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9月25日讯】2013年9月22日，中共昔日政坛明星薄熙来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因撰文揭露薄熙来施政缺失与私生活而被判刑的前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姜维平，2010年曾在加拿大多伦多撰文称，“薄熙来策划了对我的四次暗杀”。全文如下。
时间过去了许多年，我想把它彻底忘记，但实在做不到，往事像一团乱麻，时常缠绕着我的心，其中的谜团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是谁策划了四起对我的暗杀，并操控了具体的实施？所幸一次也没有成功，其中最严重的一起，也最富有戏剧性，如果那天我上了小Z驾驶的那辆车，而恰好又变更了路线，会怎么样呢？是不是读者就永远看不到我揭露官场腐败的文章了，而许多故事永远以谎言存在，薄熙来等人的真面目就会被进一步掩饰，美化！总之，我用最简捷的办法，测量过去留下的生活足迹，谁是整死我的受益者？他也许就是幕后真正的黑手？我承认没有充足的证据，但我记忆里的生活细节，却如山泉一样以文字方式流出，然而，人们读到的却是命运的苦涩和悲愤。
摩托车贴近鼻尖飞过
2006年1月3日，我走出牢笼，但迎接我的是更大的监狱，与以前5年零一个月不同的是，过去，我可以全部身心充满警惕地面对它人对我的暗算和折磨，一次次躲过或化解危机，而且，想置我于死地的人，不论后台多硬，他的前台表演者和施暴者，必在电网与围墙之内，故此，我目光所及，一览无余，不论他们多么阴险狡猾，都无处藏身。而如今不同，我不仅要找工作，要赚钱养活自己，难免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而且，生活的高山峡谷，原野河流，一下子回到了我的面前，各种声色犬马等诱惑不绝如缕，我不能确定接近我的人是朋友还是敌人，我随时会堕入陷阱。果然，我遇到了第一次惊险的事故。
2006年3月2日上午，大约11点钟，我乘坐一辆由站前驶往马栏子的大巴，它路过大连市政府北门的站点，我的寓所与其不过一步之遥，每天出行大都是这样，与普通市民无异，确曾有过被特务跟踪的时候，但这一天很清静，没有尾巴，也没有人认出我来，我被关押了5年多，已被这个590万人口的城市遗忘，忘得我有时会找不到出行的路线，但这一次我没有搞错，我听到了服务员报站的声音，很甜美，很清晰：市政府车站到了！我从坐席上站起身感到头晕，狱中患上的疾病像一个藏在暗处的野兽，随时会跳出来吃我，故意镇作一下精神，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边朝车门走去，一面跌跌撞撞，一个年轻人禁不住扶了我一把，我笑了，我知道自己老了，到了需有它人照顾的时候了！我以这样困窘的刑满释放的方式，步入人生的晚年，真是莫大的悲哀！
就在我沉思默想的刹那间，汽车停下了，除了我，没有人下车，我迈步走下汽车踏板，也没有左右巡视，5年多的监禁夺走了我的眼神，我只会一个劲机械地前行，前面是民生银行所在的越秀大厦，如同每个人一样，当汽车停在马路边时，按照交通规则，绝对不会想到有任何车辆，会从下车的乘客面前出现，但中国的悲哀是，官方规定的制度，最大的破坏者恰恰是各级官员，我没有想到，当我的一只脚已经悬空，另一只脚也即将跟随而至之际，忽然间，一阵轰鸣，由东向西飞快地驶来一辆摩托车，它不仅进入了下车必经的人行道，而且，它的后座席上，还载着几根铁棍，好在，我的身体已经前倾悬空，但右手和汽车的扶手正处于若即若离之间，也就是说，再有一两秒钟，风驰电掣的摩托车就会把我撞个正着，还是那个扶我的年轻人大喊一声：“危险！”我本能地缩回了身子，右手凝聚了握力，出了一身冷汗，只见一个穿黑色风衣的家伙骑着摩托车飞驶而去，他载的物品几乎贴着我的鼻尖掠过，我眼冒金花，头晕目眩，连他的车牌都没有看到，只听那个年轻人狠狠地骂了一句十分难听的话，又愤愤不平地说，他怎么能这样开车啊！差一点就把这老头撞死了。
是的，我成了一个倒霉的老头，一个刚刚刑满释放的秃顶老头，我回头望了一眼，用目光感谢那个提醒我的年轻人，又一次走下了汽车，并在方砖步道上踽踽而行，我知道以后被软禁的时光会很长，会更难过，我或许等不及与家人团聚的日子。
我放声大喊：杀人啦
