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8月09日讯】一九二○年初，蒋介石回到奉化，亲访顾清廉，央托他协助教导经国。顾清廉是一位具有现代观念的儒者，受托前往溪口，花时间了解经国的潜质，替他订下研修课表，也可能一度亲自为经国授课。蒋介石在同年二月九日给经国第一封信，提到顾老师向他报告“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蒋介石自称，“闻之略慰”。他又安排奉化县另一位儒师王欧声，教经国诵读古籍和四书。
虽然延聘硕儒教课，蒋介石还是觉得经国不应该像他一样躲在溪口，直到十多岁才出来见世面。经国九、十岁之际，蒋介石就把他送到自己曾经念过书的奉化县凤麓学堂上学。蒋介石在一九二○年二月、三月，分别在日记中记下，他亲自批阅经国的“功课表”。四月间，蒋介石写信训示儿子：“当听祖母及汝母之命，说话走路皆要稳重。”第二封信又指示经国：“不可轻佻，须要着重”。十一月间，蒋介石曾经回到溪口，与毛夫人讨论到经国的教育，他在日记中记下，毛福梅的观念对儿子有害无益。毛夫人曾经未取得丈夫同意，就把经国带回溪口老家。这件事令蒋介石大为不快，以致决心翌年把儿子送到上海念书。
蒋介石后来，有一段时间住在溪口家中，每天都抽出时间和经国相处。父子俩有时利用傍晚时分坐上竹筏，沿着安静的剡溪泛游，欣赏鹭鸶抓鱼，聆听夏蝉争鸣。
十二岁的经国，进入上海万竹小学四年级念书，少年时期的蒋经国，蓄短发，方脸像母亲，额头高像父亲。当着父亲面前，他拘谨有礼，相当紧张。蒋介石要求儿子每星期天要写一封“两三百字”的信给他，报告课业进修心得，儿子疏于写信，必遭斥责。他建议儿子把他的去函保存下来，有暇就取出来反复温习。
然而，他自己本人经常没空写信，就指示儿子要读些什么书。他继续强调《四书》的重要性，尤其要求儿子要细读《孟子》、《论语》、《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文集。孙逸仙的《三民主义》也列在书单之上，但是似乎没有古书来得重要。蒋介石有时候也把自己批注、读过的书寄给儿子。他建议儿子这些古书要“读百遍以上”。蒋介石也相当注意经国的书法，曾经规劝儿子。“你的书法尚无进步，每隔一天至少应该临摹一两百字。”显然他也承认自己书法不够俊拔，希望儿子能写得一手好字。同时，他也一再强调要学好英文。他说：“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
蒋经国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军校毕业
1925年10月底，蒋经国和友人登上泊碇在上海江湾的一艘苏联货轮。他住的舱位原先是做运载牛只之用。船还没开动，他已经反胃欲吐，起了放弃成行的念头。但是，看到同行友人强自撑着，经国晓得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儿子”，可不能半途而废。不久货轮开动，沿着拥挤的黄浦江下行，经过西岸栉次鳞比的欧式建筑物，臭气冲天的苏州河，以及绵延数英里的肮脏工厂和船坞。不到一小时，船已开进混浊的长江口，最后开进了碧蓝大海——东海。蒋经国此去12年之久，不曾再践履中国国土。
11月底，这群士气昂扬的中国学生在寒风凛冽下抵达莫斯科中央车站。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Karl Radek）亲率学校干部到车站迎接，大伙儿上了巴士来到瓦和纳街（Volkhona Street）十六号的中山大学。学校设于一座不起眼的四层楼楼房，房间约一百间，大楼前一排树的树叶早早落光。不远之处，就是已经结冰的莫斯科河。经国等中国学生通过大门，可以看到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圆顶。往后的岁月里，中山大学学生晨间就在教堂前的大广场运动健身，闲暇时就在它漂亮的花园里散步，讨论政治。
校方为学生们取俄国名字，蒋经国此后就是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札洛夫（Niko1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陈绍禹则是古路比夫（Golubev）同志。几天之后，学生们参加中山大学正式开学典礼。礼堂悬挂列宁与孙中山肖像，和中国国民党党旗、苏联国旗。开学典礼由托洛斯基主持。他在赞扬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中国革命之后，话锋一转：“从现在起，任何俄罗斯人，不论他是同志还是公民，若是蔑视中国学生，就不配是俄国共产党员或是苏维埃公民。”
