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10日讯】人生而要吃要喝，这不是文化。是本能。饮食升华而为文化，必然是和社会形态、和时尚、和人际关系以及道德规范之类的东西联系紧密了，不可简单地再用吃东西填肚子来加以界定，这就成了文化。
如果这个判断不错，那么笔者对饮食文化开始找到感觉并认识深刻起来，是从“大跃进”其后接踵而至的饥饿年代开始的。其时笔者就读于成都第五中学高一年级。成都五中原名“列五中学”，辛亥时期著名革命志士张培爵（字列五）创建的，很有些历史了，为国家、为社会培养过不少有用之才。
记得初中时候，一块大匾还赫赫地悬挂在教学区走道顶端，匾额上四个遒劲的颜体：“桃李增辉”，下面一大堆名字——估计全是“列五”出去的达士闻人。后来大跃进，不知匾消何处，校园里但见遍地土高炉、腾腾黑火烟。断铁丝、锈钉子、破剪刀……凡娃娃们能在家中翻箱倒柜搜索出来的金属铁，通通装进煨中药的土罐，外敷耐火泥继而置于土炉之中，接着风箱通宵达旦拉个不停：有点像神话故事里的太上老君炼丹。三天三夜之后歇火开炉，药罐里倒出的断铁丝还是断铁丝，锈钉子还是些钉子，破剪刀还是破剪刀……大红海报照样宣布它们已百炼成钢，老师照样带领大家敲锣打鼓去党支部报喜邀功。
除了大炼钢铁，还有就是去农村支援秋收。居委会主任已经正式通知了，从某月某日起我辖区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城里既已“共产”，农村的人民公社更当如此。食堂吃饭不兴要钱，只要遇到开伙时分，见者有份，均可猛撮一气。收成如此之丰硕，娃娃们帮助秋收也就可以大而化之了。记得是收土豆，地刨开，把大个的拣了，中不溜儿的全翻到地下，小的更不在话下：通通沤成来年的生态肥。
殊不知半年后就出了问题。虽说城里风声还不算紧，农村已经顶不住了。1959年夏收，我们去磨盘山支农，学校师生的饮食已不敢和农民混为一谭，必须独立开伙独立核算。
当时中学生定量32市斤，填饱肚子还略有裕余，农民就已经很惨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前一年成立公社，家家户户的铁锅全都砸烂喂了土高炉，男女老少一律得到“一大二公”的食堂打饭。虽说吃饭不要钱，可问题是已经无饭可吃。1959年夏天，我们看见的农民就只能吃玉米。在自古以来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川西平原，这已经够呛，更何况顿顿都是玉米做成的稀糊糊，更何况每人份额少得那么可怜！社员领取食物的情况很像现在电视上非洲灾民排队领取联合国难民署的赈灾救济。一只大木桶，几十号人颤巍巍地排成一字长蛇阵，忐忑不安地耐心等待。
登记员站在桶边（此人当是生产队的会计或者保管什么的。气色总之不错）捧一个花名册叫号。花名册是很长的一张纸，层层叠叠摞成一册厚帐本的。掌勺者更是威风凛凛。围在桶边的眼睛全都死死盯着那厮抖得非常厉害的手和同样抖得非常厉害的勺，并且和它们一起发颤。骨锁形立、面黄肌瘦的社员和体态丰胰、脸色红润的伙食管理员在我面前形成反差极大的一幅风俗画。尤其那位手托着帐本，用圆珠笔在社员名单上神气活现划来划去的干部，老让我想起阶级教育展览会上替地主催租逼债的管帐先生。情绪一时激动，我甚至窃想，如果有谁振臂一呼：“打倒炊事员！”，绝对应者云集——行为至此，吃饭问题显然已经开始上升到文化层面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饮食继续越来越文化。
