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30日讯】对于中国经济形势正在经历的重大转变，我们早有预料并已探讨多年，而时至今日，这才终于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有很多人问：中国何时会出现经济危机。
对此我们的回答是，中国陷入危机已有一段时间——只是这一点并没有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得到广泛认同，尤其是美国。危机在被意识到以前就已存在也是可能的。
而对危机存在这一点的被承认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只有当这时，大多数人才开始改变行为以应对危机。我们所探询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危机何时才能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事实，并进而带来全球形势的转变。
两周前，这一危机被以一种张扬的方式公之于众。先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发表文章《中国模式遇上了大麻烦》（Hitting China’s Wall），他在文中写道，“但现在信号非常明确：中国遇到了大麻烦。我们不是在说发展中的一些小挫折，而是更根本的问题。中国的整个商业运营方式，以及推动中国经济30年来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都已经达到了极限。你可以说中国模式即将碰壁，而且是像长城那样厚的墙壁，目前唯一的问题是这次碰撞会有多严重。”
之后，本·利维森（Ben Levisohn）在《巴伦周刊》（Barron’s）专栏中撰写了题为《中国经济狼烟升起》（Smoke Signals from China）的文章，他在其中写道，“在经典灾难片《火烧摩天楼》（The Towering Inferno）中，参加派对的人们没有理会储藏室的火灾，因为他们以为火已被扑灭。投资者们在中国问题上是否正犯着同样的错误？”
他在下文回答了他的设问：“三个月前，投资者们还在下重注赌中国决策者会向经济体注入现金以刺激经济增长，而如今的市场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增长乏力已经是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新常态。”
《纽约时报》、《巴伦周刊》和高盛都兼具“通俗看法”（conventional wisdom）的“地震仪”和创造者两个角色。因此，当这三家机构在几周内相继就中国经济状况发表评论、点评从“令人失望”到“近乎崩溃”不等时，这已经足以改变人们对中国的看法。现在的讨论正在从“中国还需多久超越美国”的预测转变成“中国崩溃将带来何种后果”的担忧。
中国之疑
我们对中国看法突然之间开始跻身流行观点之列，不得不说有些让人不适应。早在多年前，我们就首先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根本矛盾，当时大多数人都视中国为日本未能实现的那个奇迹；经历被嘲笑“不理解正在发生的全球力量转移”的日子，如今能有如此多所见略同之人，实在是令人欣慰。
近几年中，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人群一直在壮大。但过去的几个月中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已经从认为中国无所不能、相信没有什么是中国人无法办到的，开始逐渐意识到中国模式已经不再奏效。
中国模式失效已有一段时日了。掩盖增长乏力现实的表象之一是中国的统计数据，克鲁格曼称之为“虚构中的虚构”。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以这种状况，即便中国政府有这种意愿去采集信息，那也会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任务。中国在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就发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并在第二年就作出修订），动作为何能如此之快，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但他们知道自己想让世界对中国的增长有怎样的一个认识，而世界也相信了他们的数据——由此，就有了经济增长的神话。
其实，中国的确出现过一个非凡的增长期。过去30年的增长令人咋舌，唯一的缺憾是，拜毛时代政策所赐，增长的起点实在太低。
一开始的增长相对容易——当时的情况实在很难再恶化到哪儿去了。不要误解：中国经济确确实实出现过快速增长。但尽管如此，基于消费水平来看经济表现，克鲁格曼指出，中国的经济规模还是比不上日本。根据中国的GDP“猜测”的复合效应，我们猜想它仍然落后于日本，但谁又知道个究竟呢？但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的确出现了大幅增长，但它现在的增速已经远远不如当初。
中国经济增长的激增建立在一个极度乏味的事实之上：中国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西方，中国人由此能够以极低的成本生产某些特定类别的产品，而同样的成本放在西方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围绕这个事实建起了自己的商业模式，而西方企业则在中国建厂以利用这个工资差。由于在中国生产的很多产品都是工人们靠自己的工资所无力购买的，于是中国的增长便建立在了出口之上。
要维持这种现状，中国不得不无限期地将这种工资差维持下去。但它还有另一个重要政策：中国政府极为害怕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后果。这种恐惧无可厚非，但它与中国的最大优势——工资优势——背道而驰。对失业问题的害怕导致中国的政策尤其强调失业的预防，哪怕企业效率低下也要维持其运营，这一点明显体现在银行贷款政策上。中国还利用银行贷款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商用及住宅物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策在经济体中制造了巨大的效率低下现象。在没有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低效实体也还可以继续发展。经济增长是可以做到的，但却是无效益的增长。最终，经济会在低效的拖累下止步。
通胀vs失业