中山大学依照俄文字母简称“孙诺夫卡”（Sunovka)，学生依党籍、年龄和教育程度，分成11班，每班三四十人。第一优先的课程是俄国语文和讨论共产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入门课程。它还教授一些技能，如何渗透到政府机关和军队组织，如何制造“农民运动”和“劳工运动”。夜里，学生往往被带到剧院观赏叙述“英、美帝国主义者如何侵凌、欺侮中国人的戏剧”。每个学生都要写日记，记下自己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包括自我批判和批判其他学生，并且在会议中公开朗读日记内容。
若是比起俄国当时经济残破，物资困窘，中山大学学生的生活条件相当不错。早餐有蛋、面包、奶油、牛奶、香肠、红茶，偶尔还提供鱼子酱。学生吃腻了俄国口味，校方还雇一名中国厨子做饭，让学生可以选择吃俄国菜或中国菜。
每次蒋经国到电影院，都可以看到新闻影片播出他父亲和国民革命军游行的镜头。《真理报》、《消息报》（译按：《真理报》是苏联共产党喉舌，《消息报》是苏联政府机关报。）和莫斯科广播电台经常赞扬蒋介石和国民党。经国颇以父亲为荣。中山大学每个中国学生都晓得年纪最小的经国，就是大名鼎鼎的蒋总司令的儿子。蒋经国很快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十二月间又申请加入俄共青年团。他写了一篇文章《革命必先革心》，被中山大学贴上布告栏《红墙》，校方十分欣赏这篇文章，拔擢这位年仅十五岁的作者作为《红墙》的编辑。
蒋经国1930年5月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每一科都是“优等”，自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毕业。他的个人资料档案上，记载他“非常聪明……全校最优秀的学生”。毕业之后，蒋经国再度申请准予回国，不过他的第二志愿是申请准予加入红军担任军官。事实上，他申请留在苏联，颇有在军中求发展的期望。斯大林本人可能认为蒋经国不应出任苏联红军军官，因为这将有损他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声誉，有碍他在未来的用处，因此未准许他如愿从军。
蒋经国在军校念书，使他体魄强健。可是，1930年回到莫斯科时却生了一场大病。这是他在留俄期间，几度重病的一次。这些病毫无疑问与他的糖尿病有关联，又因他大量喝伏特加酒而更加恶化。蒋经国酒量好，还教俄国朋友划拳助兴。
10月间，蒋经国病愈，奉派到莫斯科一个重要工业设施——迪纳摩电厂（Dynamo Electrical P1ant）当见习生。起先，他要担任机械工具操作员，每天8小时以上繁重的体力劳动，月薪只有45卢布。共产国际要他“亲身体验无产阶级的生活”。他每天清晨7时起床，夜里还要到列宁国际学院研修工程科学至深夜11时。农村动荡引起食物短缺的现象，此时已蔓延到城里，经国有时候早上没有饭吃，就得上工，然而他善于发挥课堂所学，在电厂里提议做了若干技术改革。5个月之内，薪水加倍。加薪，反映出斯大林突然改变主意，谴责“齐头式的平等”，在工厂内导入论件计酬制，鼓励技术官僚的精英制。依照蒋经国的自述，他全身心投入工作，除了在工厂工作，上学研修之外，他每星期还抽出7个小时，在工厂讲授军事学。
大约在这段时期，蒋经国在列宁国际学院一次会议中批评王明，导致共产国际要他离开莫斯科，到西伯利亚阿尔泰（Altai）一个矿场工作。经国以身体健康为由，向苏联共产党中央申诉，得以取消此一派令。1930年夏天，王明和一批亲斯大林的中山大学毕业生，秘密潜回上海。这批学生号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构成中共党内所谓的斯大林“回国学生派”，此后数年与毛泽东争夺对中国共产党的掌控权。同一时期，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一处教堂，依基督教仪式再办一次婚礼，并宣誓今后一生谨守基督徒原则。婚礼之后，蒋介石针对江西省共匪，发动第一次围剿作战。
1931年，斯大林研判此时仍不宜放蒋经国回中国。他把经国派到莫斯科郊外柯洛温斯基（Korovinsky，今名雷雅札Ryaza区）地区朱可瓦（Zhukova）村的一处集体农场。第一天夜里，蒋经国睡在教堂的仓库。第二天上午当他去吃早餐时，几个农民嘲笑他：“瞧，来了一个只晓得吃面包、却不会犁田的人。”蒋经国立刻认真学犁田。第一天就一路埋首工作到日落，吃了饭，已瘫倒在床上。农民对他印象大好，10天之后就推选经国“代表他们与镇上的组织交涉谈判贷款、交税和购买农具事宜”，再也不要求他从事体力劳动。事实上，几个月之内，他就成为这个集体农场的主席。可是，1932年10月，他突然又被调职。苏联方面在他的个人卷宗档案里，对他在朱可瓦村经验的评语是：“堪为领导之才，甚至足资在地区党部供职。”
