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怎样一个人？在鲍鹏山新著《孔子传》的后记中，提及他写作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感慨近百年来对孔子思想出于无知的误解乃至出于恶意的曲解。“天下滔滔皆是也”，而“误解会导致误导，误导会导致误会，对思想的误会会导致行为的失误”，这本《孔子传》试图告诉人们的，第一，是真相问题——孔子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第二，是比揭示真相更重要的——价值问题、判断是非问题：对百年来“被误解的孔子”予以澄清。唯如此，才能判断孔子对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以来，孔子曾经遭遇过两场大批判：第一次，是近百年前“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第二次，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批林批孔”。两场运动，孔子都成了否定与声讨的对象。直至今天，对孔子的批与评，余波未平，普遍存在于知识阶层与普通民众中。而思路往往如此：为什么在一个新世界面前，我们文化落后；为什么文化落后？因为西方文化基因里比我们多民主、科学、自由。我们为什么没有民主、自由、科学？因为有孔子。所以需要质疑孔子。
事实上，人们批判的很多东西，如“吃人的礼教”、“奴隶道德”、“三纲五常”等并非孔子思想，甚至是孔子非常警惕和严厉抵制的。20世纪初“五四”先贤们喊出的“打倒孔家店”，实际上只是把孔子当成一个“文化箭垛”，是出于传播学的需要：这样的口号生动、形象，直接付诸人们的感觉，让普通人也能一下子就明白知识阶层思想解放的指向。所以，孔子实际上是为那些文化史上的黑暗部分背了罪名而已。
就当下社会十分关注的“道德”问题而论，即存在对孔子这样的误解：由于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信念都指向孔子，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孔子是一个苛刻的“唯道德主义者”，是一个让人面对他，不胜道德颤栗的人。
看《论语·泰伯》中孔子的话：“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即，对不仁的人，恨得太过分，也是祸乱。
有个故事：孔子学生公伯寮，在鲁国政改“堕三都”的关键时刻，在执政贵族季氏那里说师兄子路的坏话，导致子路丢了季氏家臣的职务，对“堕三都”的失败以及孔子出走鲁国，都负有相当的责任。鲁国大夫子服景伯表示可以杀了他，但孔子拒绝了：“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我的道能不能行得通，命啊，他公伯寮能怎么样呢？
孔子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对道德义愤保持有一份警惕。对不道德的人和事，有道德义愤，是一般人容易作出的价值判断；而对道德义愤保持警惕，则是圣人才有的价值判断：一旦把道德绝对化，就会用绝对化的手段去惩戒那些不道德的人，而绝对化手段本身即是不道德的。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推行道德，犹如抱薪救火；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惩罚不道德，又如同以暴易暴。对不仁者的极端仇恨和不择手段的报复，反而会把道德拖下水，让人变得更加麻木不仁。
极端的道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要好人极端地好；二是对坏人极端地坏。孔子为什么不赞成用极端方式履行道德？反对用极端手段来实现正义维护道德？因为一切极端手段必隐含着对另一种价值的破坏，其破坏性往往指向更原始更基本的价值。人类的恐怖主义，就是极端道德主义的产物。
这就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孔子故事背后的思想价值。
在《孔子传》中，作者用孔子的生平故事、对《论语》等典籍的阐释，以建立在严谨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平实通俗的语言，一解人们对孔子的大量误解、曲解。说孔子是“唯道德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
首先，孔子并不认为单一的道德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其次，孔子更不认为对人做严格的道德要求就能改变人的品行。在孔子看来，道德只是人的一种修养，人是一种道德存在，但是，人并不为道德而存在。相反，是道德助成人的存在——道德使人的存在有尊严、有价值，而不是人为道德而存在。
孔子一生，倡导“克己复礼”，并且把恢复周礼，严格执行周礼看作他终身追求的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他甚至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但就是这样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到具体的人那里，孔子却是通融的，从来不在对人的道德要求上走极端。
有个故事：子路的姐姐去世了，丧期已过，子路还把丧服穿在身上。孔子告诉子路，应该回归正常生活了，但子路说实在不忍心。孔子说：“谁会忍心呢？人人都不忍心。但任何事情都要有分寸，感情也要有节制。”接着，子曰：“先王制礼，过之者附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意思是，先王制礼，不是按照最高标准制定的，也不是按照最低标准制定，而是取中间。境界高的人，俯就一些；境界低的人，努力一些。这就是中庸之道。
具体到对人做道德要求的时候，孔子是有两条原则，或者说是前提的：第一，道德要求对己不对人。《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是说：君子总是磨砺自己，小人总是算计别人；《论语·卫灵公》：“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这是说：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就可以避开怨恨了。当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呢？”孔子毫不犹豫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第二条原则，是对上不对下。《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认为：君子的道德就像风一样，人民的道德就像草一样，风往哪个方向吹，草就像哪个方向倒，所以草往哪个方向倒，责任不在草，而在风。孔子并不强调弱者的道德，而是强调强者的道德在先。【看中国2013年06月22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