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8月05日讯】
第十三章：迫害大法赤膊上阵 元凶巨恶一意孤行（1999下半年）（下）
5. 胁迫朱镕基
看到镇压的迟缓进展情势，薄一波给江出主意说：“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工作很不力，这和镕基同志不重视、不公开表态有关。”
老百姓中流传著一句话：“马列主义一卷卷，毛泽东思想一本本，邓小平理论一篇篇，江泽民学说一句句。”实在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了。实际上，江泽民的“三讲”和“三个代表”加在一起也不过是几十个字而已，实在是算不上什么思想。然而，从镇压法轮功后，曾庆红开始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推广“三讲”，江泽民也把“三讲”作为个人树碑立传的好机会。
按照曾庆红的想法，朱镕基在“四.二五”事件中亲自接见法轮功学员，他不出来讲话，会给外界造成党中央分裂的猜测。另外以朱的民望和信誉，如果支持镇压，的可以让不少人倒向江泽民这边，也可以让那些来上访的法轮功断了希望。“三讲”运动是一个很好强迫朱镕基表态的机会。
曾庆红把这些分析告诉江泽民后，江立即把朱镕基找去训了一次话，大意是说，国务院部门“三讲”进行得很不得力，要朱镕基把“三讲”当作维护执政党地位的运动重视起来。江泽民指责朱镕基长期以来“不知道服从政治的大局，对党中央的政策有抵触情绪，消极应付。要知道，‘三讲’中最重要的就是‘讲政治’。镇压法轮功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江说，“镕基同志，党中央要求国务院不但要‘讲政治’，而且要讲好，要把推广‘三讲’和当前最大的政治结合好，否则就是分裂党！”
从江办出来，朱镕基十分沉默。不久以后朱镕基还是违心地表态支持江泽民的镇压决定，也许他是不想再受当年被打成右派时吃的苦，或是想起了赵紫阳的凄惨状况。
“三讲”其实并没有什么成效，老百姓中流传著一副对联，借用政治局委员吴官正和政治局常委尉健行的名字说：“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讲来讲去无官正，反贪污反腐败反堕落反来反去未见行。”
当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司马昭也是让贾充在前面干坏事，自己躲在后面；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把林彪、江青和张春桥等人推在前台；但镇压法轮功这样愚蠢的毫无理性的行为，没有多少人愿意卖命，江泽民想躲在后头都不行，所以只好事事冲在前头。他不但四.二五当晚连夜写信给政治局，还在9月份参加在新西兰奥克兰的亚太经合会议上，亲自给每个国家元首递上诬蔑法轮功的小册子，失尽体统。
江泽民满心希望各国元首“干涉一下中国内政”，对他的镇压表示赞同，结果碰了个大钉子。克林顿通过美国国务院早在1999年9月11日就公布了《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批评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到三个月以后，克林顿在华盛顿的一次人权演讲中，公开批评中国镇压法轮功，把逮捕法轮功成员称为压制人权的“一个麻烦例子”。当然，江泽民不明白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的元首敢说他江泽民镇压有理。看到递小册子收到了反效果，江泽民随即祭起了两顶常用的大帽子，曰“干涉内政”和“反华”。
6. 劳民伤财的“庆典”
中共对法轮功的舆论批判每天不断，新闻联播中至少有一条以上的新闻是抹黑法轮功的。这种情形整整持续了大约两个多月后，突然中断了几天，因为中共要为其夺取政权五十周年举行一次大型庆祝活动，舆论上也因此要营造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
对五十周年庆典最翘首企盼的就是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了。他要在这一天把他的巨幅肖像和毛泽东、邓小平并列起来，享受一下君临天下的感觉；同时，他要像邓在建政三十五周年的庆典上一样，检阅三军，过一下军委主席的瘾；他还要让“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之类的标语走上天安门广场，以向全世界宣示他的权力。