饥饿一旦蔓延开来，比瘟疫要快得多，就打那一年秋天始，饥饿便势不可当地从农村涌进城来。先是听说某个地方饿死多少人，某个地方全村已饿死一空。一贯坚信“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的我，之所以相信这些说法，绝非“三人成虎”而是确有体会。当时我四哥在某诊所当徒弟学医，为多讨些真传密笈，总喜欢搞点小贿赂去巴结师兄。师嫂是近郊农民，每回进城探亲，四哥总要回家找妈妈把家里未吃完的挂面拿上一把两把或者粮票拿上一斤两斤去行贿：这就是我得知农村死人的主渠道。
又因哥哥为个人私利占用家庭共有粮食指标，我遂多次向母亲表达了不满。母亲在俩儿子间左右无计，因此协助行贿的事总是进行得作贼一般诡秘。发现了母亲的尴尬，我自己也就十分难受——还好，没过多久，问题不解自决，善良的母亲也终于彻底松了一口气：常常带来农村噩耗的师嫂，她本人也饿死了。
农村的饥荒搞得城里人心惶惶。家家户户都开始省吃俭用，攒粮食攒粮票备荒——恰恰就在此时，一个官方“通知”让四川老百姓全体震惊：秋天某日，省府当局突然宣布省粮票全部作废！近读四川省委的《大事记》，方知出此臭招的准确时间是“1960年9月1日”，政府一纸公文，便教四川父老茹苦含辛积攒下来的“4800万公斤旧粮票”顷刻间灰飞烟灭。此举对老百姓的打击，不啻是雪上加霜！政府的公信度大打折扣，当然也是题中之意。
这还不够。当局接着发下话来，号召所有人等一律“自觉要求”减低定量，为国家节约粮食。事实当然是你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反正都得减。大会动员，小会表态，吃饭一旦上升为政治问题，谁人敢说半个“不”字？
中学生标准定量32，一律“自愿”减为19斤。粮食的紧张本来就意味着副食品全面消失。少年人正长身体，正需要营养，每月吃19斤食物意味什么不言自明了。几十年后，退休赋闲的老校友们笑谈往事，看见满世界熙来攘往的“新人类”“新新人类”个个牛高马大，总会感慨系之：如果当初有他们营养条件，我们这代怎会一个个都长成武大一般“残废身材”？
如果要把吃饭状态叙述得具体点，那么情况就是这样：每顿饭八人一桌。饭是用洗脸盆蒸出来的。八人一盆，自个儿平分，每人正好八分之一：一块底边为圆弧的袖珍三角形。直到两年后我有幸考入高等学府，大学生吃伙食依旧照此规矩办理。必须补充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学习《高等数学》。微积分里有个概念叫“无穷小”，教科书是用希腊字母“德耳塔”来代表的。字母“德耳塔”正好像个三角形，所以大学生就给吃饭取了个极富学术味儿的称谓，叫：吃“德耳塔”。
小小一盆“德耳塔”，八人分吃，犹如小小一块迦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想多占地盘一般，少不了要发生冲突的。为避免争端并有效保卫自己的利益，年轻人把所有的智慧都调动起来，在小小饭盆间创造出许多神方妙法，真可谓百花齐放，不记可惜。下面略举数例：
轮流坐桩法。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即每位参与者均有一次机会选择最大的一块“无穷小”；必须说明，实施此法，规定分饭者必须最后一个选择，这样就确保了他切割饭块时必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拈阄法。即：将饭块切好后，顺序编号，然后用书有“第一”至“第八”的纸团掷之于桌，食者各拈其一以确定饭块归属；
飞叉法。所谓打飞叉，是将饭块切好后，每位参加者需在桌前旋转若干圈，确保晕头转向而不带任何理性选择地将叉子瞬间掷出，戳着哪块吃哪块……
总之，如今任举一例都足以令人喷饭。这些方法的全记录完全足以构建一部关于饥饿年代人类生存状态的专著。