王明现在回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而共产国际正是掌控蒋经国在俄国生活、学习的机关。王明很不高兴地发现小蒋也在俄京，而且与中国其他流亡人士常相往来。据传，王明又向共产国际建议，最好派蒋经国到金矿场服务——远离莫斯科“数千英里之遥的西伯利亚某地”。虽然中共每次整小蒋，俄国官员往往站在经国这一边，他们却关心莫斯科市内“相当多数”中国流亡人士，与经国同一边，抗拒王明；他们希望能冲淡莫斯科市内中国人彼此之间的派系对立。据蒋经国自己的说法，苏共领导告诉他：“我们希望你留在莫斯科继续学习，可是由于你和中国共产党代表不合，你最好还是离开。”10月间，蒋经国跋涉到斯维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这个工业城市，展开新工作。
他刚到达乌拉尔山区，立刻又病倒，住院长达25天——这是3年来第三次生重病。1933年1月病愈，就被送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虽然经国没有明说去的地方是古拉格集中营，只描述这段经验是“流亡西伯利亚”。他与“教授、学生、贵族、工程师、富农和强盗们，并肩工作”，这些人都“有一段想象不到的不幸际遇，成为流放人士”。9个月后，奖赏他“工作记录良好”，经国奉准回到斯维德洛夫斯克。
目前找得到的俄国材料，包括蒋经国本人1934年正式的自传声明在内，都没有提到他在西伯利亚这段经历。俄国学者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说不定是他刚到斯维德洛夫斯克立刻病倒，当局送他到阿尔泰地区不是惩处他，而是替他的健康着想——让他远离斯维德洛夫斯克可怕的污染环境，俾能养病。
回到斯维德洛夫斯克，乌拉尔地区党委会派他到苏联宣传机构号称“工厂中的工厂”的大型机械厂“乌拉尔马许”（Uralmash）工作。他先在一个雇用“数千个工人”的机械间担任副主管。起先，有些工人非常不满意上级派他来做副主管。蒋经国报到上班的第一天，有位女职工玛丽亚·施曼友诺芙娜·安尼克耶娃（Maria Semyonovna Anikeyeva）回家后就向丈夫抱怨，为什么厂里不找个俄国人当副主管。不过，她也不能不承认：“这个中国人……很聪明。”玛丽亚和她丈夫费耶多（Fyodor）后来成为经国好朋友。她说：“他脸上永远带着笑容，一副要坦诚相交的模样。我们从来没看到他露出不高兴的面容。”
蒋经国到乌拉尔马许工作的同一年，本地一所技术学校派了几位年轻的女毕业生到厂里工作，其中有位17岁的金发女郎芳娜·伊芭奇娃·瓦哈李娃（Faina Epatcheva Vahaleva），是个孤儿，与姐姐同住，相依为命。照玛丽亚的形容，芳娜是个“漂亮的平常女孩”，当她绽开笑容，以“她那日本式的双眸”看着你，你一定大为动心。她身材瘦长，娴静寡言，不摆架子，个头和经国大约一般高。蒋经国很快就喜欢上她，而芳娜也爱上这位中国青年。
蒋介石在百忙中写信给经国指示他读书做学问
蒋介石继续在百忙中写信给经国，指示他读书、做学问。1943年8月，他曾提示儿子，读书学习“欲速则不达”。他建议经国，学习算术和英文“每周均不宜超过6小时”。除了要经国研读中国古籍、总理遗训之外，他还鼓励儿子多读《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1956年经国在介绍父亲行谊时，强调基督教信仰在父亲一生中起极大作用。显然父亲的宣教工作收到成效。蒋经国1939年抵达赣州后不久，就开始读起《圣经》。1943年复活节，经国一家人在重庆由毕范宇牧师施洗，正式成为基督徒。
蒋经国受洗成为美以美教派信徒（Methodist），就跟他尊奉孔、孟圣贤之道一样，是出于父亲的意旨。他和父亲一样，对誓言遵奉不渝，此后一生，经常带着两本书——一是日记本，一是《圣经》。在父亲推荐下，经国也读《荒漠甘泉》。这是一本每日一题、阐述基督精神的文集。蒋介石每天读后，就在空白处记下自己的灵思心得，他建议经国一样读完做眉批。《荒漠甘泉》的主旨大致是面对失败、灾祸或悲剧要如何坚毅忍耐、信念不渝。蒋介石每日批注的那本《荒漠甘泉》，现在陪着他的遗体放在慈湖的棺木中，等候有朝一日落叶归根，归葬故土。不知是出于孝心，还是真心喜欢，《荒漠甘泉》也成为蒋经国喜爱的读物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军官员可以看到蒋经国在战地翻读一本已经快翻烂了的《圣经》。陪他一起出差的副官，夜里到他房里听取最后指示时，经常看到床头或桌上有一本《圣经》。蒋经国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每读完一遍，他在第一页就做个记号，在他逝世时，总共有十七个记号。
但是，据蒋家在台湾的家庭牧师周联华说，经国在宗教信仰及其他问题上，都不坚持教条，不会有封闭心态。他只是“追求者”（seeker）。他自己研读《圣经》，不跟周联华或其他传教士讨论宗教问题，也仅只偶然参加做礼拜。他可以到美以美会以外的基督教会做礼拜，也可以到佛寺上香，譬如雪窦寺就是他年幼时常去的地方。
蒋经国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不能成为动员中国青年的大力量，颇有挫折感。他认为，跟他主持赣南专区一样，三青团要成功，就得靠一批廉洁、坚贞的青年干部。
（本文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