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8月08日讯】在上海大东门里还有一条以“坊”为路名的街道——大夫坊，这个以坊为名的路在上海是独此一家，它的原名“中大夫坊”，沿用有五百多年了。坊的意思是牌坊，原来在五百多年前这里有一个顾氏老宅，牌坊是顾氏的。就是这个老宅里出了三个大官，那么这牌坊是为谁而建的呢？
今日的上海大夫坊
五百多年前，明天顺三年(1459年)在这个顾家老宅出了一位进士叫顾英，字孟育，号草堂，先后历任广西同知、延安同知，最后总算做到了广南太守，在职期间，政绩很好。这牌坊是不是为他造的呢?不太可能，因为他的最后级别还达不到中大夫，所以只能暂时放一下，来看第二位。
第二位叫顾定芳，字世安，是顾英的孙子。此人是一个医生，在嘉靖年间曾被征为御医，参建北京圣济殿。顾定芳不但医术高超，而且深知做人的道理；有一次皇帝问他，作为医生应该如何用药，他回答“用药如用人”，皇帝听了很高兴，就再问他如何养生，他的回答更巧妙；“清心寡欲”，龙心大悦，就给他做了官。
顾定芳做了多大的官我没有查到，但是肯定到不了中大夫，倒过来他在上海县做了一件轰动的大事，被人传为美谈；当时上海县的知县是莆田人叫郑洛书，此人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当他客死在上海任上时，家族连扶灵回乡的钱也没有。顾定芳出资并亲自送郑洛书的灵柩回莆田，为其下葬，顾定芳还出资购田给郑洛书子女，为解决其今后的生计。多好的好人，真是不多见，写他一笔我很开心，但是这牌坊可惜也肯定不是他的，只能一样暂时放一下，来看第三位。
顾定芳有一个儿子叫顾从礼，字汝有。人常说；“上代积德，下代有福”，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内在关系，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好的家教、有好的榜样，出来的孩子好的多，顾从礼就是一个。
顾从礼被嘉靖皇帝看中，命他参加制定宫廷礼仪制度，选编善书目录等工作，后又受太仆寺丞、光禄寺少卿，加四品衔，此人已经达到中大夫了。
顾从礼也为上海县做了好事而流传于世；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入侵上海后，小南门被毁，顾从礼出资“四千石”修复，这是有记载的。
那么中大夫坊应该是为顾从礼建的，但是《同治上海县志》记录大夫坊是顾英建的，这样问题就来了；顾英不是中大夫，哪来的中大夫坊？因为没有照片为证，也没有资料佐证，就成为一个悬案，谁也解不了。
我放开去想象，《同治上海县志》应该不会错，尽管它也会出问题，因为县志编写是代表一些人利益的。但是，如果它也不能相信，那么就没有可以相信的底线了，所以，顾英建了一个牌坊也很正常。但是后代的官越做越大，到曾孙时做到了中大夫，人们就着大的叫，成为了中大夫坊。就像现代人做了科长，大家叫他科长，当他升为处长时，就叫他处长，也不敢再叫他科长了一样道理。
大夫坊的故事给我很大的启示；首先，现有的大夫坊按趋势来看也不会太长，这是无可奈何的，记录一下没有什么坏处，他们的故事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了，讲一讲更有好处。其次，如果当时记录更详细一点，就不会成为悬案，因为这些都是历史的积淀，是上海人的骄傲，不能让它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