此后，我增加了警惕性，孤身一人，不得不深居简出，但我必须去菜市场，我在监狱关了5年多，很少见过绿色蔬菜和新鲜鱼肉，我得补充营养，故我一般在晚间七八点钟乘车去大连商场购物，那时打折减价的东西比较多，而回家时大约在九点左右，为了安全，我不带手机，免得像上次那样，被暗害我的人“卫星定位”捕捉到，但2006年下半年还是又逃脱了一次暗算。
在我家楼前有一块花坛绿地，大约有五六百平方米，既使是在冬天，里面的冬青树也长势较旺，只不过地下布满枯枝败叶而已。我住在六楼，从我家厨房的玻璃窗能看到附近几栋大楼，其中最近的一栋是在对面，也是七层建筑，底层西头一个单元，挂着“大连市西岗区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的牌子，但邻居们告诉我：那是为监视你准备的。大连国安局进进出出的特务们，已经与我混熟了，他们深知除了读书写作，我没有多大本事，也不敢再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故在跟踪盯梢了我几个月之后，就撤走了大部分的人马，只留下一两个人值班。既使到了晚间，也只有星星点点的灯光。
但这一天有些诡异，那个监视我的房间外门早早地上了锁，而且熄了灯火，一切被一片少有的寂静和黑暗所笼罩。我拎着一大包东西走下出租车时，大概九点多钟，在停车场与我的寓所间有百米的距离，其中就有那片花坛绿地和方砖步道，虽然路程并不远，但要沿着楼角拐两个弯，每个弯在夜间都令人心惊肉跳，就是在此处，1999年某一天曾发生一起恶性事件。一个带着女儿外出洗浴的中年妇女，被两个四川人用刀子架在脖子上，抢走了她的手提包，其中一个歹徒用另一把匕首刺穿了妇女右手的虎口。待她喊来邻居，大连110警车赶到，匪徒早已逃之夭夭，最具讽刺味道的是，大连市公安局长王某就住在这个中年妇女的楼上，至今既没也没做报道，也没有破案。不知道为何，我一边加快脚步，一边想起这件往事，我想抚去心中这块阴影，但却无济于事，仿佛第六感官提醒我，今晚必有突发事件出现。
果然，当我接近福德街寓所之时，猛地从冬青树和草丛里跳出两个人，中等身材，其中一个圆脸，有很浓的胡须，另一个大约30多岁，细长的脖子，像烤鸭一样难看，他们先是站起身来看我，只移动了一步，我想，他们可能是对我识别，然后采取行动，这时，我已经到达楼房前的步道，在左手还有一条通往东面“九三社区”的小道，但由此到达楼外的大道，还有200米的距离，我感到情况不妙，正在犹豫，要不要掏出钥匙，打开一楼邻居们共用的铁制“盼盼牌”防盗门，如果打开了，我就没了退路，除非我能在几秒钟内跑上楼梯，并确定能关闭铁门，但那门由于年久失修，已经成了老牛破车，关开都很费力，我一边踌躇再三，一边用眼睛的余光观察，其中的一个较瘦的人，开始从右侧跟上我，后边的还没动，正在东张西望，我明白了他们的把戏，如果我打开楼门，我就死定了，因为从一楼到六楼，我很容易遭到后来人的利器攻击，胆小怕事，互不往来的邻居，谁也不敢在夜间给陌生人开门，我立即头皮发麻，不论是故意暗算我的人，还是如同上述偶然出现的匪徒，我都无力反抗，忽然，右边的人移动了脚步，已与我只有三步之距，他的两只手却始终在裤袋里。我在监狱里和许多抢劫犯聊过天，他们谈过这个习惯动作的用意，通常这是在准备武器：手枪或匕首，至少是工具刀。猛地，我大喊一声“杀人啦”，“杀人啦”，一边喊一边朝左手的小道飞跑，一路上丢掉了物品，引来了几个围观者，等大家赶回我家寓所门前时四望，已是人去楼空。很快，次日，邻居们传开了：被薄熙来抓了又放了的那个记者傻了，本来没人跟踪抢劫他，他却大声地又喊又叫，说有人要杀他，这说明监狱太可怕了！把一个聪明的读书人关了五年，关成了傻子！
我要撞死日本鬼子
如果说，上述两次暗算还具有某种偶然性，那么，2007年2月21日对我的又一次攻击，则是苦心经营的，但它的失策却具有必然性。
此前，为了生存，我在位于大连天津街的古玩城租了一个三尺见方的摊位，卖我的狂草书法作品，生意还算不错，日本《读卖新闻》驻上海支局的首席记者加藤隆则，在2月13日，通过当地工商局找到我，他电话说，要约我采访，我当然同意，他原定在2月20日从上海先飞北京，再转飞大连，与我初次见面，这也是我出狱后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的访问，我想，日本的国民喜欢中国书法，如果加藤隆则先生能为我宣传一下，或许我会经济上有些收益，我的即定目标是沉默后争取出国，出国后再大声讲话，眼下我只琢磨生存的事，尽管如此，特务们依然执行了他们的暗杀计划。