随着企业效率日渐低下，生产成本随之上升，从而导致通货膨胀。低效企业继续获得贷款以维持运营，使得通货膨胀更为明显。为维持经济增长而进行的激进信贷促进了货币供应的增加，而这又反过来加剧了低效现象。鉴于这种状况已经累积多年，眼下中国经济的效率低下程度已经令人咋舌。
第二点要记住的是中国铺天盖地的贫困现象，中国有9亿人口的年人均收入与危地马拉、格鲁吉亚、印尼和蒙古相当（每年3,000 - 3,500美元），而其中5亿人口的年人均收入与印度、尼加拉瓜、乌兹别克斯坦、加纳或尼日利亚相当（1,500 - 1,700美元）。中国整体人均GDP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塞尔维亚、泰国或牙买加大致相当。在一个逾10亿人生活在深度贫困之中的国家，试图刺激经济是不可能的。经济刺激政策只在产品可以向公众出售的情况下才有效。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买不起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因此，经济刺激无法促进这些产品的消费。同样重要的是，刺激需求从而使低效的工厂可以出售产品，这不仅会引发通胀，而且还是自杀性的。你所要做的是促进消费，而不是补贴低效。
因此，中国已经陷入两难。如果继续向濒临倒闭的企业积极放贷，得到的就是通货膨胀。这会增加成本，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而中国出口贸易已经因为欧洲的衰退和美国的疲软而受到阻碍。允许企业破产会带来失业，造成巨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中国一会儿通过监管非正式信贷并提高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来整顿信贷市场，一会儿又通过取消贷款利率管制、增加中小企业贷款投放的方式放松信贷，摇摆于两者之间，但这两种政策都问题重重。
中国一直保持着依赖出口的战略，而不考虑西方商业周期的影响，商业周期意味着会定期且大幅的需求收缩。中国的工业生产始终面向西方需求，当西方需求收缩时，其结果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混乱局面。
中国经济增长率也许可以达到7.4％，但我怀疑真正的数据究竟能不能接近于此。一些人估计增长率接近5％。且不论增长，保持利润率的能力很少被考虑进去。生产并销售等于乃至低于成本价的产品仍然可以拉动GDP数字，但却会暗中破坏金融体系。这种情况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现在正在中国上演。
中国可以防止1997年发生在东亚的那种崩溃。人民币是不可自由兑换的，所以不可能出现挤兑。毕竟，中国仍然是计划经济，仍然是共产主义领导。但经济现实的后果是无法避免的，而且越是将“清算日”往后拖延，最终恢复起来就越是艰难。清算日已经被推迟了太久太久，但只要还可以用贷款支撑濒临倒闭的企业，中国就还是会继续拖延下去。他们可以将其延续很长的时间。
中国的转型
中国经济不会彻底崩溃，就像日本或韩国经济没有彻底崩溃一样。会发生的情况是，中国将因此转型。鉴于没有哪种选择是不用畏惧的，中国将集中精力稳住社会和政治后果，既要解决政治敏感群体的利益，又要利用其出色的安保机制来压制和制止动乱。中国的经济表现将会出现水平上的倒退，但是危机将得到避免，政治利益得以保住。
关键是要清楚这么一点，假如中国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就不得不面对不可接受的政治后果，那么中国就会实体将经济下滑延续下去。日本那“失落的十年”只失落在西方投资者的眼中，西方人暗自将GDP增长率奉为所有指标之首，相应忽视了如人均GDP增长或充分就业等方面的成功。中国很可能将面临一个密切专注于国内同时经济表现欠佳的漫长时期。过去30年的增长很难再复制了。
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受影响最明显的将是诸如铁矿石等工业大宗商品的生产者。它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奢望将会落空，大宗商品价格因此也无法达到预期。由于中国经济的下滑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价格下降已经有所体现。如澳大利亚就已经因为中国国情而受到严重打击，正如其在二十年前受到日本国情的影响一样。
当然，中国对美国国债和其他市场有大量投资。与普遍担忧相反，这些资金将不会被收回。中国的问题不是缺资金，而且遣返这些资金只会加剧通货膨胀。假如中国真能把这些钱用到好处，它一开始就不会到美国投资了。
中国的资本外流是其疾病的一个症状：由于中国匮乏投资架构，政府和私人资金便流到海外。中国政府试图通过这种办法限制中国的不稳定因素，而中国民营资金则在为躲避一场已在酝酿中的风暴而寻找避风港。
与备受担心的资金遣返相反，美国将继续成为中国现金流向的主要目的地。当欧洲仍在晕头转向的时候，只有美国既安全又大到足以给中国人提供足够的安全感。正如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投资更多的是资本外逃而不是健康的投资偏好，中国投资者近年来的行为也是这种资本外逃的表现：钱寻找安全的避风港，不论回报。这些资本支撑了美国市场，它们不会消失，其实还会有更多接踵而至。
国际秩序的重大转变将表现在中国在该地区话语权的下降。中国在亚洲的军力投射能力被大大高估。中国的地理条件限制了它将军事力量部署到欧亚大陆的能力，这样做所需要的后勤实力远远超出中国的水平。与美国相比，中国海军的实力仍然有限。因此，通过采取真正（而非口头）军事行动来抵消其内部经济问题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有着切实存在的内部安全问题，光是这些问题就足以牵制住军队，后者仍然充当着国内安全部队的角色，执行各种价值寥寥的任务。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转变将是日本重新崛起成为东亚的一个经济与政治强国，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是中国所不愿看到的。
中国将继续充当大国、继续在经济上扮演重要角色。受困并不等同于不再存在。中国将始终存在下去。但它将不再是低工资、高成长的世界中心。像走在它前面的日本一样，中国将开始转换角色。
在全球体系中，总是会有低工资、高增长的国家，因为发达工业国家需要消费低工资带来的低价产品。成为这些商品的供应者是这些国家的重大机遇，也是阻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取代中国，但中国的角色将被替代。这一进程中的下一步将是确定谁将成为中国的替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