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9月17日讯】一个婴儿，呱呱坠地的那一刻，降生在乡村和降生在城镇，他们在中国，就注定了命运之迥异。
一切开始于1949年。
土地改革之后，农民曾经短暂地实现过均田地的梦想，旋即又被合作社消灭。而为这个类似“天朝田亩制度”的土地承诺，让他们交出的是自己人身自由和后代的自由。在中国土地上前所未有、移植于前苏联的户籍制度，将一个国度里的人，分为了天然的两种：农民和居民。
农民被固定于以公社、生产队为营地的集体农庄中，成为不能自由迁徙、不能自由择业的一个特定人群，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都将世代为农庄效力，耕种不属于自己的田地，按照劳力的付出和收成的好坏，领取聊以维生的口粮。就实际拥有的人身权利来说，并不优于俄罗斯庄园主隶下的农奴。——只是，他们属于中共。
1959年起，三年大饥荒中，大批的农民死去，并不是因为传说的自然灾害，亦不是因为真的没有粮食，而是为大跃进和放卫星买单，农民被征收了过头粮，为了凑足征敛数额，连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夺去。他们饿死的时候，很多县城和生产队的粮仓，是满的。而农庄的人身依附条款，禁止他们自由流动，在过去，人在饥荒中还可以外出逃荒，但在那恐怖的年代，死神借助严格的人口监控制度编织成无所遁形的罗网，大批的农民和他们的孩子们活活饿死在自己的村庄里。村庄周围的树皮草根皆已剥空，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觅食，饥饿的母亲煮食自己的孩子，人们甚至将下葬的死者挖出来割食。仅仅河南信阳一区，就饿死100万人。
身为农民，剥夺了自由就业的权利，政策制定的剪刀差，让他们注定在医疗、教育、交通、资讯等一切社会福利上，都几近于无。
一张城镇户口，曾经可以决定多少人的一生？婚姻、上学、就业、疾病、甚至死亡......
在漫长的时间里，农民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就是考取中专以上学历——转户口。而这样可怜的机会，随着教育产业化的实施，农民子弟越来越上不起学，而那昂贵的大学里，真正能够给孩子们提供真才实学、就业技能的空间是如此狭小，和真实的社会又如此错位，使得读书不仅仅成本高昂，还成了一项只有投入而回报渺茫的投资。
高涨的房价，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也截断了故土在遥远的乡村的农民工和农村大学生，在城市居留和生存的最后希望。
乡村，已经沦陷，城市，如此陌生。
生育不能自由，亦无养老保障，是农民付出的另一个代价。
强制计划生育从8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农村至少制造了3000多万的流产、引产。城镇人口的节育，当时有国家养老政策的保障（现今也终于明白：养老不能靠政府），而对农民来说，无论是传统还是现实，没有儿子，他们在农村就是无法实现养老。
迄今为止，农村女性人口一旦出嫁，她名下的土地就会被收回。这样现实而残酷的政策摆在这里，他们怎么能不千方百计地要一个男孩？对女性胎儿、女童的歧视，在这之后，上升到了顶峰。层层压力递到最弱势的群体身上，中国女性的自杀率居世界第一位，而其他国家，普遍是男性自杀率居高。多少农村女性一头受着计生政策强制堕胎的威胁，另一头又受着家庭必须要求生出男婴的催逼。
随着人口出生中性别比上升到男女比例在2011年高达118.06/100,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产生3700多万的单身男性人口，注定找不到适龄配偶。
改革之后，当现代工业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人口时，农民被从土地上释放出来。他们获得了一个新的身分：农民工。在城市的各种角落里，他们透支健康、青春、安全、体力，创造出带血的GDP，创造了高额的税收，但这城市的繁荣和福利，与他们无关。最初的那些年，他们还需要向城市的一些临时工管理者们，缴纳近乎讹诈的各种费用，接受各种屈辱的盘查、驱逐、和囚禁。若非一个叫孙志刚的大学生，悍不畏死挑战整个收容制度，最终以生命的代价，促成了该恶法的废除，城市里的民工们还要为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原罪，付出随时可能被拘禁的代价。——你是农民，这不是你的土地，你只是暂住。
家乡，已经沦陷，漂泊，如此苍凉。
