燃，直到烧尽。回来的路上，她说不给圈封口是为了让鬼进的来，那两张仍在圈外的纸钱是给那些孤魂野鬼的。
清明节时，老乡们不光扫墓，还专门搭起秋千，连小脚老太太都在上面尽情地荡来荡去，看得我们目瞪口呆。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节荡秋千，他们说不上来，只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每到节日，哪怕是过鬼节，老乡们都想方设法做点儿好的吃，我们也跟着学，设法改善一下伙食。
端午节，他们除了包、吃粽子，还必在门上挂上一串艾蒿辟邪。
中秋节是除了春节外最盛大的节日，那时，正值秋收时节，老乡们不仅打下了新粮，还杀猪宰羊，吃不过是加了些糖和油的被称作月饼的烙饼，欢欢喜喜地庆祝中秋。我个人觉得，那里的中秋节更像是西方的感恩节，大家一边吃着新鲜的美食，一边享受着丰收的喜悦，并对老天爷充满感激。
腊月二十三，他们用砖茶和甜菜熬的糖送灶王爷升天，祈求降福避祸。
快过年了，他们买来大红纸，让我们为他们编写春联，然后恭恭敬敬地贴在门上，还让我们在一个大红纸条上写上“抬头见喜”，贴到屋里的房梁上。他们说，往年我们连写春联的人都没有，只好把碗边沾上磨汁，倒扣在纸上当字，再贴到门上，反正写了字也没人认得。
他们把正月吃的饺子提前包好，花馍蒸好，水缸挑满。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不做饭、不动针线、不扫院子、不说不吉利的话、不打骂娃娃。他们聚在一起吹拉弹唱那悠扬的旧曲儿、带点黄色的二人台和被禁的古戏。他们还家家院子里“垒旺火”，把平时舍不得用的煤垒成塔状，放上写有“旺气冲天”的红纸条和彩纸剪成的“旺火罩”，在大年三十的午夜把旺火点燃，连烧好几天。大年初一，他们拜神祭祖，给长辈磕头给晚辈一点点压岁钱，连喂鸡都拿出最好的饲料。
他们一边欢欢喜喜地用自己的传统方式过大年，一边担心、警惕着公社可能随时派干部来破除“迷信”，禁止、惩罚他们。
他们经常跟牲口、跟猫狗、甚至跟公鸡母鸡说话，或教导、或训斥、或亲近、或询问、或爱抚、或发泄，他们懂得牲口的心思，瞭解它们的喜怒哀乐，理解、尊重、爱护它们，把它们当朋友、当家人。他们说牲口比人强，它们不欺人、通人性、肯吃苦、还认得路。他们甚至把某些物件也当成有生命的东西。
他们中大部分连察素齐都没去过，没坐过汽车，没见过火车，他们完全生活在大自然里。他们说自己命贱，只是野地里的小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他们说我们知青只是落难，不像他们自生自灭，没有出头之日。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黄土地上，不能迁移、无从发声、毫无保障、没有安全，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他们不识文断字，但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他们敬畏天地，敬畏那看不见的神，对老天爷充满感恩。他们相信人在做天在看，相信天知地知，相信善恶有报，相信前定后世。他们遵传统、守孝道、认定吃亏是福，他们讲究诚信、谦卑谨慎，他们持守着良心，不做得罪老天爷的事。他们相信生有灵魂死后有鬼魂，甚至能猜到某个老鬼或新鬼所在的地方。
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以前常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人定胜天”等等统统是大蠢话。他们似乎很迷信、很渺小，其实比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们更有文化、有思想、有人格、不走极端，不盲从，有着自己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我们开始怀疑自己自相矛盾的无神论和个人崇拜，感觉世界万物和历史进程或许并非像我们以前被教育的那样一目瞭然，毛泽东思想未必就是一切问题的“金钥匙”、标准答案。我们不再无所畏惧、毫无禁忌，开始独立思考了。
九．我的铁饭碗
我有一个搪瓷饭碗，是我下乡前在北京百货大楼跟其它下乡物品一起购买的，至今它已经跟了我45年。我移民到加拿大都没舍得把它留在国内，而是随身带了出来，因为它是我的“铁饭碗”。
1972年2月的一天课后，大队书记把我叫到大队部说：“你愿意去旗里当老师吗？我这儿有一张旗教育局的招工表。”我当时下乡已三年半，村里十九个知青(后来一位知青的弟弟也来我村插队)已走了七个，虽然她们一个个走时我因自认出身比不过她们而心静如水，但这次竟把“我愿意”这三个字未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连我自己都颇感意外。我是真的愿意，我的潜意识里早就想离开“广阔天地”，摆脱我的农民身份了。
我拿着招工表回到知青宿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后来跟我一起当小学老师的已吃过晚饭的小孙。
我问她：“你想去吗？”
“这是去察素齐当小学老师吧？”
“应该是吧.。”
“我不想。一辈子在察素齐当个小学老师太没劲了，怎么也得去呼市吧？”
我没想到她的心气这么高，也或许是因为她爸爸的问题尚未作结论通不过政审？这样也好，她不跟我竞争，我也没有了先走一步对不起朋友的愧疚，心里踏实了。
我说“那我可就填表了啊。”
“你填吧。”她极为坦然地说。
我拿上我的搪瓷碗先去隔壁厨房盛饭，可能因为有心事吧，刚盛好的一碗小米土豆稀粥，一不小心就全扣在地上了。我只好唤来我们养的小猪，它一边嘻溜嘻溜地嫌烫，一边不一会儿就把地全舔干净了。我重盛了一碗，小心地端回屋，把刚才的失手说给小孙听，她说：
“你这回肯定能走成。”
“为什么？”
“把铁饭碗都砸了嘛！”
“多谢你的吉言！”我庆幸自己倒扣了那碗稀粥，同时又想，十九个人里，只我一人下乡还带个铁碗来，真是多此一举。当初我和我妈妈怎么就没想想买这碗的必要性呢？幸亏今天我把那碗粥扣了，否则还不知道它要妨碍我到何时呢。
后来我经过公社和旗里两次选拔性文化考试、体检，又经过旗教育局一个极左干部的侮辱性的政审训话，直到四个多月后终于正式接到了教育局的录用通知。
从此，我端上了全民所有制的铁饭碗，事业上一直顺风顺水，我想是这铁饭碗给我带来的福气。现在它虽然已经很旧，碗边的搪瓷有了不少裂纹，但因为它是有个托底的真碗，而不是通常那种一摔就掉瓷的饭盆，那碗身碗底上的搪瓷全都完好无损，我至今天天充满感情地用着它。
现在除了极个别与老乡结婚仍留在农村的知青，“农民”已不再是我们的身份，而“知青”却是我们永远的名分。当年因为我们有全社会的支持和同情，有各级知青安置办公室的具体关照，有家里做后盾，我们只是部分体验感受到了农民的悲苦，而且只仅仅几年；正因为有知青这个名分，我们或迟或早都返了城，并最终程度不同地回到了体制内，端上了铁饭碗。
而广大的贫苦农民过去无从发声，今天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尽管改革开放特别是2003年以来的“农村新政”，使中国农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总体来说，由于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农民仍是体制外的下等贱民，他们在户口、教育、医疗等等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公民权、话语权上仍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
长期以来知青诉自己之苦有余，为农民鼓与呼极为不足。愿现在无论是在高位掌权的还是在底层的普通知青，都能抓住一切机会替农民发声，为他们代言，并为最终使他们能自己发声，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努力不懈。我以为，这是我们知青的历史责任和对曾收容过我们、给予我们帮助和温暖的农民本该有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