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9月09日讯】这里记述的是一位退休老教授亲历的事，他说那些已经是遥远的往事，回想起来让人觉得荒唐、可笑，惟希望这些荒唐事不再重演。他不愿将自己的名字放在公开出版的文章中，于是就有了下面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的文字。
我是1957年考入那所大学的，由于那一年是处于所谓的1956～1958年之间那个“马鞍型”的低谷，高校录取的新生也由1956年的十五万人降为十万零七千。一年之间大学录取的名额如此剧烈下降，难免导致中学毕业生的怨言，我的两个同学还因这事说了几句怪话，后来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一个中学毕业生竟因为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可知反右派斗争是何等残酷了。
那年八月底我带着兴奋、昂扬的心情去学校报到，心里充满着阳光，心里想学校也应该是充满阳光的吧。学校位于“天府之国”的首府成都市，学校旁边是一条流淌着清清河水的小河，岸边高大的法国梧桐遮天蔽日。听学长们讲，原来小河边有学校配备的几条小船，每天下午课后同学可去那里荡桨河上，更有不少同学或在河边拉小提琴，吹口琴，悠扬的琴声随清澈的流水远去；或坐在河边的石凳上看书、聊天，一副天之骄子悠然自得的大学生活。但我们到了学校后，原来期盼的阳光景象没有出现，河边再也没了琴声，虽然河边的游船尚在，但很少有学子划船的倩影了。整个学校的气氛颇有些凝重，大概是反右斗争的余波尚未完全消散，学生们好像已经没有了那份闲情逸致。就在上课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可能是学校反右中所划右派数量没有达到上级规定的比例，以致给我们讲授《普通化学》课的一位老教授被补划为右派分子。总之，本来十分向往的青春生活就这样在郁闷中开始了。
二
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中共更加强了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控制，再也不容许有言论的自由表达。学校更是如此，从1958年的春天开始，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控制加强了，每个年级、每个班都要进行所谓的“向党交心”的活动，把自己内心的想法、思想活动讲出来，比如，有哪些想法不符合党的要求；也要把自己的社会关系不加隐瞒的统统讲出来。实际也就是把自己的所有隐私都向党做出交待。中共就是要做到不仅党员是党的驯服工具，而且要尽可能让大学生也变成党的工具，而学习将来服务社会的知识与技能倒在其次了。
1958年的春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于是，全国大张旗鼓地掀起了除“四害”运动。现在觉得搞这种运动非常可笑，可当时却是作为政治任务来要求的。我们这些在校大学生也被要求停课去完成除“四害”的任务。
记得第一次是在四月份，全校学生都下到农村去捉老鼠。走到农民家里，到处去翻箱倒柜，也把农民堆好的的柴草垛等扒开，弄得老鼠四处逃窜，可搞了整整一天却连一只老鼠也没有捉到。第二次是五月份了，学生们又被要求去捉麻雀，那就更荒唐了。同学们带着从学校食堂拿来的馒头，然后被派到农村，手里拿着一个小树枝，直愣愣地站在田野间，看到麻雀来了就挥舞手中的树枝，对着麻雀吼叫。那些可怜的麻雀无法停留，只能在空中惊恐地到处乱飞，最后实在飞不动了，就坠落到地上，我们就捡起来缴到学校去。这样一连搞了几天，反正我是一只麻雀也没有捉到。全国到处都是这样轰轰烈烈地在“除四害”，试问，古往今来有哪个朝代、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会搞出如此荒唐的事情来。我不是说大学生有多么高贵，不能从事这种极为简单的事，而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就这样荒唐，竟向全国人民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是亘古未有的！而搞了一段时间，据说专家考证麻雀是整个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主要以捕捉农作物害虫为食物，因而是益鸟，不应该被列入“四害”之中，于是又把麻雀换成了臭虫，继续除“四害”。就这样从1958年开展的除四害一直延续到如今，现在各地仍经常发布“除四害”的条例、规定等等，可见流毒之深。
三
从1958年的夏天开始，各种极度荒唐的事在中国一再上演，当然都会波及到大学校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就在1958年的夏天疯狂刮了起来。如果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只是个虚妄的口号的话，那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人民公社经过毛泽东的鼓吹、操纵建立起来后，可真把中国农民、进而把全国人民害惨了，1959～1961三年的人祸致使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毛泽东搞的人民公社可谓“居功至伟”，后来得知我小时候居住过的安徽老家的那个村庄70％的人在那两年饿死了。一直到今天中共都没有把这笔账彻底清算。