当初中央政治局定下的原则是五十周年庆典按照三十五周年庆典的规模办，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个原则被远远抛在一边。庆典前，朱镕基把计委的曾培炎和财政部长项怀诚找过去详细询问庆典工程的预算情况，得知各种献礼工程、提高公务员和离退休人员等的工资，追加基础设施建设等一共支出一千八百亿元人民币时，气得双唇紧闭，不发一语。后来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这个总理什么也总理不了。比如北京这几项大工程劳民伤财，毫无必要，但是我砍得动吗？美国别说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就是百年大庆，它华盛顿敢这样搞吗？谁搞谁下台。全国老百姓的钱能集中在首都用吗？”
江泽民则说：“我的意见是，庆典要有气势。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主要算政治账，不要过于拘泥经济账。何况我们现在的国力完全办得到。”
其实，即使中国的国力确实办得到，又有什么必要？江泽民这一次的挥霍，其耗费接近于100个希望工程，相当于救助2亿多个学生的款项。这笔钱可以让3千万下岗工人生活一年（按每人月费500元计）。
当江泽民的车队驶过天安门广场，当他也学着邓小平喊“同志们好”的时候，他却不像邓小平那么自信满满。因为他知道，当年北大的同学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时，至少邓得到了全国人民、至少是全国农民的拥戴，而他江泽民临近庆典之前，却把一亿多善良百姓打成了敌人，这些人连带他们的家属和亲朋好友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
7. 镇压升级
镇压已经快三个月了，庆典前后，来北京上访的法轮功源源不断。让江泽民弄不懂的是，这个看似不堪一击的法轮功修炼者团体似乎具有出人意外的顽强生命力。
庆典结束的当天晚上，江泽民又找到了曾庆红。他说，“现在每天的动态清样上都有法轮功上访的消息，前一段时间我命令信访局把上访人员直接抓走，现在进京的这些法轮功都改到天安门炼功抗议了。各个省每天都有人来，而且在国际上我们也很被动。”
曾庆红说，“现在从常委、政治局委员到各级党组织，对镇压都很消极。我建议：第一、各地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各地如有上访的法轮功超过一定数量的，一把手撤职；第二、上访人员中山东来的几乎最多，告诉吴官正，如果再有上访人员就撤销他省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如果镇压得力，可以考虑他在十六大上当政治局常委；第三、胡锦涛的态度很暧昧，原来我们选定的第五代领导人李长春在广东的镇压，也很不得力。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送走了曾庆红，江泽民紧急召见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希望中科院组织一批院士宣扬科学和无神论，借此批判法轮功。路甬祥汇报说以何祚庥、庄逢甘、潘家铮为首的一批院士正准备联络一批宗教界人士成立一个揭批法轮功的组织，宣传无神论，“把批判运动引向深入”。江泽民对路甬祥说的这几个人很不以为然，让路甬祥去做钱学森的工作。
中科院当时炼法轮功的人相当多，“四.二五”中南海请愿时，站在府右街中南海正门对面大街的就是海淀区八大学院和中科院的教授和学生。由于中国科学院是中国最高科研教育机构，社会影响力极大，因此江泽民临时决定将刚刚到上海冶金研究所担任所长不到三个月的长子江绵恒马上调中科院任副院长。
一般来说，一个理工科博士毕业的人，要先做博士后，然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带出一批博士并发表一批论文后，再担任系主任、学院院长，非常有成就的才能评为院士。江绵恒学术上没有建树，直接担任中科院副院长非常不合适，但江泽民既然提出来了，路甬祥也只能照办。就这样一天教授也没做过的江绵恒就成了中科院的领导。
台湾中研院院长、诺贝尔奖金得主李远哲对江泽民的安排嗤之以鼻。有人撰文说，“如果台湾今天就回归大陆，台湾中研院合并到大陆中科院里来，总不能让台湾这么个地方政府的中研院院长当堂堂大陆本土的中科院院长吧？你让李远哲在路甬祥手下听吆喝就够窝心的了，再让他和江绵恒平级，人家怎么能服气！？”
就在江绵恒11月就任中科院副院长以前，他通过江泽民的关系于1999年10月22日成立了中国网通公司。如果说，一开始他是看上了电信领域是一个暴利行业的话，自从网通开始运营之后，他便以封锁中国互联网为第一优先任务了。