食物的绝对数量如此稀微，肚子肯定是没法填饱了。当时大家比较习惯用物理方式而不是化学方式思考问题，坚信胃的体积多大多大，而“德耳塔”的体积仅占它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缺口如此巨大，只能想办法哄哄它了——这就有了所谓“代食品展览”，政府为满足广大群众需求而隆重推出的大型项目。地点在成都市青羊宫，当时的四川省展览馆。规模绝对盛大。观者绝对踊跃。琳琅满目的展台上有芭蕉根做的粑粑，有土茯苓做的面饼，还有各种草根各样树叶精研细做搞出的稀奇古怪食品。如果让尝遍百草的神农氏和寻遍千山的李时珍来此一睹盛况，绝对会自叹不如。
城里没草没叶，我们的兴趣自然集中在能够弄到手的食品及其原材料上，遂有一道食品加工工艺重点纳入了众人眼球：“三开三蒸法”。一只硕大无朋的鱼盘，里面装了堆积如山的米饭，且著明是用三市两、即150克大米加工而成。解说员介绍的加工工艺是这样的，先把米用开水沸煮浸泡数小时（记不清了），然后狂蒸数小时（也记不清了），再沸煮，再狂蒸……如是者三，是为三开三蒸法，最后就弄出如此诱人的一大鱼盘。众人正啧啧赞叹，同班同学、几十年后某著名大学的副校长李允把我拉到一边，小声道：罗蒙诺索夫的物质不灭定律在此还有效么？这样又泡又蒸的，米的营养到哪儿去了？体积大是大啦，吃的是米渣还是大米？
说到代食品，不能不提“小球藻”。上面说到展览会上新品种琳琅满目，五花八门，但若按生命力、知名度和普及面排座次，“小球藻”坐头把交椅绝对是众望所归。“小球藻”可不是小打小闹之物，而是——据说——乃日本最新科技成果是也，营养价值十分高超。（关于这个，下面还有专述）
又据说，“小球藻”在小便浓度较大的环境里繁殖尤其快捷，因此成都五中闻风而动，把原来宿舍区供学生洗衣取水的池子改为“藻类繁殖池”。先满灌清水，再施以小便（学校专门在男厕所安置新购尿桶两只，提请小便同学切勿抛洒），接着就把“藻”苗恭恭敬敬倒将进去。搅拌十天半月，池水始而发绿，继而发黑，最后发臭，藻类培养宣告成功，于是舀出两桶便往大食堂的锅里倒——与此同时，向水池补足新尿两桶，第二天再取两桶倒入次日饭锅，再向水池补足新鲜尿液……如此周而复始，确保同学们每顿饭里都有充足的东洋藻类。
开始还行，后来不知怎么有人发觉饭里一大股尿臊臭——尤其不能容忍的是，炊事员公然另开小锅，他们的饭里根本就没有倒入“小球藻”，不仅如此，他们还非常鄙夷地宣称：谁吃“尿饭”“尿面”？我们才不吃！同学忍无可忍了，于是一状告到校长那里。校长袁忠智勃然大怒，马上召开全校大会，将“尿饭尿面论”痛批一通。
“什么尿饭尿面？”他在大会上指出，“完全不懂科学嘛！告诉你们，尿已经分解了嘛！变成营养了嘛！怎么还能叫尿饭尿面？科学研究指出：每人每天喝一碗‘小球藻’，相当于吃了100克牛奶！吃了两个面包！吃了二十片饼干一块巧克力！”最后，校长斩钉截铁地宣布，从今天起，炊事员一律不得另开小灶！为确保令行禁止，校长亲自下厨督阵：必须先用尿桶把色泽深重的池水倒入锅内方得下米——炊事员们没辙了。
“小球藻”功能虽然如此丰伟，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明不白就销声匿迹。事实上，那时最受欢迎、采用最普遍也最方便的代食品，就是盐和水。盐是在家里放在锅里炒过的，（我已想不起为什么要炒？反正大家都炒，我也跟着炒），趁热装进玻璃瓶，带到学校，一上桌，每人一瓶，全放到面前，“德耳塔”分到手，就将盐直往里倒。盐吃多了自然想大量喝水，大量喝水肚子自然就灌饱了。肚子哄是哄住了，可没多久全身就开始浮肿，用手指姆在腿上一摁一个坑，皮肤和肌肉绝对不会反弹复原：用工科术语讲，就是发生了“塑型形变”而不是“弹型形变”。娃娃们知道事情坏了：得水肿病了！再下去就该死人啦！