而我当时对“大跃进”的感触尤深，因为是亲身经历。1958年9月，我大学第二学年的生活的开始了。但我们到达学校时并没有开始上课，而做的第一件事竟是全系集中起来听党总支书记的动员报告，那内容是全校同学都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去大炼钢铁，为实现当年年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那上课就只好停止了。我所在的班级以及比我们高一年级的一个班要去川北的江油县去挖铁矿。对我们学生而言这是荒唐，而对整个国家而言则是更为荒唐。1958年8月中共中央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的“宏伟口号”，即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一个重要指标就是1958年的钢铁产量要在1956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即从1956年的535万吨提升到1958年的1070万吨。这个1070成了当时响彻全国的口号。而当时已经过去了三个季度，到9月份时钢产量只有三百多万吨，那就意味着必须在最后的三个月将钢产量推上去。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一个不懂经济学的疯子才可能提出的要求，但这个要求却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亦即那个疯子提出来的，这就不仅是荒唐，而是不顾经济规律的疯狂了。
就这样，开学没多久，我们全班同学即开赴江油县，住到离马角坝车站不远的一个山顶上去了。全班30个人住在原来农民的房子里，全班男同学以通铺的形式挤在一个屋子里，地下铺上稻草秸秆，晚上只要一个人翻身必有几个同学被吵醒。而三位女同学稍微受到了优待，把几块木板搭起来作为她们的床铺。
说是去开采铁矿石，其实就是去采挖沿着山沟裸露出来的一层铁矿石，其厚度大约相当于两层烧饼。那层铁矿石像一片庞大的赭色壁板斜插进山体中，我们当然不知道它所含铁元素的份量，而用专业人员的话来说，根本毫无开采价值。只不过我们是无偿劳动，国家无须付出任何工钱，我们还要自己垫上每天的伙食费。每天男同学就是在那里将矿层旁边的沙石挖去，再把铁矿石板打断取出来，由于无须钻到矿井下，倒也自在。每天大部分同学都去挖矿石，还有几个男同学要下山买米、买菜，女同学则成了被逼上锅台的厨师。说是厨师，其实就是煮米饭，由于经常买不到菜，每顿饭就只有泡菜作陪，有时甚至泡菜也没有，只能干吃米饭。由于劳动强度大，且没有菜，所以，同学们的饭量惊人，当时粗略估计了一下，每人每天是三斤米的饭量，好在那是还没有定量，饭还是可言吃饱的。但劳动成果却令人汗颜，一天挖不了几块矿石。不过，当时的革命豪情虽不高涨，但小资情调依然，干累了，就在那里唱苏联歌曲，什么《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纺织姑娘》等等。有一次全班同学还一起拿着、扛着工具，站在山沟口拍摄照片。记得改革开放后，有一次我还将几张照片寄给一个杂志社作为“老照片”给刊登了出来。这是后话了。当然，也有搞笑的事，记得有一次几个同学爬上山上的板栗树去偷摘板栗，交给女同学煮来吃。
我们在山上挖矿，而看到山下到处冒出黑烟，听说那是乡政府、人民公社组织群众在炼钢。而农民田地里的晚稻、红苕（即北方所称的红薯）根本无人收割，很多就烂在地里。后来知道全国大都是这种情况，全国人民都在大炼钢铁，而整个秋粮收割季节就这样被荒废了，再加之人民公社实行了大食堂制，吃饭不要钱，敞开肚子吃，平时一餐能吃半斤饭，现在可吃一斤。如此以来，一方面吃得多，另一方面粮食又没能从地里收上来，那后果可想而知了，其后的全国大饥荒就是必然的了，饿死人是不可避免的了，所谓饿殍遍地、尸横遍野。1960年代的大饥荒被我党说成是天灾加上苏联撤回援助造成的，这完全是转移视线的鬼把戏，是为了逃脱罪责而编的无耻说辞而已。
我们两个班的同学在山上呆了两个多月，也不知挖的矿石送到哪里去了，是否能够炼出钢来。等我们回到学校的时候，那种景象让我们吃惊，学校旁边那条小河原本清澈的河水变成了浑浊、带有刺鼻臭味的黑水，据说为了大炼钢铁而在上游建了几个焦化厂，乌黑的废水排入河道。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校园的变化，哪里还像什么大学，完全成了一个大工地，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不再上课了，整个学校都在为大炼钢铁而奔忙。学校的体育场上建造了几个“土高炉”。之所以叫做“土高炉”是因为它的样子实在太土，用砖头垒起一个类似农家煮饭的锅灶一样的东西，上面放一口大的铁锅，学生们就在那里轮番进行“炼钢”。其实，“炼钢”的说法根本不确切，用那些炼钢的同学的话说，那不是炼钢，而是“炒钢”！只见那些土高炉周围堆满了木材以及从各处捡来的铁器，比如，公共场所的铁质靠背椅、楼房通风口的铸铁件等等。把木材放入“土高炉”的炉膛里，燃起熊熊火焰，再把那些捡来的好好的铸铁件砸烂，而后放到“土高炉”的炒锅里去“炼钢”。这可能是人类发明炼钢以来最原始的炼钢方式了，但那“炼”出来的真的是钢吗？鬼才相信！但是，我相信我们学校所炼的“钢”以及全国各地学校、乡镇、城市街道居民所炼的“钢”肯定都进入了1957年全国钢产量的统计数据中。因此，党中央所要求的1957年钢产量翻番的宏伟目标肯定实现了。
那一个学期就这样在全国大炼钢铁的高潮中度过了，整个学期一节课也没有上。如果说前一个学期的抓老鼠、打麻雀还只是小闹的话，那这大炼钢铁可就是大闹了，闹得身心疲惫，学业荒废。
当然，那个年代的荒唐事太多了。就在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全国呼啦啦一下冒出成百个新的“大学”，而这些“大学”大都是农村人民公社办的，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另一个荒唐的是就是“放卫星”了，那一年全国各地都有亩产万斤的新闻报导出来，后来亩产的卫星飞得越来越高，竟然出现了亩产12万斤的天量卫星。而在我就读大学的四川农村也放了很多“卫星”，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四川郫县农村的一幅照片，即将收割的稻田里，官员带领参观的人们看高产稻田，而几个小孩子竟然坐在田里即将收割的稻穗上。既然稻穗那么密，那亩产肯定会很高了，但当时很少有人问一句：稻田密不透风，稻子还能生长么？
那个年代就是那么荒唐！而且那些荒唐作为所造成的后遗症至今仍在产生着影响，官场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商界的坑蒙拐骗、丧失良心，学术界的不务正业、以假乱真，教育界的见钱眼开、误人子弟，演艺界的低级下作、逼良为娼，等等。其实，中国政坛上的诸多世事不是更荒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