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8月30日讯】今年82岁的资中筠来自北京。1996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后，就公共事务撰文多篇，2011年出版自选集五本：《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社会反响巨大。“她不阿世、不迎俗，以独立的人格，自立于天地之间。”《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对她如是评价。
在7月18日 的主题演讲“人性•文化•制度”中，这位国际问题与美国研究专家对中国当下的腐败及制度问题表达看法：在权力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官员必然腐败. 资中筠多次提到“启蒙”对今日中国的重要。她所认为的“启蒙”，是要恢复用自己的头脑按常识和逻辑来思考问题，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国人已经不同程度地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今日中国，最让她感到痛心疾首的问题是教育。“中国的所有问题中，教育问题最为严峻”，在资中筠看来，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
记者：今年作家出版社邀请100位作家抄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人批评知识分子犬儒化，也有人说该讲话对今时今日的中国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您怎样看？
资中筠：这个座谈会的讲话出来后，多少文人受到迫害，说艺术该为人民服务，这在什么时候都是适用的，但是文艺为政治服务， 为一个很狭隘的政治服务，其本身就是一种倒退。
那些接受抄写邀请的作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也有好多人收到那一千块钱和一封信后选择了拒绝，他们抄讲话，既不是威逼，也不能算利诱，因为这些作家也不会在乎这一千块钱，只能说他们各有各的想法。
记者：您一直对中国的教育问题很关注，也说过内地的教育是摧毁人的糟糕的教育，您认为在现有体制不改的情况下，中国的教育应该怎么走？
资中筠：我最担心的是教育，教育是百年树人，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这就像土豆要退化一样，因为你教育出来的学生，再过十年，他就是老师，然后他再接着用这一套方法去教育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下去的话，教育就是在不断摧毁人。家长们都喜欢说一句话，叫“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中国的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教育没有别的目的，就只是奔着升学去，而且现在的学校两极分化特别明显，如进不了所谓的重点，其他的那些学校就变成了放羊的学校。
为什么好多家长、好多学生都会选择香港的大学，就是因为现在香港的教育至少还比较正常。中国内地的大学被课题制摧毁了。这样完全破坏了教育最本质的东西，这个制度逼着你非要这样做不可。譬如教育部来评什么211、985工程，你要进不去，对学校的经费、地位影响太大了，所以大家用各种不正常的手段往里钻。你说怎么办呢，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放开思路，允许私人办学。如果在政策上能够放开的话，我觉得中国的教育要会好得多，也会打破目前的僵局。
记者：现在内地和香港的融合越来越紧密，您对香港在中国的角色有什么期许？
资中筠：香港的法治，特别是香港的廉政，一向是被大家所看好的，所以我觉得香港人的确该警惕，因为要保持廉政是非常困难的，要腐败是非常容易的，现在中国内 地正在出口腐败，不仅是香港，很多跨国公司都觉得很麻烦，因为美国是有《海外反腐败法》的，它要坚持《海外反腐败法》的话，在中国做生意就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他们每年都要研究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香港人自觉维护金融的法治和廉政，这是一个谁影响谁的问题，是用好的来影响坏的，还是被坏的所影响，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我希望香港能够把原来好的东西坚持下去。
记者：中国社会除了腐败问题，也有一个阶层固化的现象，“富二代”、“官二代”占据最好的资源，上升渠道的阻塞，会让很多人对未来丧失信心。
资 中筠：中国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是社会的不幸。
资中筠：要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
资中筠珍视“独立”二字，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她告诉笔者，“1991年我就坚决辞去所长的职务，因为在所长的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须说你不想说的话，或者是去贯彻你不赞成的指令。于是我下决心：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我要自由。”
对自由的追求越来越渗透进她的思想，而让这位睿智的老者现在忧虑的，也正是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缺乏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
访谈知识分子为何丧失了自信
问：上世纪50年代，无数知识分子被“改造”过来了，包括许多大知识分子。到底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或是出于功利的考虑？
答：从外部讲，当时那种压倒性的大气势没法抗拒；从历史讲，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位的追求就是国家富强，毛泽东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几乎打动了所有的人。大家认为，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共产党能够使得中国强大起来。在这种前提下，党说我们需要改造，我们就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因为广大劳动人民是那么苦，是他们养活了我们，让我们享受优越的生活，所以我们都有一种原罪感，而且越来越自卑，只能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毛泽东讲不要做“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如果不跟上潮流的话，将被历史所抛弃。知识分子特别在乎。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不断追赶潮流，试图经过改造进行自我救赎；每一次运动都觉得自己跟不上，认为一定是我错了，于是在自责中更追求积极的潮流……我自己当年是“无知青年”，一直追赶到“文化大革命”。