学校里水肿病人太多，领导不能不想办法了，于是弄了个“营养食堂”。该食堂蔬菜大约比大食堂多点油星子，另外还定期供应一包“康复散”：磨碎的糠壳和面麸搅合而成的粉末之类的。大量没得病者或准得病者，成天也是个有气无力。体育课是整个儿停了，体育老师程宏毅原来是搞体操的，跳马、双杠、单杠、曲臂倒立、大回环……十八般技巧样样精到，那时节除了象征性地比划比划太极拳，绝对没力气再对娃娃进行任何其他示范。
当然还有比上述方法更简洁也更流行的办法，就是精神会餐。什么物化的东西都不要，凭一张嘴就成。课间聚于走道，睡前躲进被窝，年轻人谈说的、争论得、渴望的，永恒的热门话题都是什么时候吃过什么好东西。任何一种食物品名、原材料、调味品，包括每一个加工细节，全都如实道来，说得津津有味，无一遗漏，直说到残涎欲滴、无法忍受便嘎然而止，最后一声长叹：
这辈子何时能吃到一嘴红烧肉就好了！
1958年吃饭不要钱时代的豪气已一扫而空。
这儿必须谈谈服装。
饥饿年代的服饰也是很有特色的。人说服装作用有二：一曰御寒，二月美化形象之功能。饥饿年代，御寒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为了防止冷气入体无端带走为数不多的能量，那时候所有人等除了倾全部财力物力将自己棉包棉裹，还尤其注意用绳子将腰部、袖口、裤腿以及腿关节、手关节等所有可能进风的位置一律扎得紧紧，很像讨口要饭的叫花子。形象虽有不雅，然酷爱美好生活的人们还是千方百计从饰品上对自己加以装点。
饰品当然都与饮食有关。最标准的就是金属叉子，或者勺子——一般为一把，或多把——插在上衣口袋处，就像中东的恐怖分子随时都要蒙个面罩、握一柄Ｋ57冲锋枪然，很是神气。叉子除了金属的，还有竹子削成的（川西多竹，容易就地取材）；而勺则多为铜制。金属铜延展性好，同样易于手工作业：先用铜皮剪出个葫芦形状，再在地上抠个坑，把铜皮垫在上面用石头敲打，很容易就加工成型（笔者赶时髦，也让在工厂当工人的三哥帮我弄了一块铜皮，仿制过一柄，不知怎么就丢了。可叹！）。
虽然人人都怀揣如此利器，实际上却很少有用武之地——此种服饰绝对不是为了实用，因此只能解释为服装的第二功能：审美取向。人们试图通过这样的服装诠释自己对美好未来的顽强等待或者对于现实生活的无可奈何。更有甚者是工薪阶层，领了工资，狠狠心，便去刚刚开禁的农贸市场高价买来一捆胡萝卜，怀抱于胸——如当今靓崽帅哥怀抱美女——边走边啃，招摇过市，煞是得意。
下面继续说与饮食有关的文化问题。
敌人和朋友又是怎么造成的呢？回答：当然是物质利益。饥饿年代什么物质利益最大？回答当然是：吃。正是围绕这个问题，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们的生活态度等等，发生了分野。
上高中时候我们班同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纯属街头里巷的市井少年，另一部分则为出自机关（甚至高级机关）的干部子弟。当是时也，“干部”二字在市民孩子心中是高不可攀的，有点像现代人谈说某大款某大腕然。市民孩子每周回家能够带来学校的副食品只有千篇一律的炒盐巴，而干部子弟却能够奇迹般地摆出罐头大嚼——反差够强烈了。
一位郭姓公子不知每到晚间是否也会饥饿难当？抑或虚荣心使然？此公好几回晚自习都在课堂里公然开罐便嚼——这就不仅引起同学公愤，而且惹得同样饿肚子的班主任王女士也难以接受，尤其该郭位居班长之尊，这就更有点儿乱章法。
班主任忍无可忍，这就宣布开会：号召支部全体团员对郭同学进行“帮助”。王老师虽然纤纤弱女子，但那些年政治运动频乃，耳濡目染，多少也学得些阶级斗争真传。在她的领导下，共青团员们把对无法吃到的罐头之满腔仇恨转化为对该郭的“帮助”，几个回合下来，身出名门、模样儿高贵、随时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郭班长，活生生被“帮助”得痛哭流涕，发誓诅咒不再和“他妈的罐头”多来少去。