法轮功在海外拥有一大批科技骄子，拥有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的在海外修炼者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拥有博士、教授、系主任头衔的也不乏其人。尤其是北美的法轮功修炼者，一直利用他们掌握的最新科技，通过互联网等手段突破网络封锁和国内学员互相呼应，不但把法轮功在国内受迫害的真相及时通报国际社会，同时也把国际社会对法轮功的声援反馈国内。
8. 血债大家都要有份
以乔石为首的一批退休老干部对江泽民的镇压十分反感。在1998年，乔石曾经对法轮功做过调查，并得出了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面对海外各国政府的压力和国内不断增长的上访潮，政治局开会时开始有人提出停止镇压、给法轮功平反的声音。
江泽民听后心情极其糟糕。如果给法轮功平反，就意味着他江泽民在全国人民面前摔了个大跟头。谁不知道镇压是江泽民发动的？再说又把谁抛出去当替罪羊呢？
曾庆红告诉江泽民，要想在政治局里消灭平反声音，就必须加大镇压力度。薄一波也给江泽民出主意说，“六四”之所以没有人认真讨论平反问题，就是因为杀人杀得多了，这个问题就改正不起了。一旦平反，我党就得下台。现在镇压法轮功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政治局想牺牲江泽民，夺江的权。薄一波说：“我建议：第一、要打死几个法轮功，有了人命，他们就得考虑他们要为平反付出的代价；第二、要让常委和政治局人人公开表态支持镇压，这样所有的血债大家都有一份儿；第三、宣布法轮大法研究会为非法组织远远不够，这个定性必须升级，要让老百姓觉得只要修炼法轮功就是犯罪。”
江泽民采纳了建议。几天以后，在吴官正的地盘里，山东省招远市张星镇人赵金华因不肯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而遭到电击、体罚和其他酷刑，10月7日被迫害致死。警察们按照上面的指示强迫赵金华放弃信仰，一边打一边问赵还炼不炼了，她至死都说炼。赵金华成为第一个被披露出来的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10月25日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公开称法轮功为“邪教”，并表示人大常委会正准备表决防范和严厉打击“邪教”的法律提案等。几乎与此同时，十几名来自沈阳、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纪念碑北侧，打起了一幅5米多长白底红字的横幅“法轮大法弟子和平请愿”。十五秒之后，周围二十多名警察和便衣蜂拥而上，对这些弟子拳打脚踢，并将他们迅速带走。
第二天，西方各大媒体都刊载了一则让江泽民火冒三丈的新闻。十几名法轮功学员避开警察层层围堵，在北京郊区一家宾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在场的外国记者讲述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情况和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的事实。许多驻京的西方大媒体记者都到场了解法轮功真相，并发出了相当准确的报导。江泽民当时仍在法国，接获消息后厉声喊道：“告诉罗干立即破案，把这些开会的法轮功全部抓起来杀掉！我就不信治不了法轮功！”在随后的几年里,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法轮功学员当中，绝大多数已经被判刑、劳教或“失踪”，其中丁延（32岁）和蔡铭陶（27岁）已经被迫害致死。
在对法轮功学员肆无忌惮的抓捕持续3个月后，甚至已经开始出现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信仰而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后，面对国际社会强大的压力，江泽民忽然发觉自己在镇压程序的部署上，有个难以掩盖的重要漏洞：要对被抓法轮功学员定罪，竟然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法律依据。法轮功问题说到底是个信仰问题，是个思想问题，而现代法律不能对思想定罪，只能是对某种行为定罪。要想“治得了”法轮功，首先还得解决这一尴尬。
