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08日讯】自上周以来，美国国安局前雇员、美国“棱镜门”事件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再次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
香港《亚洲周刊》近日爆料：斯诺登的前直接雇主——Booz Allen Hamilton Holding（中译“博思艾伦”），其背后资本是著名的凯雷投资集团。经《亚洲周刊》调查发现博思艾伦的母公司是著名的凯雷投资（Carlyle Group）。凯雷在中国经营业务多年，与中国高官及国资企业间关系密切。《亚洲周刊》调查还发现：凯雷投资幕后的投资者中，竟包括了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现任常委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以及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如果上述报道属实，那么不难猜测，斯诺登6月在香港将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PRISM监听项目对外公之于众的泄密事件，可能直接与中共现任常委刘云山，以及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有关。
另据报道，从6月9日斯诺登“泄密”事件开始，到出逃至俄罗斯并滞留在莫斯科机场长达2周，直至7月1日向俄罗斯等19个国家寻求庇护的这段期间内，中国大陆的经济也几乎同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跌宕起伏”：先是6月7日开始大银行发生“钱荒”告急，银行间拆借利率急速攀升；随后大陆央行破天荒的先对各银行“见死不救”；再到6月21日央行又突然紧急救市，并宣布市场误读了央行信息；但随后在6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立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按照《新华社》6月25日的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反复强调一点，即“政治局委员要维护中央的权威”，外界普遍认为这次会议是习近平上任以来首次进行的“党内整风”运动。
有分析人士认为，“泄密”和“钱荒”事件，在6月一前一后同时发生、同时起伏，看似巧合，而《亚洲周刊》的报道不仅合理解释了斯诺登为何突然放弃稳定的工作及舒适的生活、选择逃亡海外“泄密”的动机，也使“钱荒”事件的起因，以及而后又突然对银行“紧急救援”、再到习近平6月底的“党内整风”事件的内幕，有了一个更合乎逻辑的说法，从而使整个斯诺登泄密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泄密事件回放 至今疑团重重
2013年6月9日，美国中情局前技术助理、美国国安局前雇员斯诺登在香港向媒体宣布：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于2007年启动了一个代号为“棱镜”的秘密监控项目，直接进入美国网际网路公司的中心服务器里挖掘数据、收集情报，以及监控互联网活动、秘密收集电话记录。这项代号为“棱镜”(PR ISM )的高度机密行动此前从未对外公开。而美国的9家科技公司微软、雅虎、谷歌、Facebook、PalTalk、美国在线、Skype、YouTube、苹果也参与其中，为美国情报机构提供信息，该新闻立即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引发轩然大波。
然而外界最为关注的，仍是斯诺登泄密事件背后未解的谜团：
1）斯诺登为何放弃优越生活而突然选择逃亡泄密？
2）斯诺登为何将泄密地点选择在香港？
3）斯诺登选择泄密的时间为何恰恰是奥习会谈结束的当晚（即香港时间6月9日上午）？
对于上述问题，尽管斯诺登在《卫报》采访的视频中表示，选择香港，是因为“香港承诺保障言论自由及政治异见人士”，以及“香港政府在与很多其他主要西方国家政府的关系上实际上是独立的”。然而这个说法显然不被香港人自己所认同。据《法广中文网》报道，在刚刚结束的7月1日香港大游行中，有43万香港人冒雨参加了大游行，要求“实现普选”和“特首梁振英下台”，多于去年7月1日的40万游行人数；此外，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6月20至25日的调查也显示，2013年香港市民国民身份自豪感已降至1998年以来的最低点，而且年龄越小，对国民身份自豪感则越低。香港分析人士认为，该民调所反映的现实与北京中央政府近年来加大对香港事务干预有直接关系。
因此，斯诺登对泄密地点和动机的解释明显和事实相左，那他泄密的真正动机又是什么呢？
“泄密”与“钱荒”或存关联
《亚洲周刊》的爆料，似乎为这个问题带来了真正的答案。