知识分子怎么就变成这样？在封建皇朝的时候，顶撞皇帝是要杀头的，甚至要灭族的，但是那时还有人敢于据理力争，面折廷争，为什么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完全犬儒化，丧失了人格，没有了这种骨气和气节呢？由自己的经历，我悟出一个道理来。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两千年皇朝时代，虽然是定思想于一尊，独尊儒家，但是，什么是符合孔孟之道的？谁来继承儒家之道？谁来解释儒家？这个权不在皇帝，而是在一些儒生身上，这就是道统。
问：这就是说，虽然皇帝有生杀予夺之权，但是儒生有道统的解释权和传承权？
答：皇权是法统，儒家之道是道统，二者是分开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各自独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诉皇帝，哪些事情做的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所以儒生自认为可以做“帝王师”，可以教帝王怎么做。如果据理力争，即使被帝王惩罚，但是在“士林”会得到认同、尊重，甚至得到拥戴，杀了头也能流芳百世。君和师没有“合二为一”，没有“唐太宗思想”或者“宋太祖理论”。“士林”会以“道统”判断是非。可是到了解放以后，导师和领袖“合二为一”了，所有的理论都要出自权力中枢，这样一来，就把判断是非的能力给收缴上去了，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自信。一个人如果不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话，怎么能够坚持呢？“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要坚守，至少得自信主义是真的。
自信完全丧失了，因为判断是非的权力没有了，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局面。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是从苏联来的，列宁就是导师，斯大林也是导师。就是说，政治领袖必然是思想导师，所以知识分子就没有自由思想了。没有自由思想，何谈独立精神？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思想国有化”，其实那时连审美标准也国有化了。
问：为什么知识分子愿意缴械，不要判断是非的标准？
答：就是前面所说的，一个是因为爱国，相信它能够把中国搞好；第二个是因为“世界潮流”，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代表未来，资本主义阵营代表没落，当然要站在“历史潮流”一边。另外，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一种“劣根性”。有一种对于君主的歌颂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的不一样，即使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摆脱不了寄希望于“明君”的思想，总希望有一个“明君”出现可以救中国。所以，思想改造运动之后，“颂圣文化”就大行其道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市场经济的兴起，一边是思想禁锢毫不放松，一边是有利可图的商业大潮，两下夹击，就造成“逼良为娼”的效果，良知和骨气都消解了。更加愿意粉饰太平，所谓歌颂盛世。另一个极端的表现是夸大外部的威胁，所谓“XX亡我之心不死”，二者殊途同归，就是矛头对外来掩盖内部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和真正的危机。
问：现在知识分子的正义感是大大的降低了吗？
答：当年那些知识分子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人们对正义的要求比较高，对国民党的腐败受不了，觉得社会非常黑暗。但是现在呢，大家都已经麻木了，正义感已经非常淡薄了，对过去不可容忍的事习以为常。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只要有点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说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着可能失去很多东西。一方面觉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没有信心。
所以，现在我感觉到沮丧和失望，我发现，最关心现实、最敏感的倒是80岁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来大家都过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这代人都有这个习惯，非得去关心社会正义、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远处多想一点，就忧心忡忡。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种共识和道义的力量。
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奇怪，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实际上是为专制主义服务。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国学也热起来，好像这样就爱国了。其实，现在“国学热”受到鼓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
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 要真正的以人为本，片面的国家主义以牺牲广大国民的实际福祉来满足某种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专政。
问：在这样的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
答: 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
现在毕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已经思想多元化了，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亮点连成一片？这就是启蒙。所以，现在是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时候了。
资中筠，女，1930出生。 湖南耒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1951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精通英、法文。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著名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 长期任毛泽东的翻译。著述多涉及中西文化历史的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主编并撰写第一卷《二十世的纪美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