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犯下的最根本罪恶

毁掉了中国人的道德观


【看中国2013年07月23日讯】第一节 毁掉了中国人的道德观

老子曰“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指出追名逐利的危害性。晋人陶渊明当一县令都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在家书中训教儿子“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诸葛亮跟随刘备征战南北,奇功屡建。刘备死后,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蜀国国事,事无钜细,每必亲躬。身为一国之相,诸葛亮深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他严格要求子辈,不以其位高权重而养尊处优。马谡失街亭后,他引咎自责,“请自贬三等”,从此更兢兢业业、勤勉有加。“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啖食不至四升。”诸葛亮只靠俸禄为生,不以权势谋私利。他以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处世。诸葛亮一生清贫节俭,家里没有存款,妻子连像样的换洗衣服也没有。诸葛亮生前曾给刘后主上过一份奏章,自陈:“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第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去世后,家中情况确实如此。历代人民对他一心为国,不谋私利的精神都十分敬仰。

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注重清心寡欲,节俭,清廉,即使在富裕时代亦是如此。社会发展,百姓富足,国泰民安,这些都是当政者份内的事儿。自古以来,传统皇朝历来崇尚君民自束其心,不助贪念膨胀,为富不仁,导致道德下滑。所以,古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诫要“戒奢以俭”。圣人说“富而有德”,就是要求人在追求富裕的时候,一定不能忽视道德。

可是,江泽民却毁掉了中国人的道德。开始迫害法轮功时,很多人反对,说法轮功可以提高人的道德,稳定社会,江泽民却不顾一切地说,“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会好”。江泽民把五千年“真善忍”的标准彻底颠倒了,把这个社会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道德根本作为“毒”来“消”。在党国倡导的无以复加的“假恶暴”推行中,整个社会一日千里地下滑。

“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会好”这个荒诞无稽的说法,在中共一言堂的宣传下,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人们片面追求财富,忽视道德约束的藉口,对社会道德的败坏起到极坏的作用。大家开始认同: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中共追求GDP带来的表面经济繁荣,使得不少人对法轮功遭受的迫害漠不关心,理由就是经济在发展,先不管别的。从亲共人士到中共官员,在面对国际上的人权谴责时,对付的说法也是中国的经济有多大的发展,解决了多少温饱,好像只要经济发展了,就可以为所欲为地迫害信仰、迫害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

江泽民在训斥香港记者时说的那句“闷声发大财”就是江时代的写照。

党无所不管:政治、经济、“道德”一把抓

西方政府的职能是管理国家事务。政府人员作为个体,跟所有公民一样,受自我的道德观约束。道德本身是由社会的整体环境,比如对神的信仰、家庭生活、个人良知、各种社会群体和组织等维护在一定水平上,不至于过早损坏。

中共不是这样,不但管理政治和经济,“道德”也是中共最重要的控制领域之一,搞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的所谓社会主义“道德”。中共的“道德”不过是其政治的附属品,有专门的宣传部来负责定调和引导,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开展“道德”教育。中共“道德”教育的核心之核心,最基本要求就是热爱共产党。学雷锋,学榜样,五讲四美三热爱,建设精神文明,学习先进人物等等,被学习的人首先被塑造成党的忠诚战士,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中共全面控制着人们的是非观,世界观,“道德”观。

首先中共禁止对神的信仰,奉“无神论”为党教和国教,现存的几个宗教也必须附属在党的领导之下,不允许独立的宗教。其次中共控制着所有的媒体,所有的社会组织(中国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统一地宣传着中共的主旋律,以及主旋律下的共产党“道德”观。大、中、小学校更是中共宣传教育的重镇堡垒,从孩子抓起,中共的政治必然要以“道德”教育的形式占领所有的校园。无论是文革中诬蔑孔子,还是江泽民诽谤法轮功,把政治谣言写进教材,误导和毒害未成年的孩子,都是中共的拿手好戏。同时,通过控制父母的“道德”观,进而在家庭中继续影响孩子。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就这样被中共捏的严严实实,往下拽着。

所以,当江泽民要毁灭中国人的道德观时,整部国家机器都可以被运动起来,为江泽民服务,这是西方人难以想像的。

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

2000年10月30日晨,重庆云阳三星沱江面,数名因“长运一号”翻覆的落水者在冰冷的江水中挣扎、呼救。几条小机驳船闻讯而来,但他们对呼救的人们视而不见,却对浮在水面的货物“情有独钟”。几个船主还取笑道,你们就好好在船底休息吧。

