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31日讯】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全民皆偷的时代。那时的社员几乎无人不偷，长在地上的庄稼只要能吃就开始偷了，偷玉米、偷瓜果、偷蔬菜，甚至偷鸡摸狗。偷是社员求生存，免饿死的无奈的自救手段。
由于劳动分配不合理，工分分得东西又很少，收的大部分粮食都要先交爱国粮，一般社员家里的粮食大都不够吃。经过五八、五九年饥饿大灾荒的教训，社员们都饿怕了。于是都先下手为强，偷到手的东西才是自己的，所以公社时的小偷小摸特别多。那时流行这样的民谣：“十个社员九个贼，谁不偷饿死谁。”“社员吃地里，干部吃囤里”“社员见社员，两眼泪涟涟”。
那时还有句顺口溜：队长搂（公开占有）、会记勾（作假帐）、保管偷、社员缝大兜（往家装粮食）。
社员白天看着都是好人，天一黑就都成了偷儿。麦熟偷麦、稻熟偷稻，没有锅就用坛坛罐罐煮。一家人煮的煮，放哨的放哨，水开十来分钟赶快把明火熄掉，余火一焖，麦饭焖开了花，吃起来奇香无比。但是被逮住就很难看，端着被烟熏黑的坛坛或罐罐站在食堂的方桌子上挨斗，斗完了还要扣粮。
女人们挖猪菜时，篮子下面都是蔬果等能吃的东西，我的一个妗妗在帮邻居絮棉花时甚至把人家的棉花藏在裤裆里，带回家来。
很多影视作品中，都描述了知青偷鸡偷菜偷粮食的内容。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小偷小摸的现象在知青中十分普遍。作家老陈，曾在博文中回忆下乡知青的“百鸡宴”，那时的老乡们都把知青称为“不走的土匪”。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以，那时对于小偷小摸，谁发现了也不管，弄不好会成为又一个刘文学。因此，都睁一眼，闭一眼。再说谁没偷过？如果有谁敢说他从来没拿过公家的东西，那就是个超人！如果发现单位里有可用的东西，良民也会变成贼，能偷的就偷，能拿的就拿。
那时，小偷很少光顾一般人家，因为除了够级别的干部家庭有特供的东西外，人们基本上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况，就是你开着门，小偷也不会进你家偷东西的，只有政府宿舍大院还是小偷溜门撬锁的好去处。
我在电建公司时，每个木工下班，都要驮一麻袋刨花，麻袋的刨花里塞得都是木头，甚至是锯好、刨好的木料，回家就能做些小家具。有一个师傅，竟然利用每天偷回家的木头，半年后做成了一件立柜，一次我去他家，他给我示意他的技术，原来两米高的长料，他都是用短料开榫接起来的，你不得不叹服他的技艺的高超。
在电建公司呼市电厂的扩建工地上。你天天都能看到钳工在做炉钩子、火铲子；锻工在用薄铁板打锅；焊工在用细钢筋焊洗脸盆架子，台灯罩子。那时，师傅们就解嘲说：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后来才知道，卷烟厂的工人们每天下班时，把饭盒洗干净，擦干净，然后在里面装满香烟，夹在自行车的后衣架上，大大方方地扬长而去。
粮库的工人们每天下班时，衣兜、裤兜、鞋里、裤子的卷边处都是粮食。那时，没人敢对工人阶级搜身。
那时不仅食堂管理员是贼，炊事员更是贼，他们趁人不被，把好肉扔进泔水桶里。下班时从泔水桶里捞出，拎回家去。据传，炊事员偷油需要特殊技巧，他们先把油倒在一个碗里，放在面案子上，然后吸气弓腰把肚皮贴上去，然后用宽布条勒紧。这样就可以轻轻松松，不显山不漏水地就把一大碗油带回家里去了。
儿童用的草稿纸都是各单位的办公用纸，你从这些信函用纸的红头文字，就能知道他（她）的父母亲在哪里高就。棉纺厂的女工偷布；毛纺厂的女工偷毛线，也都不是稀奇的事情。
文革时，包头街头还有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自行车上没铃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流行起了偷铃盖。为了预防万一，很多人停车时都把铃盖取下来装进口袋里。一次我去包钢去看同学老苗，自行车放在楼下，忘了往下拧铃盖。一会儿下楼就发现被人拧走了，我气愤至极。与老苗一个宿舍，外号叫“二毛毛”的后生说：“韩哥，你上楼休息一会儿，我给你拧去，圪泡们敢朝爷们下手，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不到半个时辰，“二毛毛”提回一书包铃盖来，说：“够了吧，不够我再去拧！”我惊恐万状，只拿了一个，剩下的都塞在老苗的床底下了。
文革后期，偷军帽十分流行。后来，一不做二不休，发展到了街头巷尾明目张胆地抢军帽。文革前，中国上演过两部意大利电影，一部是描写妓女的《她在黒夜中》，另一部是《偷自行车的人》。其实，这两样东西在呼包都有，“她在黒夜中”的叫“暗娼”，人数不多，比不过改革开放。但“偷自行车的人”却是今不如昔，毛泽东时代更普遍。我的一个朋友至今总共丢过三辆自行车。他说，有时锁两把锁都无济于事。
我在农大读书的时候，老师们住的都是筒子楼，不是独门独户，卫生间都是公共的。做饭就在楼道里。很多家庭为了生活方便,就在家门口摆一个小柜子，用来放油盐酱醋。有一回，周老师下班回家准备好饭，结果发现小柜子被人撬了，丢了一瓶油。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没有比这更小的小偷了。
1977年，我去天津出差，因为住宿紧张，睡在天井里的加床上。那天因为白天跑的累了，睡得太沉。醒来才发现，皮鞋和袜子都被人偷走了。估计是邻近的人早晨退床，顺手牵羊地拿走了。幸亏我把衣裤压在枕头下面，否则，就得穿着裤衩回家。那时买衣服是要布票的，被小偷偷走衣服后是没人给你一件衣服的，给了你他穿啥？我后来穿拖鞋到对面的商店买了一双解放鞋，才算解围。
当然，变相偷窃的坏事我也干过。比如我那时去买白糖，从来都是只买一斤，售货员就在白糖一栏写下“１斤”。回家之后我在“１”的两侧各加一点，再另加两横，于是变成了“半”字。下一次我再买一斤，又如法炮制。就这样一斤改半斤，算下来，每月可以买到三斤半白糖。现在你要是骂我，我也认账，因为人穷了，什么招数都能想的出来。
那个时候，人们往往几厘钱也要算计。比如两毛四一斤的东西，有人就一两一两地买，买一两是二分四，这时，四厘按四舍五入就给免了。没办法，这是被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逼出来的，“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呀。
（本文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