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28日讯】
陈君天接受蒋纬国邀请,担任《一寸河山一寸血》制作人的时候,表明自己并非歌功颂德的“歌德派”,一切都会按照事实陈述。亲和幽默的蒋纬国也慨然同意,他说:“谁做得不好,你都可以批评,包括我家老头子(蒋中正)”。
事后蒋纬国果真履行承诺,播出的时候看一看,也只是看在时间、资料上有没有错误,而非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的错误。这样自由而宽大的支持,使得这部纪录片更加贴近真实与人性。陈君天说:
“我们主张把真实的东西留给后代,所以我们常常从人性面看一件事,所以我们没有蒋委员长多伟大、国军多英勇的话,没有那些美化与夸饰。我们是找一个故事,从‘你是人,我也是人’的人性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会感到非常感人。”
被龙应台称为“国宝”的资深电视制作人陈君天,由于制作功力深厚,对于抗战经过犹如数家珍,拥有许多精采的好故事。
国军测量日军高度
信守承诺的小王
抗战8年,老百姓往西南迁移的过程中,流动的人群有800万到1,200万人,这么庞大的迁徙,无法用火车,因为当时的火车仅有东西向。汽车是很少的;如果选择搭船,又是由北到南,等于是逆流而下,备增困难,因此大部份的人都选择徒步完成这趟万里跋涉……。在这样的迁徙潮中,就有一个小故事。
当时中央大学的校长罗家伦,是一位很有远见的学者。他在抗战的头一年就想迁校,想说迁一次就好,结果一迁就迁到了重庆,直到抗战胜利,都安全无恙。根据资料显示,抗战8年当中,有的学校就迁了12次,迁到最后都支离破碎了,对于一个学校是多大的损失!
当时的中央大学颇负盛名,校产可观。他们的畜牧系也很有名,将全世界优良的品种,如安哥拉的羊、澳洲的牛……等等最优秀的动物买来,拥有一个很大的牧场。但是临到迁校的时候,就面临难题了。当时只好像诺亚方舟一样,每种动物选两种,上船带走。那其他的呢?只好忍痛留在原址了!
罗家伦临走的时候,特地嘱咐农场的员工小王:“小王,就算是我拜托你,这些鸡、鸭牛羊呀,我带不走,你就帮我守着好了,如果有朝一日抗战胜利回来,这些东西还在,我谢谢你,如果这些东西不在了,你就算把他统统吃掉我也不怪你,因为我知道日子难过。”
到了民国26年,情况越加吃紧。小王越想越不服气,他就把这些鸡呀、鸭啊集合在一起,把鸡鸭放在笼子里,然后让牛羊去背这些笼子,再将牛羊用绳系著,一只牵一只的走。因为带着动物,他没办法走水路,就从南京走山路,还经常碰到飞机的空袭……,就这样,整整走了一年,把这票东西带到重庆去了!
到达重庆的时候,刚好罗家伦上街去,看到前头灰尘很大,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上街来了。他一看,失声喊出:“小王!”小王也哭喊著:“校长!我来了!”两人抱头,喜极而泣。
陈君天慨叹的说:“这可以拍成电影啊……这么感人的东西。抗战时这么感人的东西太多了,只是把它僵化了,没有把人的东西放进去,这些珍贵的资料都流失掉了……。”
孤军奋斗的勇者之吼
《一寸河山一寸血》监制人之一的蒋纬国将军,当时也透过镜头,说了这么一个故事:
他说蒋介石总统,那时候是委员长,在重庆的时候压力非常大。因为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能撑到什么时候!而且没有任何一点外援。在西北,有共产党的军队在发展,在咄咄逼人,而国军内部有许多军阀的部队,又不一定能指挥得动,他所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
那时候是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前,日本人已经锁死海岸线,中国的外援完全依靠滇缅公路,当时的日本竟要求英国人封锁滇缅公路,向他们承诺:“你帮我切断滇缅公路3个月,我就可以把中国摆平,到时候我们再一起攻击希特勒……。
”那时候我们被掐得简直没有办法。
当时在重庆,深夜,蒋纬国经常听到委员长在野地洗澡的时候,会发出“哇!……哇!……”那样凄厉的长啸,使他吓了一跳。蒋委员长就是靠这样的方式抒发自己的压力。
陈君天描述:“就好像晚上很晚的时候,你一个人在半夜的时候,你一个人站在山巅顶上,旁边看不到一个人的时候,呼呼的风声在耳边,感到很孤寂……,这股压力才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