十年之后,中国号称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1年10月13日,在广东佛山南海区黄岐镇广佛五金城,一家商店的监控视频显示了一段惨烈的画面: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倒在血泊里,一个、两个、三个路人从她身边走过,但没有人过来拉她一把。几分钟后,一辆货车驶来,再次从她小小的身体上碾过。随后,又先后有十五位路人经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直至七分钟后小悦悦才被一位拾荒老人救起抱到路边,后经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

2012年4月30日清晨5点左右,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在浙江慈溪329国道周巷镇境内撞倒了一名68岁的老太。车上一对都是25岁的情侣将老太扶上车并对目击者说,要送她去医院。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对情侣驱车到了余姚滨海新城,将老人活埋致死。

从这几个相差十年的例子可以看出,道德并没有因为中共以资源环境和廉价劳工为代价的所谓高速GDP增长而好起来。相反,变得更加没有人性了。

小悦悦事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报导,惊呼“中国失去了灵魂吗?(Has China Lost Soul?)”如果说人们面对歹徒还有所顾忌的话,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仍然见死不救,甚至为了逃避一个酒醉驾车的处罚,把人活埋致死,表明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了道德的底线。

大陆网络上也掀起了一阵有关“小悦悦”的热烈讨论。面对网友们对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痛心疾首,中共的喉舌终于按捺不住,为其造成中国社会道德崩溃的罪行辩护。《求是》杂志在2012年元旦、2月和4月连续发了三篇文章,三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称大陆“社会的道德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把老百姓普遍关注的败德行为说成是“个别现象”,用哪个国家都有商业欺诈来为中国社会道德危机开脱。其实,社会道德整体下滑是老百姓的亲身感受,《求是》文章一出,立即受到很多网友们的嘲讽,认为《求是》睁眼说瞎话本身就是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直接证据。事实也是,每当中共高调吹捧什么的时候,一定是缺什么的时候。高喊三个代表,一定是党什么也不能代表了;高喊和谐社会,一定是党把社会弄得分崩离析了;等到中共高喊起道德进步来,一定是党把道德搞出了大问题。

2011年4月,总理温家宝面对一系列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也不得不感慨“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第二节 谁是突破道德底线的真正推手?

衡量标准都已下滑

要理解中国的道德是在进步还是滑坡,认清中共官办媒体的“道德”误导,首先要认识三个问题。

第一,好坏取决于衡量的标准,道德标准的下滑是整个社会走向道德堕落的催化剂。

过去把不诚实看成是很不道德的事,现在社会上都习以为常,就是说衡量标准在大幅下降。出国留学,找个中介公司,一条龙服务,成绩单,文凭,简历,什么都可以给你造出来,已成社会常态,从家长到学生都觉得理所当然。“50名中国留学生涉嫌造假被英国大学开除”“日本大学开除140名中国留学生称文凭造假”,此类事件频频发生,造假都造到外国去了。

大陆还雨后春笋般涌出了很多专门代写论文的公司,从本科毕业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到职称论文、领导讲话、报告总结,应有尽有,冠冕堂皇地做起了造假生意,声称代笔的都是名牌大学的研究团队。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以论文买卖为主营业务的网站已发展至800多家,部份论文交易网站流量五年间增加十倍。有一句行话形容这个现象,叫“论文产业链”。表面上政府也是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可是,近年来“论文产业”在“人人喊打”声中却越做越大。

“诚信”,无论古今还是中外,都是一个富有深刻道德承载的概念。可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对很多人而言,“诚信”只是一个汉语词汇而已。鉴于诚信危机,政府又在社会上搞起一场宣扬诚信的运动。机关、企业、学校都有宣传栏目,有的学校还布置假期作业,让写一篇关于诚信的文章。读者可以到网络上去搜索“求一篇关于诚信的论文”,海量的搜索结果让人哭笑不得:

“求一篇关于考试诚信的论文,6000字左右的”
“急求一篇关于勤工俭学的诚信论文,看准,题目是诚信”
“求一篇论文题目是: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及对策”
“急求一篇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与会计诚信的论文5000字的论文”
“急求一篇论文:浅谈诚信道德对大学生成材的影响”
“征求一篇关于和谐社会与诚信友爱方面的论文”
“求一篇关于加强道德修养,锤炼诚信品质的论文”
“急求一篇关于大学生诚信与成长的论文,最好原创”
“急求一篇关于‘诚实守信,一诺千金’的论文”
……

用公开造假的手法去一本正经地谈论诚信,大概也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的一幕“神奇”的景致。倒退二十年,人们一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正是因为衡量标准下滑了,所以人们才见怪不怪,甚至有人认为道德还越来越好呢。
第二,混淆“礼仪观”与“道德观”,掩盖道德下滑只能加速下滑。

