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28日讯】中国正加紧调查葛兰素史克贿赂丑闻。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称，中国的医疗体系存在诸多问题，这次对商业贿赂的高调调查只是彰显中国医疗体系功能失调的又一个案例。甚至，有些问题的发生，是由于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机制导致“逼良为娼”。
资金极度匮乏和医院人满为患，是中国医疗体系的特征。这一体系运转不良，滋生了猖獗的滥用职权和腐败现象，也成为医药企业的陷阱。这次对商业贿赂的高调调查只是彰显中国医疗体系功能失调的又一个案例。不论是手术前索要贿赂的医生，为节约资金而把濒死的癌症患者赶走的诊所、还是向医生支付回扣的药企，中国医疗体系中的不当做法屡见不鲜。
由于保险覆盖面不够，医生匮乏，农村地区医院过少以及监管不到位，务工人员看不起病，已成为多年来引发社会不满的一个潜在原因。自2009年以来，中国官方一直试图通过一项改革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措施包括兴建更多医院、扩大医保覆盖面以及将国家医疗开支提高一倍。尽管这些举措确实令局面有所改善，但中国患者自行负担的医疗费用仍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
最难处理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医院的资金短缺。在中国政府控制下，药品定价和医疗费用被人为压低，而医院的大部分开销却要由自己筹措。结果是，多数医院只能通过销售药品来取得大部分盈利，这导致医生过度开药成为惯例。
英国金融时报只是看到了中国医疗体系功能失调的一个方面，还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并没有被扒开，如果我们不对整个医疗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仅处罚几家行贿的药企，根本不足以改变整个医疗体系混乱而又缺德的现状！
近日，一则“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投资3.5亿元建干部病房楼工程”的图文帖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所谓“干部病房”是从前苏联移置过来又在中国发挥到极致的特权特色，类似的干部病房干部医院从北京到各地，都是普遍存在而且习以为常。
据《中国周刊》2011年的调查报道，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三甲医院都设有干部病房，当然这些干部病房未必都是独立的大楼，有的只是一栋楼里的若干层。干部病房的共同特点是，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护士，为干部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干部病房内部也分成三六九等，不同级别的官员住不同规格的病房，享受不同标准的医疗待遇。
干部病房越来越豪华气派近年来已成为某种趋势。最有代表性的当数两年前媒体曝光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干部病房，硕大无比的病房内书桌、衣柜、盆裁、真皮沙发、液晶电视一应俱全，被网友称之为“穷奢极欲堪比八星级”。广西在建的这个28层干部病房楼，投资高达3.5亿元之巨，加之环评报告中公开披露的“楼内设置各类高级病房”等内容，一旦建成，其奢华程度比之吉林的“八级星干部病房”恐不遑多让。
用纳税人的钱供特定群体享受，这是长久以来干部病房在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对此，官方的解释往往是“历史遗留问题”。干部病房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为了加强对老红军、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保健和医疗上的照顾，一些医院被指定为干部保健定点医院，“干部病房”因此诞生。若说彼时对战争年代建立特殊功勋者予以医疗保健上的特别照顾有其合情合理之处，60多年过去了，还有多少老红军、老干部健在？今日的干部病房早已异化为官员群体按级别享受的医疗特权。
某种意义上说，干部病房的存在就是普通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看病难主要在于优质医疗资源稀缺且分布不均衡，看病贵主要在于公共财政资金对公共医疗卫生投入不足。恰恰是在这两个最要紧的方面，干部病房占尽了天时地利，既不愁资金，也不愁资源。
而医院之所以不惜投入巨资建造干部病房，皆因有针对公务员群体的公费医疗制度兜底。如今的公立医院虽然姓“公”，也是要靠赚病人的钱维持生存的，而有资格住进干部病房的“客户”，医院自然不必担心其消费能力，肯定要竭尽所能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医院很清楚，干部病房建得再奢华，也不会是赔本的买卖。因此，无论建造干部病房的资金是医院自筹还是政府投入一部分，最终为之埋单的也是全体纳税人。
若要问“干部病房”花了纳税人多少钱？有一组相当惊人的数据。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早先几年曾经披露，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政府有关部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40万名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等，一年开支约500亿元——这些是2005年之前的统计数据，更为严重的是，自2006年之后，医疗卫生主管部门的统计年鉴里再也没有了“公费医疗”这个细项，公职人员医疗花费被隐含在“政府其他行政事业费用”里，具体数目公众根本已无从知晓。
而另一方面，从1980年到2003年，我国个人卫生支出从21.2%急剧上升到55.5%，甚至在2001年达到60%。仅以2000年为例，发达国家政府负担了国民医疗卫生总费用的73%，新兴国家的政府负担了70%，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59.3%，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负担了57.2%。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上表示，在卫生总费用方面，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的比重，2001年分别仅占16%和24%，2010年分别提高到28.6%和35.9%。
香港仅仅800万人口，政府拨给医院的预算一年就高达400多亿！而我国政府投入的公共卫生经费十之八九都用在了为数不多的官员身上！公共医疗卫生费用长期以来没有公开，老百姓并不知道庞大的公共卫生经费花到了什么地方，只是国家某部委的负责人有一次泄漏了天机：在我这里，公费医疗支出每天相当于购买一台进口宝马车。换言之，仅仅一个小小的部委机关，一年就要花掉上亿的医疗卫生费用。
于是，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在遭遇疾病时求助无门只能仰天长叹。很多家庭往往因为一个亲人身患恶疾就倾家荡产，更多的农村老人有病只能抗着忍著，根本不敢去医院。媒体经常报道无名病患孤独的、坐在药店边或躺在路边死去的消息。在一些城市的街头，繁华的购物商场旁边，常常能见到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或者农村妇女跪在人行道上，低著头，或者目光呆滞的看着地下，面前放著一张纸，上面写著女孩的父亲或妇女的丈夫得了重病，需要大笔钱交纳医院费用，求助无门，只好请路人帮助。
今天，中国仍有许多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特别是打工者，在遭遇疾病风险的时候无法得到政府的救助。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存在著一个规模庞大的弱势群体，陷入了生不起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境地。把他们放在今日医疗水平日趋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就会看到这个群体“小病扛、大病拖、不怕穷、就怕病”的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