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明
【看中国2013年08月29日讯】费明：文革亲历者，现为知名编剧，代表作有：《家有儿女》、《离婚了，就别来找我》等。
记者：您为什么会想到发微博向老师道歉？
费明：我的老师当年是27岁，47年过去了以后，她应该是74岁，如果再不道歉的话，就没有机会了。
47年来，对于文革这样一个十年浩劫，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国家，没有出面向人民解释什么，只是党内有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好像这个文件出来以后我们就不要再提了。我和我的同行写了很多关于文革的影视作品，最后都没有得以上映播出，甚至直接告诉有些作者和导演，涉及文革的时候，要尽可能一笔带过，不能出现什么样的镜头，不能再现文革什么样的场面。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让他的人民忘却这段历史，有意识地，有步骤地，甚至有组织地使人们遗忘。遗忘这件事很简单，要想不遗忘，比如对希特勒的罪行，那就是用大量的艺术作品来反映，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只要是反映二战，或者反映希特勒的罪行的电影，比一般的题材要容易获奥斯卡奖。
有意识让人们遗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很多反映文革的书，要从香港偷偷带进来，然后还被海关扣留。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就是要让人民忘掉这段历史，这场悲剧。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忘掉以后有什么效果？他们当时有句口号，就是文革是党的一块疮疤，既然疮疤已经愈合，就不要再揭开了。但是非常遗憾地告诉你，这个疮疤没有愈合，而且是流脓了，越来越恶化。
所以我觉得文革还需要更深层的思考，就不在这说了，我就说为什么给老师道歉。很多人讲，毛泽东当时利用了底层人民对领导的不满，最早要打倒的是反社会主义的当权派，当权派就是有权力的人。他最早进入的地方是学校，是从北大开始。我当时所在的是一个中小学联合的学校，叫北京育才学校，这个学校小学五年，中学五年，教我们的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
亲手给老师贴大字报：老师绝望又怜悯地看我们
费明：47年前那个上午，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正在考试，从小学考到中学，也就是说，我们五年小学念完了，该转入北京八中去上六年级，就是中学阶段应该去北京八中。那天正好考的是作文，作文题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被我们老师写在黑板上。作文写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学校的大喇叭响了，播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念着念着，同学们就开始欢闹起来，开始不考试了，冲出教室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文也不写了，改写大字报。我们班同学纷纷找来纸和笔墨，就开始写，攻击谁？反对谁？只有反对班主任贺老师。贺老师教我们语文，当时27岁，刚生完一个孩子。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她涌去，七个教室外的墙上不算，我们还贴到一个已经不喷水的喷水池里面。喷水池的中间有一个圆坨，我们把大字报贴在那上面，这都是我亲手干的，那时候独出心裁。我们贴大字报的时候，我看到贺老师用一种非常绝望的眼神看着我们，同时有一种怜悯的感觉，就像说，你们还是孩子，我从心里面原谅你们，你们这么做我理解，她没有和我们建立起仇恨，后来我们还有一些接触，文革开始以后，学校停课闹革命，就不再接触了。
一夜之间，毛主席一个指示，党中央一个通知，这个国家就开始乱了。长期被压抑的学生开始给老师贴大字报，最严重的是8月份，就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把他们的校长卞仲耘给打死了。
过了半个世纪都没有道歉意识的人 人格不完整
费明：后来我们上了二十七中，就和贺老师失去了联系。30年之后，国家改革开放，我们和贺老师又见了两次面，贺老师当然已经白发苍苍，我们那时候也没有给贺老师道歉的意识，直到现在50多岁，看到文革越来越被人们忘记的时候，才觉得，我们国家不向他的人民道歉，但是我们具体的人，要向一个个体的人道歉，因为这是作为一个人所应该具备的格局。如果你对另一个人进行了莫须有的栽赃、迫害，或者给他心灵造成了苦难，你应当在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表达出你的歉意，并且忏悔，得到他的原谅，这才是一个人。如果过了半个世纪都没有向老师道歉的这个意识，那太悲哀了。作为一个人，你有再大的成就，有再多的钱、房、车，人格上都是不完整的。你不懂得修正自己、告慰他人的道理，所以我这样做了。