就在斯诺登在香港时间6月9日上午发布记者会进行“泄密”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6日，国内有媒体公开传出中国光大银行无法支付兴业银行一笔到期的60亿元人民币贷款，从而引发了大陆银行间的隔夜拆借利率的飙升，由此拉开了“六月钱荒”的序幕；而随后近一周的时间里，也就是在斯诺登6月9日泄密之后，大陆央行破天荒的首次宣布拒绝救援，一度吸引全球媒体的目光。《路透社》6月26日专门发表报道称，央行不再为政府银行的坏账买单，表明“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愿意忍住经济改革的阵痛，追求更长远的利益”；“北京决定冒着打击经济增速的风险，容忍货币市场停止运转，绝对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
然而随后仅过了2周，央行的“铁腕”政策又迅速发生了转化。6月21日，央行向金融系统紧急注入了500亿元资金，使得原本不断上涨的回购利率1天之内骤降380个基点，创2007年最大跌幅，由此拉开救市的序幕；新华网在6月23日发表文章，将“6月钱荒”的责任归咎为“那些不受政府监控的影子银行”；央行行长周小川在7月1日也公开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专门解读了六月钱荒以及央行的政策，并表示目前“市场基本正确理解了央行，银行需对资产业务作出调整”。
在央行转向救市期间，中国工商银行在6月21日至23日曾一度爆发突然出现系统故障，工行用户在POS机、ATM机甚至柜台交易都无法进行，一度造成“工行钱荒取不出钱”的市场恐慌，工行在24日作出了紧急说明，否认“系统瘫痪与钱荒有关，而是系统升级所致，但为何选择“钱荒”这个特殊时期升级系统，工行却没有给予更多说明。
也就是说，关于六月钱荒的发生，以及央行为何处理的如此反常，尽管北京政府事后做出了诸多经济政策方面的解释，但仍未消除外界的疑虑。
《亚洲周刊》爆料后，外界立即开始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为何此次钱荒和斯诺登泄密几乎同时发生？为何斯诺登泄密后，央行拒绝施救各大银行？为何香港政府不顾美国政府一再阻止，最终允许斯诺登逃离香港前往俄罗斯申请避难？为何斯诺登离开香港后，央行又突然同意救市？央行的决策和斯诺登泄密事件，到底有没有联系？这些问题，央行行长周小川的回复中都无法找到答案。
高层内斗无底线 或将引发金融危机
有分析人士认为，《亚洲周刊》爆料如果属实，说明此次钱荒背后真正暴露的原因，北京政府高层内斗所致；而斯诺登泄密事件只是原江泽民派系人马刘云山，攻击习李新政府的一个棋子。习近平在6月初访美意义重大，习近平在会谈中反复强调，希望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而奥巴马则也表示“新型大国关系” 源自美中之间所需的良性竞争，而非“如物理定式一般必须出现直接冲突。”就在习奥两人对未来的国际关系近乎达成共识的当天，发生了斯诺登泄密事件，让习近平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
因此，《亚洲周刊》的爆料给一切事情有了一个合理的猜测。那就是，斯诺登背叛美国是有人给他了承诺，所以斯诺登直奔香港。斯诺登在习近平与奥巴马会谈的时候爆料就是为了让习近平难堪。习近平回国之后应该十分震怒，香港不敢收留斯诺登。斯诺登被迫飞往俄罗斯。
《亚洲周刊》报道还称，斯诺登的直接雇主“博思艾伦”（Booz Allen Hamilton Holding），其背后的投资人包括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和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他们成立的金融公司实际上控制着财政部和社保基金的资金，说白了就是用大陆民众存放在财政部和社保基金的钱，拿到金融系统中进行杠杆操作（如影子银行等），然后套取高额的借贷利息自己获利。
因此，斯诺登事件发生后，习李政府曾公开表示拒绝救助银行坏账，这样一来，那些利用国库的资金进行贷款交易以套取高额利息、且不受央行监管的的影子银行或投资公司，将发生失血（即流动资金枯竭），而刘乐飞和江志成控制财政部和社保基金，正处在这条交易链资金的上游，一旦央行停止输血，刘乐飞和江志成控制的投资公司和影子银行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这也就是习李政府对江派制造出的斯诺登事件进行的直接回应。
然而江派随后立刻利用股市、基金暴跌和银行挤兑来逼宫李克强，例如央行拒绝施救后大陆股市持续大跌；工行系统也在6月21日前后突然出现瘫痪（后称是“系统升级”），导致用户无法取现，就是最明显的例证。李克强迫不得已只能让央行继续放水救市。随后习近平接着6月22日至25日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表示政治局有人不听指挥，准备“党内整风”重树权威。也有媒体猜测，香港《亚洲周刊》一直是官方支持的媒体，此次突然对外界爆料斯诺登事件的起因及内幕，并将矛头直指刘云山和江泽民，很可能是习近平“党内整风”的前奏。
如果上述分析属实，那么引发大陆的经济危机的原因，除了地方政府的外债和影子银行等诸多经济层面的原因外，北京政府内部愈演愈烈的高层内斗或将成为引发经济危机的更主要的根源。简而言之，对大陆百姓来说，银行的存款或理财产品，或将成为中共高层内斗牺牲品而最终无法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