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6月15日讯】最近在拜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的新著：《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此时《福布斯》中文版进入中国正逢十年，如何总结过去的十年，展望未来十年？这本书为我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的参考。
我留意到彭文生对中国未来十年潜在增长率做出了两种预测，在不改革的情景下，将从十二五的7%-8%，经过十三五的5.5%，下降到2020年的5%。在改革顺利推进的情景下，上述数字分别为7%-8%，6%-7%，6.5%。
无论如何，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高增长到缓增长的大转型，这股转型背后的最根本的力量是什么？人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转变：25-44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占比早已开始下降， 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2012年第一次出现下降，人口红利在2015年达到顶点， 2025年左右人口总数达到顶点，约13.96亿。2025-2035年，中国工作人口将减少7,900万。当我们说中国经济规模将会在下一个十年超过美国时，按照目前的生育水平，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比美国还老，那么未来中国和美国哪个会更有活力？
人口的转变成为这部著作最有力的分析支点——可以解释中国经济中一系列最突出的特点。例如，2000年-2010年，是中国人口红利的高峰期，此时也正是中国城市化的高峰期。中国人口红利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起点更低，但高点更高。所以收获的人口红利更大，人口红利消失时，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也会越大。而中国2.6亿农民工如何安身立命，将成为鉴别中国新一轮城市化真伪的试金石。
回顾一下过去十年，中国的经济奇迹，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人口的奇迹，而中国经济中一切麻烦，似乎也是人口引起的：
-高储蓄：生产者人数远远超过消费者人数，中年人口比例提高。
-低消费：劳动力无限增长，压低了劳动力价格，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对于人口流动的限制，加剧了收入差距。
- 高投资：高储蓄也可转化为高投资需求，人口红利阶段呈现出“过剩”经济特征。
- 贸易顺差：储蓄大于投资会导致贸易顺差。
-资产泡沫：一个储蓄过多、加上相对年轻的人口和高速增长的经济，会产生较强的风险偏好，推高资产的估值，可能产生资产泡沫。
-房产泡沫：人口结构、高储蓄下的高风险偏好，以及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人口结构变化与货币信用周期：日本70年代、欧洲80年代初，美国80年代中期，生产人口超过消费人口，都是经济进入过剩阶段的根本驱动力。日本和美国都经历了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中国是否也在经历同样的货币信用周期？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不难得出结论，随着人口红利的“渐行渐远”，刘易斯拐点来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创新力下降，储蓄投资资本存量下降，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消费需求相对于投资需求上升，资产价格下降，房价下降的压力增加，扩张的货币信用周期终结，甚至出现泡沫破灭。
彭文生并没有陷入“人口决定论”，中国也并不是一个当代版的“马尔萨斯”世界。人口结构的转变在不同的国家引发了相同的经济转变的同时，在不同的制度下也会导致不同的命运。中国的人口与中国的制度结合起来，产生了人口红利的“盛宴”，但人口盛宴散去，会落下一桌“残羹剩饭”吗？作者看来，如果不对现有的制度进行改革，这样的结局几乎宿命般确定。
正如当初中国选择改革开放释放了人口红利，制度的变革会帮助经济超越人口的命运。彭文生提出的政策路径为“新中间路线”，即在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上一代与下一代、金融与实体、需求与供给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尝试的改革与政策调整。
所有这些，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投资意味着什么？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我想中国未来十年从高增长到缓增长过渡，我们有理由对前景感到乐观，但也不能无视在这个漫长的着陆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
改革本身就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即使改革能够推进，中国经济也可能会面临一次比较大的调整，不能排除有可能其严重程度至少接近于一次“硬着陆”，如债务危机、资产泡沫，尤其是房产泡沫崩溃，甚至交织着社会危机。由于经济增长降到8%以下，一大批粗放的传统制造业将无法生存，一批依靠廉价劳动力出口海外的企业也无法生存，而政府治理能力滞后，难以管理好一个更加复杂的经济。
在这样的一个波动加剧的时期，对应“新中间路线”，一个最好的策略就是对冲风险，同时下注最好与最糟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