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法新社）
亲爱的同胞们，朋友们：
大家好！
又是一年过去了！首先请允许我向全美学自联以及从各地赶来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这是发自一个“六四”遇难者母亲的心声。
今年的纪念地点就在中国驻美使馆的草坪上，这样可以让使馆的工作人员、让崔天凯大使以最近的距离倾听到你们的声音。
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其新著《邓小平时代》中披露：1989年戒严开枪之前，邓小平就曾以他独特的语言说过：“西方人会忘记的！” 。对这短短的一句话我是这样解读的：邓笼统地讲“西方人”不准确，应该是西方的那些见利忘义的政客而非所有的西方人。这二十多年来我所接触到的一些西方政界、商界和学界的人士，他们既没有忘记89民运，更没有忘记“六四”屠杀。再有，邓所说的“忘记”，我以为并非一般生理意义上的“Forget”，而应是“不予理会”。也就是说，知道有一个“六四”，但不再提起。
时间一长，中共屠杀者们采取的“高压+淡化”的政策就奏效了，不仅西方有些人从其切身的利害得失考虑“不予理会”（不再提起）“六四”这一事件，就是我们在海内外的不少同胞也故意别过头去“不予理会”，甚至有极少数人如今又奔跑在前向至今未有丝毫悔意的“六四”施暴者或得益者示好。
人们不会忘记西德前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遭纳粹屠杀的纪念碑前下跪谢罪的那一刻。这一刻已镌（捐)入了历史的记忆之中。这一体现人类正义、良知与普世价值的经典瞬间，无论未来的世界变得多么迅速多么巨大，人们都不会把它忘掉。
在这里，是与非、善与恶，一清二楚。
也正因为如此，成立于“六四”大屠杀后的全美学自联，二十四年来年年都要举行“六四”纪念活动，年年都要为当年的“六四”死难者点燃烛光。我作为“六四”死难者的母亲也总会在这个场合为亡灵表达我的祈愿。这份旷日持久的坚持弥足珍贵啊！
今天，我还想把我这些年来的一些感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我们在“六四”十五周年时提出过一个口号：“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个口号至今没有过时。但是，又快十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这个口号表达了我们当年的愿望，但今天看来还不完整。假如中国再遇到类似89年那样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每一个人将何去何从？我想，今天的青年和壮年，男人和女人，以及80后、90后，都必须勇于思索、善于思索。我们要继承伟大的“八九”天安门民主精神，但不能局限于当年的这种精神。在我的理解中，当年的天安门民主精神，其精髓在于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切中时弊，喊出了久压于人们心中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渴求，奋起抗争，因而得到了首都百万民众乃至全国各地民众的声援和支持。但是，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最终还是被中共以屠城的方式镇压下去了。失败就是失败，谁也无法改变这冷酷的事实。对失败需要勇气，必须勇于反思，善于吸取教训。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已经记录在案的二百零二位死难者的名字，以及更多、更多暂时没有找到但确凿无疑的“六四”死难者和失踪者，他们的阴魂不散，需要得到慰藉。
中国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现在我们要面对的，还是一个二十四年来拒不承担罪恶，对民间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置若罔闻，对一切抗争者包括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使尽惩罚、打压之能事的中共政府。我们必须思索：究竟是什么让今天的中共政府拒不承认“党的历史错误”。“六四”不仅是一家一户的不幸，而且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纠正这种不幸，难道就会天下大乱？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强国”、“强军”，而是实行“宪政”。宪政涉及到所有人的实际利益，包括所有海内外“六四”受害者的利益。就像我们在2008年《天安门母亲的呼吁》中说的，“其救赎之道，既不能靠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过的以暴易暴和阶级拼杀，也不能靠今天执政者反复宣示的所谓“三个代表”或“亲民路线”，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传统的专制政治，以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权威，要使每一个公民摆脱皇权时代遗留下来的依附性性格和历史的惰性，在观念上确立人类普世价值的地位。”
现在中国已到了习近平时代，已不讲“三个代表”和“亲民路线”了，而是讲实现“中国梦”。“中国梦”不应该是别的，而应该是“宪政”。除“宪政”外，中国没有路可走。
谢谢大家！
丁子霖 2013.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