在江泽民的授意下，1999年10月30日九届人大推出了一个所谓惩治“邪教”的决定。令国际社会好笑的是，江泽民居然迫不及待地命令法院依据这个10月30日通过的“法律”对早在7月份就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判刑。现代法律有两个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不溯及既往。通俗地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就不能被判有罪。另外新的法律不能对颁布之前实施的行为定罪。但是江泽民却用10月份制定的“法律”去给7月份以前法轮功学员的行为定罪。据说过去有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他的诀窍是先射出一箭，然后以中箭处为圆心画靶子的圆圈。中共正是依靠这种手段保持着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
但必须指出的是，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法律也没有取缔法轮功。虽然江泽民指示公安部在1999年7月发布过“六禁止”通告（禁止法轮功学员炼功、上访等），但公安部不是立法机关，因此“六禁止”并无法律效力。10月份人大颁布的“反邪教法”也不可能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因为法律在制定时只能说某种行为是犯罪，而不能说张三犯了罪。张三是否犯罪，取决于法院在审判时是否认定张三违反了某一条法律。所以，凡是“法轮功就是邪教”的说法，完全出自江泽民或人民日报，二者都无立法权，根本无法作为法庭判案的依据。
罗干在江泽民的授意下，指示北京市中级法院于1999年12月26日开庭“审判”了原法轮功研究会成员李昌、王治文、纪烈武和姚洁，对他们处以最高达18年的徒刑。判刑所援引的正是这些无效的“法律”。更狡猾的是，罗干特意选在了圣诞节过后的第二天，西方记者回国度假而不在北京的日子，以躲过国际社会的关注。当时，依照法庭公布的程序前往申请旁听的300多名法轮功学员则全部被抓走拘留、甚至劳教。
9. WTO谈判
江泽民现在迫切需要找一个机会和西方社会改善关系，也需要安抚国内因镇压而引起的民间怨气，于是他又想到了WTO。
江泽民在美国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前召开政治局会议。江泽民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丢掉幻想，认为我们强硬一点，美国就会让步。克林顿倒是不在乎和我们签协议，但是美国国会不答应。1997年和今年4月份镕基同志访美的时候都因为美国国会从中作梗而没有签下来WTO，这次我们要继续努力，必要的让步是不可避免的。”
江泽民一直把加入WTO视为他个人树碑立传的好机会，因此在朱镕基与美国代表团谈判之际，一直都是他在幕后操作，所有的让步最后都是江泽民亲自拍板定下的。由于急于加入世贸，江泽民决定的让步要比朱镕基四月份美国之行的让步大得多。10月15日，当双方终于签订协议的时候，朱镕基已经吸取了“功高震主”的教训，没有出席协议签字仪式以及当晚在中南海举行的庆祝酒会。《新闻周刊》评论说，一纸世贸协议使朱镕基成了“隐形人”。
倒是江泽民喜气洋洋地出席酒会并接见美国谈判代表。他喜笑颜开地说：“人逢喜事精神爽”。
江泽民并没有爽得太久。当时部署对法轮功的镇压是江泽民每天的主要工作，但是无论江如何努力，又是派出驻外使节游说，又是给各国元首亲自递上诬蔑法轮功的小册子，国际社会却并不买账。1999年11月18日晚，美国众议院全体议员通过了要求中国政府停止镇压法轮功的218号决议案；第二天下午，美国参议院也通过了内容相似的217号决议案。
决议指出，法轮功是一种主张和平、摒弃暴力的个人信仰，而中共对法轮功的取缔不但违犯了中国的宪法，也违反了《国际公民政治权利条约》和《国际人权公约》；同时，数以千计的法轮功修炼者因为坚持信仰和向国际社会求助而被拘禁并在关押期间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和惨无人道的折磨。有鉴于此，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并要求美国政府竭尽全力，通过各种官方和民间渠道，包括联合国人权组织，向中共发出强烈呼吁，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停止一切对他们的非人道待遇和迫害行动，并按照中国宪法恢复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