这件事给贺老师带来多大的痛苦，我不清楚，但我这声道歉给文革中多少冤死、屈死或者还活着的人却是一个信号--有人开始忏悔。忏悔作为人来说是多么重要，而且我也相信贺老师会原谅我。在我的微博发出以后，后来又有打死人的人出来道歉，还有把自己母亲亲手送上断头台的人道歉。
我们是个没有信仰的国家，能有人为自己做错的事情，为受冤屈的人道歉，这已经是很难能可贵的事情了。如果当时有信仰，你绝不会这么做，因为真主会责备你，上帝、耶稣会责备你，圣母玛丽亚会责备你。人是平等的，你不可以这样侮辱或者对待一个平等的人。文革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家信仰毛主席。文革的发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中国人像教徒一样对他的崇拜和愚忠，所以我说现在别人发动不起来。
记者：您在大字报上写了什么内容？
费明：那忘了，肯定是有谩骂、有埋怨、有莫须有的罪名，模仿着一切大字报来写。因为我去北大看过大字报，知道大字报是什么样。用最犀利的语言来批判你最想批判的人，就这么简单。
亲见一女孩因长得好看被打死
记者：您当时是个12岁的小学生，听完学校广播的通知，您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
费明：就是不用上课了。中国要掀起一场文化上的革命，肯定涉及到教育，对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上课。我本来数学也不好，数学老师对我非常地不看好，突然宣布停课闹革命，我当然是欢迎的。停课闹革命什么概念？从今以后就不用上学了，这个国家就开始乱了。
记者：您就读的育才学校或者27中有没有建立红卫兵组织？
费明：27中有，育才学校也有红卫兵，后来大串联，我自己也成立一个红卫兵，但是没什么兵，只是为了串联。我们是寄宿制学校，文革开始以后就停课了，学生回家了但被子褥子一些东西还放在学校，很多人可以随便溜门撬锁，拿各种东西。
我们就找学校开了一张刻章的介绍信，再找一个刻字社，就成立了红卫兵。弄个红卫兵袖章、红卫兵证，我们拿着这个去领乘车证，就可以到全国各地去免费大串联。所以你想想国家当时已经乱成什么样，毛主席八次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全国的人免费坐火车来见毛主席。
记者：1966年北京有个“红八月”，您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见闻？
费明：我见过打人、抄家。当时我住在一个宿舍楼里，楼里边成分不好的人，有出身地主、资本家的，都在被抄家。楼下一个原来的小操场，全部都摆满了箱子柜子。红卫兵把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搬到了小操场，有的还真搜出黄金、珍珠。抄家的时候很多人都被剃成阴阳头，岁数大的一些地主站在操场，红卫兵一边翻箱子，一边抽打他们。这些人非常驯服、悲哀地站在那。操场上布满了箱子、柜子和被子、褥子、毛毯、衣服，那些坏分子站在自己家被打开盖的箱子前，等待着红卫兵翻找任何罪证，等待着处理，后来这些人都被送到乡下去。那个场面是我一生中不能忘却的。
然后就是在街头看到人被打死。当时这种仇恨不仅仅是一个单位的人对他的领导，是把全部的人性恶释放出来了。有一个女孩因为长得好看被打死了，就是这样仇恨一切美好的东西。那个女孩走在大街上，由于她的穿着打扮有点资产阶级倾向，有人说，站住，你是哪的。说着说着就动手，活活给打死了。
在中国一夜之间分出了两种人，一种叫坏人，黑五类，一种叫好人。黑五类就被好人：造反派、红卫兵抄家、殴打，这个很可怕。大兴县就是为了向毛主席献忠心，在一个村里，凡是地主后崽子全部被弄死。向毛主席汇报，我们村干净了，全是三代贫农，这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料到的。
歌颂文革的人没有我的勇气：承认这一生无价值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
费明：我给老师写大字报，这是我的具体行为，它来自于文革的狂热和对毛泽东的崇拜。后来我们被送到北大荒，变相劳改九年，我的人生命运发生改变。毛泽东关闭了大学，停课了，大学不招生了，这在哪个国家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抗战还有个流亡大学西南联大，毛泽东为什么这么狠呢？而且没有迁徙的自由，我们必须全部到乡下去，他限制人的行动，这很恐惧。我想回家，可以，两年一次探家假，15天，不能超假。有一个青年因为探家超了几天假，就被批斗，逼疯了。
当时是从每个人内心出发的自我忏悔，人们会自动揭发你。当时经常在开会，批灵魂一闪念。我们连队批过一个摸手犯泥瓦匠，他摸一个女拖拉机司机的手。然后全连批斗，差点给批死。当时我就站出来说，我说摸一下手怎么了，人都有这种愿望，再者说，你为什么不抽回你的手？所以我是从狂热到冷静，到身受其害。
记者：现在也有一些怀念、歌颂文革的人，您怎么看？
费明：因为只有歌颂文革、歌颂毛泽东、承认毛泽东，他就还能说服自己、承认自己的一生是有价值的，否则他就是无价值的。他没有我这种勇气，说我白活了，我的一生就是无价值的，就是廉价的、卑微的、被人欺辱的、被人剥削的，我就这样过了一生。我现在有勇气这么说，但那些人不，说青春无悔，我们对国家毕竟是有贡献的，我不。当然改革开放以后，我逐渐地看到自己其他方面的价值，也得到社会承认。我学会了写作，我一定要用这支笔来反映文革，把我那些无价值的经历变成有价值的作品。
我的父辈在建国后的运动中也是受害者，我母亲57年被打成右派，那时候才24岁，她的一生也被毁掉了，所以我这两代人都被毁掉了。我当然要比别人更加痛彻地反思这个问题。