具有喜剧意蕴的是：时过不久，“干部集团”终于发现“市民集团”在分饭过程中出现多宗舞弊行为，遂暗中搜集情报、数据，整理成文，筹划反攻倒算。“市民集团”领袖姓林名德松，团支部书记，乃父系街道上的板车夫，典型的“引车卖浆者流”。林放学回家常常需要帮父亲拉车卖苦力，能量消耗自然大，饥饿自然来得快，说他分饭舞弊该是情理中事。
上次“帮助”郭班长，贵为书记的林同学首当其冲，结怨自然最深。他压根儿没想到的是，眼见得高中马上毕业了，班主任王老师却突然下课，换上场一个叫曾绍甫的老头——上任伊始，曾便旗帜鲜明地站去了干部子弟一边。林德松预感末日来临，吓得六神无主——记忆最深是某日下课，他秘密约我外出急商对策。俩娃娃像在白区搞地下工作一般，害怕跟踪，一前一后、彼此相差一二百米，鬼鬼祟祟地蹑嗦前行，直到天将黑尽，直走到离学校很远的龙王庙小街，这才躲进一座漆黑的古宅门洞后面，傻里傻气地捣鼓了老半天——事实上我们的反抗已毫无意义。
有班主任撑腰，郭班长每天晚自习后都把“市民集团”成员一个个弄去单独谈话表态，一直到确认林已成孤家寡人，这才正式由班长来召开团支部会，把林书记干掉，自己取而代之。顺便补充一点，笔者因为和林私交甚笃，也同时受到整肃。
几十年后，老校友故乡聚会，彼此相逢一笑泯恩仇。说起少年旧事，大家很超然了。十五六岁的娃娃，谁和谁有仇啊？无端惹出这多故事，怪谁呀？谁都不怪，就怪那个“狗日的粮食”。
这个故事当然并不具有典型意义。饥饿年代，最大的一对矛盾其实并不存在于吃饭者内部，而在于掌勺者与吃饭者之间。炊事员执掌饭勺，而管理炊事员又由食堂管理员统领，因此搭伙者的仇恨，最后总是全部集中在这厮身上。成都五中就出现过一位类似王的倒霉蛋：徐应昌。
徐应昌，伙食管理员，时年约四十许，身材魁梧，满脸红润——就凭这个，说他贪污粮食就绝对有根据——1960年冬天，当时好像没有什么政治运动，就是肚子问题日益严重，学校当局就根据什么精神把他揪了出来。先是在老师内部组织批斗，知识分子一个个文质彬彬，毫无火力，远远难以达到领导期望值，后来就不得不把我们这帮高三学生搭上了——那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参加政治运动，很感新鲜，又因为和自己肚子饱饥攸关，所以心情十分激动，记忆也特别清楚。
第一个环节是揭发。地点是图书馆。凡参加过食堂劳动、和徐打过交道的同学都在会上义愤填膺地揭发了，说某日他带领同学去青龙场拉米，徐曾私下去某处购吃酸辣面若干、某日去八里庄拉红薯，徐又在午饭问题上如何之图谋不轨……一笔帐一笔帐地揭发并当场要徐交代核实、低头服罪。批斗会整整开了一个下午，同学们吼得精疲力竭，可徐死皮赖脸，到最后只承认多吃多占了粮票一千多克、约三市斤多一点。气色如此红润才贪污了三斤出头，这是任何人都难以接受的。
于是领导决定将参会人员范围继续扩大：高二、高一的娃娃也全部拉上阵。大会改在食堂里开，就地取材，把饭桌摞起来供批斗之用，很有气势的。再后来，干脆初中生也全搭上，在大操场开。革命师生齐上阵，集中火力打黑帮。操场正中也摞起饭桌，让徐表演杂耍一样站在上面示众。经过前几轮揭发，徐的贪污数量已突破五十千克大关——虽然徐不认帐，一个劲儿地喊冤，正因为不认帐，就更说明其态度之顽劣，必须斗倒斗臭。正是数九寒冬，北风劲吹，徐虽胖，仍旧冻得簌簌发抖，这使革命师生挺觉惬意。校长大喝一声：
同学们，你们说怎么办？
有的喊：叫他把粮票退出来！
有的喊：罢官！（饥饿年代，人们以为实在没有比伙食管理员更实惠的官位了。）
有的喊：把他关起来！……
革命群众正在兴致勃勃地商讨何种量刑最爽，一句高八度的吼叫猛然声震全场，有如石破天惊：
枪毙他！