原罪远远没有救赎。农民们为这个人口制度付出了5800万的留守儿童。这些孩子注定和父母分离，无法享受父母庇护下的亲情、安全和教育。
与此同时，在城市中无法立足的高污染项目，纷纷向乡村转移，举目华夏大地，已无法见到清澈的河流、干净的池塘，翠绿的山岭被砍伐抛荒，挖矿炼矿，癌症村和化工园区应运同生，若一一标注，长三角和珠三角在地图上，将不忍目睹。涸泽而渔的大小采矿业毁灭了山岭、河流、甚至草原。我在年初回到我父亲成长的乡村，那是江苏一个富庶的村庄，村民们满足于富裕起来的生活，但没有人留意，村庄周围的河流漂浮着令人作呕的垃圾，工业污染将水变得漆黑，而他们的饮用水，就是附近的乡村水厂，在这样的河流里取水加工，流入他们的生活。
没有人向为此透支了家园、环境、健康和未来的农民们付出补偿，白血病、先心病、各种畸形的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儿，每年以惊人的数字在中国增长，农民家庭居多。谁，为他们买单？而这些孩子们的父母们，因为从事各种几乎没有任何劳动保障的高危工作，与粉尘、与苯、与油漆、与高空、与煤窑，与各种注定要短寿的职业搏命，熬苦挣扎，淘取微薄的血酬。
土地啊，亘古洪荒不变的土地，是当初他们成为中国的农民，中共写给他们的卖身契约中最重要的条款。
土地——这不能自由流转的土地，仅仅是虚握在手的土地，让六十年的农业人口付出三代人命运的土地，在当下，成了炙手可热的资源。他们的土地，以公有制的名义，在多少个县城和乡村，被暗箱交易？自己、父辈、祖辈一生的农民，赖以为生的最后的凭依，三文不值二文地被强迫变卖，拿到手里的补偿款，远远无法支持他们能在城市的边缘安身立命。
为了对抗隆隆开来的工程车，2011年12月25日，乐清一个誓死保卫村庄的村长——钱云会，因”车祸“身首异处，死不瞑目。
而就在9月21日，同样是为了捍卫土地，另一个家庭，辽宁盘锦的一个家庭家破人亡。是什么原因，让王树杰这户四口之家，能够在自己身上浇上汽油，要去和拆迁者同归于尽？警察来了，据说是为了制止纠纷，而王某一家袭警，警察为了保障自己人身安全，开枪了。
为什么每一次拆迁冲突中，警方都是和被拆方起冲突而不是和强拆方冲突呢？而公安部不是有文件下发，明文禁止警察参与地方拆迁么？如果真的施工方需要强制拆迁，为何不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是自己强推然后警察到场，对着反抗的那一方开枪呢？
土地，已经沦陷，劫夺，如此残酷。
一个农民的原罪，真的只是他们自己救赎吗？
在近十年中，城市文化和涌流而来的农业人口发生剧烈的碰撞，大到社会治安，小到家庭婚姻，裂隙如查林杰海沟一般深广。城市文化中最典型的”凤凰男“小说，就是反映农业人口出身的农民子弟，和城市女性婚姻中不可调和的差异与伤害。但有没有人想过，这一切，有一个原罪，原罪始于最初的户籍差异制度。城市人口毫无疑问地享受了政策的倾斜，乡村人口被隔绝在现代文明福利之外，当他们有机会进入城市生活时，欠下的债，会在一个一个个体身上，以不同的悲剧或喜剧的方式来讨还。
而5800万留守儿童，他们失学、失学之后是流荡乡村城镇，再之后是失业。那些赤贫、没有教育机会、也没有改变人生机会的年轻人，还注定找不到配偶，数量如此巨大，当城市的流民增加到一个数量，城市势必为此付出犯罪率高升的代价。我的一个80后朋友春节回到四川的家乡，惊讶地发现，一个村子里，就有至少两个同龄人，犯下了杀人重罪。
最终，整个社会都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许在GDP和地方财政收入上，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光彩的数字，而社会为此付出的其他层面的成本，将是这些数字远远无法买单的。城市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地域歧视、文化冲突，人心之间的猜忌、戾气、恶意，陌生人社会中的无序、冷漠、自私，在无序和不义的环境中，越来越强烈的丛林法则和原始复仇欲望，都在重创这个社会，也在重创未来。
须知，在这个荆棘遍地的世界上，没有人是单独一个人。居住在高楼里也好，流浪在桥洞下也好，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链接着每一个人的命运，或偶然、或必然，没有人能够逃离。
故乡，已经沦陷，世界，如此绝望。
这条鸿沟若不填平，所有人都将为原罪，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的农民，是他们本身就有原罪，还是中共强加的罪恶？
（本文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