中共《求是》杂志的几篇有关道德现状的“奇文”,以不随地吐痰、学会垃圾分类、过马路走斑马线来证明道德的巨大进步,混淆道德与礼仪的概念,以此来掩饰整个社会的诚信缺失和道德堕落。

道德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礼仪是外在表现。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了,人们的行为举止变得更文明了,懂礼貌了,这是可能的。例如,中国先富裕起来那部份人,还有公费考察的官员,刚开始出国的时候,不懂规矩,到处大声嚷嚷,乱丢瓜皮纸屑,不守排队规矩,处处招人白眼。几年之后,这些初级毛病,已经大为改观。一般来说,有道德、有教养的人,就比较知书达理,礼貌有加。但是,反过来不一定成立。有礼貌的人不一定是正人君子。杀人越货的黑老大,权钱结合的腐败贪官,可能都进入了“上流社会”的圈子,懂得什么是优雅的举止,表现出来还很绅士,就算装也得装出来。就像《动物庄园》中的猪,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内在包裹的仍然是猪体,我们能说这些人有高尚的道德吗?混淆“礼仪观”与“道德观”,也是道德衡量标准下滑的反映。

第三,“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个歪理,是自卑式的强词夺理。

不论是人权问题,还是道德问题,中共惯以其他国家也有什么问题来为自己寻找合理性,好像只要美国有杀人犯,中国有再多的杀人犯也就理所当然了。一件事是对还是错,要以人类共享的道德准则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不是以某个国家或某个人作为标准。撒谎就是撒谎,就是不道德的,是非就这么简单。中共用“天下乌鸦一般黑”来为自己辩护的这种心态是一种自卑式的强词夺理。美国大兵在伊拉克的“虐囚案”被五毛们作为反驳西方社会批评中国社会问题的砝码。“你说我不好,你要先做好”这本身就是一种党文化,这种听不得批评意见的做法也是导致道德下滑的一个因素。

谁在突破“道德底线”

这两年,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儿是“道德底线”。各种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假冒伪劣、卖官鬻爵、娼妓泛滥、黑社会肆虐,让人们对社会道德失去了信心。每发生一件社会事件,例如“山西黑砖窑”奴工案、“扶不起的老人”的南京彭宇案、见死不救的佛山小悦悦事件、撞伤人后索性连捅八刀故意杀人的药家鑫案、抖出“红十字会”惊人腐败的郭美美炫富案、执法人员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河南洛阳性奴案,还有充分表现道德不仅是滑坡,而且已到了崩溃地步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等事件,都让媒体与网民称为一次又一次冲破了“道德底线”。

那么,到底是谁在突破“道德底线”?谁是突破“道德底线”的真正推手?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作为个体,都是善恶同在的。全世界哪里都有乐善好施的,哪里也都有见死不救的。就拿败坏道德的事来说,中国有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美国有安然公司的假账丑闻,以及震惊世界的麦道夫诈骗案。中国有在看守所把人殴打致死的“躲猫猫”事件,美国有驻伊拉克大兵的“虐囚案”。中国2010年连发生多宗小学校园杀童案,美国也有校园枪杀案。那么,是不是如中共所说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呢?如果不是,差别又在哪里呢?

差别很多,关键的有两点。

第一,分清个人与体制的关系,认清道德败坏的根子是什么。

中共一向是用道德来要求百姓,而把自己置身事外,总是充当道德的仲裁人。小偷多了,诈骗多了,有毒食品泛滥了,中共承认这是社会道德不好了,诚信出问题了,中共扮演道德的仲裁者来要求百姓如何提升道德,如何防止小偷,杜绝有毒食品。

事实是,中国社会道德败坏的根子却正是中共和中共维护的体制。

中共的“党章”依然唱着共产主义的高调,有哪个党员相信呢?估计正常人没有一个相信的。既然不相信,为什么还要拚命维护,甚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这些字眼写进《宪法》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继续扯起共产主义这张虎皮来维护集团的既得利益。所以,从根子上这就是一个“诚信危机”的典型案例。还有那些落马的贪官,去查一查他们落马前的言论,个个都是在大会小会上号召干部群众要“反腐倡廉”的干将。2006年9月,因牵连上海社保资金案落马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发前一月还在市委市政府召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上,慷慨陈词“反腐倡廉一刻也不可放松”。有记者采访制作有毒食品的农民,问为什么敢这么干,农民回答,因为城里人都有公费医疗。我们无意为有毒食品找藉口,但是,如果只是把眼睛盯在百姓身上去看道德问题,是看不到道德危机的根本所在的。

中国社会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腐败越反越腐,造假越抓越多,和谐社会是越唱越不和谐,问题出在哪里?民间有句俗话,说问题出在“前三排”,正是如此。因为道德问题的根子在于中共和其体制本身,上演“大盗抓小偷”,社会道德如何能不下滑呢?