数百人回头看时，原来是我们班的高才生、几十年后重庆交通学院的著名教授张志宏。他吼叫得如此斩钉截铁，却又如此离谱，顿时引来了全场哄笑。以至于站在台上的徐应昌也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将起来。校长一时气急，只好大声弹压：不准笑！大家不准笑！
批斗大会继续进行。
接下来徐被正式揪出隔离审查——后事如何？我们已不得而知：高考在即，我们一门心思投入了功课复习。只是偶尔看见他上厕所干什么的，灰头土脸，身子也日渐消瘦，远无昔日好气色了。他的左右总跟着两个监护老师，影子一般不离不弃。到我们上大学离开母校，两个影子好像也已经消失——听人说，最后什么问题都没有查出来。徐应昌自由了。
如果说发生在成都五中的事件是官方有意制造，属自上而下性质，那么此后发生在重庆大学的类似事件，则完全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了。
时间是1962年某日，我们船舶系学生借用冶金系食堂举行文艺晚会。演出进展得正当顺利，炊事员的娃娃跑来台下捣乱了。按照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人的社会地位、政治态度全由经济状况决定。广义地说，饥饿年代炊事员的经济地位绝对属社会上层，那么，炊哥的娃娃以为自己血统高贵，继而作风纨绔，喜欢寻衅兹事，惹是生非，就一点儿不足为怪。血气方刚的大学生对这此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正发愁找不到机会发泄呢，烂崽闲儿们一旦捣乱，他们就师出有名了，毫不手软地就将其通通打出门去。
“高层子弟”们当然也不示弱，马上又东窜西钻，溜来台前继续胡闹，又起哄又砸石子什么的……如此“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敌退我追”，来回骚乱—直折腾到晚会结束，大学生实在忍无可忍，终于抓住几个小家伙就一顿打。炊哥爹妈闻讯赶来，哪肯罢休？双方少不了一场混战。
只可怜大学生缺料少食，弱不经风，一旦动了真格，哪是营养丰足的炊哥敌手？几个回合便败下阵来。最可怜其中一个同学尤为虚弱，竟然被打得爬地不起，只好马上送医院实施抢救。
同学和炊哥（当然还有食堂管理员）之间的矛盾本来就已烈火干柴、一触即发，自然经不住如斯血案煽情？第二日马上全校震动，群情激愤。重庆大学曾发誓建成万人大校，后虽因灾荒而壮志未酬，但七八千学生还是有的。如此众多的知识精英一旦震怒，其势用“睡狮猛醒”来形容一点不为过。那些天的重大校园，人流涌动如潮。大字报铺天盖地，把学校政经中心饶家院一带的墙壁贴得满满宕宕。“五·四”时期的、“一二·九”时期的标语、口号、宣传画全都借过来改头换面，什么“血债要用血来还”、什么“严惩凶手”之类……真的个万炮齐轰，口诛笔伐。
这次风潮由校长亲自授命，由老态龙钟的总务长林诚毅先生亲自出面调停，最后终于成功平息。平息的主要措施包括：亲自发布公告，向同学道歉；亲自去小心翼翼将大字报一张张揭掉，交大学当局研究慎处；亲自去医院慰问伤员，亲自承诺对肇事人严肃查处，等等。事虽平息，但几年后四川文革大乱，鬼使神差，偏偏又在重庆大学的“八一五广场”（现在叫“思群广场”）肇端。说1962年那场短命的闹剧为其预演，也许算是一个喜剧性的推论吧。至少，笔者正是因为那场风波，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做：“学潮”。
作为本文的结尾，后来还发生过一则故事，故事主人公就出在我们班：文昌武。我们系的食堂很远，出宿舍，翻一个大坡，还要跑好大一段路，还要下一段阶梯——故事就发生在这段阶梯上。那天文同学跑去食堂等饭吃（每早起床，大学生均已饥肠漉漉，因而首要任务都是飞快跑去食堂等饭吃）——文昌武乃班上文体委员，故而冲刺速度尤其迅猛——那日他最先到达了食堂前面的阶梯：这就发生一件蹊跷事。