记者：您能不能详细说说您父母的经历？
费明：我母亲因为在24岁的时候写了一篇小说，被她的党委书记看到，就追查这本小说，说这个人思想很消极。被打成右派以后就一直背着帽子，到北京郊区周口店一个农场劳动改造。而且也被他们说服，跟我父亲离了婚。他们问我父亲，你是要党，还是要右派的妻子？我父亲说，我要党。实际上就是要他的职位，和我母亲离婚了。我母亲带着两个弟弟，我父亲带着我就离开了。我亲眼所见，我母亲含着眼泪求他，看在三个孩子的面子上别离了，我父亲说，不行。
记者：作为儿女，您怎么看待父亲？
费明：我很小，才6岁，我们只能知道这么回事：我母亲不是因为夫妻吵架、感情不好而离婚，是我母亲在政治上犯的错误被打成右派而离婚，当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劝我爸和我妈离婚的人还活着，他们有罪过，组织上没有逼着离婚，他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给拆散了。这些具体办事的人为了报功：他不但被打成右派，而且婚都离了。
艾青的妻子跟着自己的丈夫远走北大荒，不就是一个年轻美貌女子和自己所爱的人去北大荒了吗？新凤霞和吴祖光不也去了北大荒，没人逼他们离婚。这是个人问题，但是有些单位为了好上加好，觉得破坏这样一桩右派分子的婚姻是多么的荣耀。有些人为了自己的仕途，就受不住这样的考验。
记者：您如果想去看妈妈，父亲让吗？
费明：只能是背着父亲，还有就是妈妈偷偷去看我。我小学是住校，比如某天晚上我妈妈帮我跟老师请个假，把我接到她家去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再给我送回来上课。这一晚上多么短暂，无非就是到她那吃一顿晚饭，住了一宿。
记者：您长大以后有没有责怪过自己的父亲？是觉得自己爸爸太无情，还是觉得他也没办法？
费明：也能理解，他又找了新的老婆，又成立新的家庭，而且生了新的孩子。那边也成立新的家庭，我妈在劳改的时候又找了一个被打成右派的男子作她的丈夫，再加上我15岁被送到北大荒插队。
记者：去北大荒，当时自己愿意去吗？
费明：你没有个性和个人的意愿。全社会让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你不做就是一个很丢脸的人，就批斗你。全社会是这样的氛围，你要不去，给你家长办学习班，可是不去，你又去哪，没有任何别的出路接收你。
那天我在电视上看见采访一个老画家，问当时你怎么不跑？你跑？打死你，当时就给你一枪！中国是个在当时无法逃亡到任何地方去的状态。唯一一个跑的，叫马思聪，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他是通过他的海外关系，在香港接应。成功逃跑的就这么一位，叛国投敌。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跑？就是已经忍受不了。他不在锄草吗？说你是黑帮反动，你把草吃了，按着他让他在地上吃草。然后他决定冒死也要离开中国，他还有海外关系，别人哪有这条件。
计划经济，就是你们这一届必须去下乡，有四个地方可以选择：黑龙江、内蒙、云南、山西。就这么几个地方，自己选，我当时问了，哪能吃饱？人家说黑龙江北大荒能吃饱。我说我去北大荒。果不其然，其他几个地方都涉及到一个能否吃饱的问题，我们不是，我们大白馒头随便吃。
记者：您在那边生活怎么样？
费明：白天干活，晚上睡觉，没有任何娱乐。
记者：家里有没有给您寄过书？
费明：书是有，世界名著都是在煤油灯底下看的。知青们带些书传一传、看一看，这是我们唯一的精神活动。
下乡之前：北京火车站一片哭声
记者：您的反思是不是读那些书的时候开始？
费明：那可能更早，下乡之前北京火车站一片哭声。和平时期制造了一个生离死别，如果来了战争，来了敌人可以，啥事也没有，为什么突然间毛泽东要让三千万人大迁徙？一个是城市就业难，一个是要改造，反修防修。为了贯彻上山下乡，后来工厂招不到工人。这就是极左，毛泽东一个意念：到农村去可以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干吗接受“再教育”，我们本身就没接受过教育，为什么要再教育？
记者：知青之间会不会组织一些什么活动？
费明：演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演一个角色。
这九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希望，看不到自己的梦想，我想当导演，学校关闭了。而且这个国家也看不到希望，国家将来往哪走，也没有希望。就像我们垄沟一样，一天一人六个垄，垄到头天就黑了。拿锄头和土地相伴，到太阳落山，你这一天就算活过来了。在一个人没有希望，在一个国家没有希望的时候，当时就是一种流放的心态，就是种劳改。像古拉格群岛那些人，就是被弄死的心态。我们一块去的，死了好几个人，永远埋葬在北大荒，我画遗像就画了好几张。
记者：那边有没有招工、参军的机会？
费明：微乎其微，一百个人里有一个。我们连两百知识青年有两个名额。我们俩正聊天，突然间有人通知，上北京外国语学院，就是我们这个同学，跟我半道上把锄头扔了。也运作不了，卖身都没地方卖，连里的名额太少了。好像招了一批教师，来到北大荒招老师，一个国家的首都缺老师，上农村找我们知青去，乱得一塌糊涂。
记者：十年以后，您通过什么方式回城？
费明：我病退，没有通过我的才智考大学，考不上，荒废那么多年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