美国大兵虐囚总的来说是士兵个人素质原因,而“躲猫猫”背后除了涉案人员的素质因素外,更多的还是体制的因素,中共烘托的迫害人权、漠视生命的大环境。美国安然公司的假账也与中国的体制性腐败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善于溜须拍马、行贿受贿者能够升迁提职,并与受贿官员构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不走此途者即成异类,不仅无缘重用,且会受排挤打击,甚至会被撤职免职,是为中共官场独特的“逆淘汰现象”。退一万步说,就算美国某个行业腐败成风,那么,还有下面说的第二点来加以制约。中国的杀童案疑凶普遍存在“有怨难诉”的报复情形,这种怨气除了是社会造成以外,还隐含“官逼民疯”的隐患。而美国的校园枪杀案更多的是因为作案人个人的道德败坏和心理原因。

第二,政府如何应对和处理案件,这是一块试金石。

这个世界,哪里都有腐败,哪里都有涉及道德问题的各种案件。真正的试金石就要看案件是如何被揭露出来的,政府又是如何处置的。是公开透明还是内部权斗,是允许媒体的独立监督还是党的喉舌一言堂统一报导口径,是依据公正的法律程序处理还是政法委领导下的公检法联合办公式的走过场等等。政府处理的好,就是在修复道德。处理得不好,或者包庇,掩盖,甚至黑箱操作,就是在进一步败坏道德,形成恶性循环。

西方社会有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等起到的监督作用,法律起到的执法作用,西方人造假,总体上说还是个人或某些小集团的行为,不同于中共从政党、政府蔓延到了整个社会的造假行为。在谎言被揭穿后,西方社会基本上是把说谎当作丑事处理,当事人会感到羞愧,就算当事人贵为总统,也不得不向社会道歉,甚至引咎辞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拉链门”被披露出来之后,最后还是得公开道歉,“我希望美国人民了解到,我希望国会了解到,我对我做过的错事说过的错话感到由衷的歉意。我从来都不应该欺骗国家、国会、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

在中国,只要当事人有权或者有后台,没有人能把他们怎么样,使造假骗人变得肆无忌惮,愈发不可收拾。

以汶川地震为例,因豆腐渣工程导致大量校舍倒塌的死亡人数,官方一直捂着盖子。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发起公民调查志愿者活动,但政府方面仍不配合。同是,政府不断打压上访的死难学生的父母和民间维权人士,2008年6月3日,上百名都江堰死难学生的家长到当地法院外示威控诉校舍质量问题,并要求法院接受诉讼,但受警方阻挠并架走。公安称法院不会受理有关诉讼,并扣留两名日本共同社记者一小时,还阻止美联社记者采访。2010年2月9日参与调查汶川地震校舍豆腐渣工程的四川作家谭作人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而且竭力包庇豆腐渣校舍的责任人,甚至公开宣布“经过调查,认定没有发现因为建筑的质量问题而致使建筑物垮塌的案例。”

豆腐渣校舍是造成汶川地震上万名学生遇难的主要原因。豆腐渣校舍本身就是在中共体制的那个草菅人命的大环境下,由道德败坏的不法份子为了钱财制造出的产物,而事后对豆腐渣工程的调查百般阻挠,就更是中共的恶霸本性的直接表现。

为什么地震救灾时,八方支援,而对造成人祸的原因进行调查时,大家不出来声援呢?因为前者是政府允许的,而后者是政府不允许的。这就是中共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做好事必须是政府认可的“好事”,给政府贴金的才能做,有目的的报导出来,是拿民众的道德来为党的脸面涂脂抹粉。

所以,汶川地震的悲剧就是中共作为“道德底线”真正推手的生动案例。中国的道德滑坡有着独特的“中国特色”,那就是突破“道德底线”的真正推手是中共本身,是中共掌控的政府。

个人突破“道德底线”,造成的就是“个别现象”。政府在政策制定、执行、监督等环节存在不道德的行为,那就是政府在突破“道德底线”。上梁不正下梁歪,造成的就是“普遍现象”了。

今天中国的道德滑坡,是如何造成的呢?这与江泽民有莫大的关系。共产党造就了江泽民,江泽民反过来利用共产党,不断地突破“道德底线”,才造成了今天社会道德整体大滑坡的严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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