文似觉鞋底踩到了什么东西，软绵绵的，检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小块四四方方的生猪肉——立即引起饥饿难耐的大学生们的怀疑，众人一涌而来，围着方形猪肉便开始了现场分析、推理、判断、质疑、辩论……七嘴八舌，很快达成了如下共识：第一，生猪肉几何形状如此规矩，肯定是经过人为加工的（从形状判断，当是用来制作红烧肉之用）；其次，生猪肉既然加过工，只能是从食堂厨房出来，而不可能是运去食堂（运往厨房的猪肉只能成一大片或者成一大块）；第三，食堂位置低于路面，加过工的半成品不可能自动爬梯上行。猪肉上梯只有一种可能：炊事员夜间切肉完毕顺手将半成品偷窃回家，不慎遗失梯上；最后，如此大胆行径，很可能是一种集体性行动。既然是集体偷盗，那么组织者只能就是一个：管理员……越分析哥儿们心里越亮堂，群情越是激怒难遏。
事主文昌武有如此众多同学撑腰，简直就义无反顾了。他将肉块作为铁证严加收藏，并上街急买白纸一张，急书大字报一份张贴于食堂门口，再用竹棍一根插入砖缝，将肉块悬于报前。大字报的题目摹仿反右时期领袖语调，大气磅礴地质问道：这是为什么？很煽情的。
文同学满以为一文既出，马上就会天下呼应，于是大字报铺天盖地，把整个校园又搅个沸沸扬扬，于是又得由林总务长出面收拾残局，不仅管理员被狠狠地骂一回，而且年轻人的虚荣心又可以狠狠地美一回。出乎意料的是，事情过了两三天，公然没有任何大字报响应：一张没有，半张也没有！一块方形猪肉孤零零悬在那儿，悬好几天了，公然引不起任何人的欲望和仇恨！
天气已经开始变暖，再不处理，好端端的一块肉眼见得就要发臭，甚至变质，甚至生蛆，完全不能食用！需知：为了这个事件，文同学单是买纸就花了好几分钱呀！如再不对肉块采取措施，最终很可能人财两空！文愤怒至极，狠狠心，从墙上把肉取下来，用树叶包了，小心翼翼塞进伙食团到炉子里，一直待到猪肉被烤得吱吱渗油，这才拿回寝室，当着我们把烤焦的叶子剥开，津津有味地大嚼起来。一边吃，一边自我陶醉道：
可以可以！好吃好吃！
事后分析，此次行动失误的根本原因其实很简单：饥饿年代已近尾声，大家对伙食管理员的关注程度、从而仇恨程度，已大大淡化了。
饥饿年代结束的全过程如下：
先是，政府对农民网开一面，准许他们种自留地了，自留地上长出来的东西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卖了，这样，一些勤劳的农民就把高粱做成粑粑，装在洗脸盆里；把红薯煮熟了，也装在洗脸盆里，然后端去学校里摆卖。大学生寒窗苦读，饥饿难当，攒够钱，隔三间五就可以到农民弟兄的洗脸盆里去补充一点能量。
周末开舞会，一曲终了，肚子顶不住，也去舞场外摆卖的洗脸盆前照顾一点儿生意。一般是男士，大大方方，一买就两个，一个自用，另一个作为爱情信物献给心上人，吃得双方其乐也融融。后来高粱粑粑和煮红薯的生意慢慢衰落——学生食堂的油水日盛一日，谁也不想再吃粗杂粮品。油水吃得充足，筋血活络，人就想活动活动了。闹饥荒时，运动场上长满野草，一丛一丛的，像癞痢头，难看死了。后来运动场上的野草被铲锄净尽，大学生又开始在上面活蹦乱跳。
与此同时，全中国也都吃饱了。全中国的油水越来越大，阶级斗争也就开始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开始“向雷锋同志学习”了；开始批判修正主义了；开始“前十条”，开始“后十条”，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好戏连台，全中国都活蹦乱跳。
中国人对自己的肚子，确实不再那么关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