说来也巧，加藤隆则乘坐的飞机按航班信息，应当在2月20日，即大年初三午后飞抵大连，但因为天有浓雾，临时在空中改变方向，备降到了青岛，何时重新起飞，时间一时难定。他怕我急，给我发了短信说明情况，我是这样复他的：“道不虚行，有缘必应，切毋焦急，自然天成”，虽然，加藤隆则没说要我去机场接他，但正巧我的一位新闻界的朋友的妹妹小Z，有一辆崭新的银灰色的面包车，她答应届时帮忙，这段时间我们在电话里商定了行程，并通报了加藤隆则的班机变更情况。
那天，小Z打电话说，她在大连商场购物，过一会儿路过市政府，离我家比较近，给我送些年货来，还说，她妈妈认为我一个人过年，实在太孤单可怜，想接我去她家吃饭，我客气推辞了一番，但随后她就开车过来了，大约在我处停留了十几分钟，我婉拒了她的热情邀请，却收下了她的礼物，我想，可能她儿子考大学前，曾请我辅导过几次作文课吧，她过意不去！我不去她家的理由非常简单：我正在写回忆录，的确时间紧，她说：没关系，我一定出车帮你去接日本记者！那就随叫随到，保持联系吧！
然后，她就开车走了。但不料十几分钟之后，我忽然接到她焦急求助的电话，她说，姜老师，糟了，我的车被撞了！我很快赶到了肇事地点，大连沙河口区五一广场立交桥上，它离我家不太远，我搭的士七分钟就赶到了。所以，我看到了还没有出现警察的现场：小Z的车正常行驶在道的右侧，被忽然从后面冲上来的一辆车碰伤，原本这辆车从离开我家，就跟上了她，并咬住不放，幸亏她是一个熟练的司机，紧急避险时，她向路的右侧打方向盘，汽车往护栏奔去，那辆疯狂的轿车刮伤了小Z的车后，却失控了，跑到了南北行的反道上，以巨大的惯性和冲力，与迎面的一辆崭新的黑色皇冠牌房车相撞，我看到了发动机扭曲的那辆车，还在冒着青烟，故意袭击小Z的那辆车前窗玻璃粉碎了，车盖也凹了，但驾驶员却在车里昏睡，我打开车门惊呆了：首先，一股呛人的酒气扑鼻而来，后是一个身着军装的小战士，把头趴在方向盘上似醒非醒，脸上没有任何伤口，而惊怕之余，我的朋友有点歇斯底里，她说：别管他，叫他睡！睡！我却没有仇恨，我想，不论如何，救人要紧啊！我摸了摸司机的头，很热很红，我又摸了摸他的脉搏，确定他没有大的问题，我用力摇醒了他：喂！喂！哥们！你身上有没有受伤！我可以扶你出来吗？他点点头，于是，我把他慢慢地拖了出来，他没有喊痛，身上也没有血迹。这时，被撞得那辆车的车主{一对年轻的情侣}走了过来，大连西岗区交警大队的民警也赶来了。凑巧的是，那辆被小战士撞得报废了的汽车的主人，竟是大连电视台“法制天地”某记者，他刚买了一辆新车，花了二十几万，太不走运了，但万幸的是，他本人，连同他的女友和未来的岳母，都没有受重伤，而小Z的汽车左侧，只是被划了几道外伤，并无大的问题，这就是说，我做过记者，被撞的车主是记者，小Z也是新闻界的人，这起车祸真是绝了！而且，它还与大名鼎鼎的“法制天地”节目有关。仿佛要搞一次新闻发布会，人们会问：这就是中国的法制吗？我想，试看背后策划的人如何收场吧！
当即，小Z还叫来了他的另一个神通广大的同事，他是大连《半岛晨报》的一个分管发行业务的工作人员，我们几个人一齐聚集到了西岗区交警大队，这是大年初四的晚上，零星的鞭炮声还在炸响，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谁能相信特务们过年也播弄是非，忠于职守！最初，被抬进来的小战士还在昏昏沉睡，直到一个多小时之后才完全醒来，他不停地说梦话：“撞死这个日本鬼子”！其它不知所云，我则明白了：有人用酒灌醉了小战士，可能是这样告诉他的，前面车里坐的是日本鬼子，或与鬼子勾结的卖国贼，他们都是特务，间谍，叛徒，是来大连搜集和出卖情报的，如果撞死他们，你就是爱国者！如果你死了，你就是为国捐躯，名垂千古！于是，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后来，经过西岗区交警大队调查，小战士组织关系归大连第四军人干休所，他是所长的专职司机，但奇怪的是，他驾驶的车辆，却是大连金州陆军学院的，尽管非常明显，酒后驾驶，战士及其所在单位要负全责，包括小Z和“法制天地”记者的车损在内，都应当由其包赔损失，{他们当时均没有买保险}，但大连警方先是态度暧昧，一再拖延裁决，后来索性声称情况复杂，下了一纸裁决了事，请当事者自行到法院起诉，而法院又没有受理，虽然，这位“法治天地”的记者深感委屈，想予以曝光，但上面有令：不能批评部队！小Z更是无计可施，连修车的几百元钱也无处找小战士支付，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啊！据说，这位“治制天地”记者的父亲也是一位部队的首长，曾出面进京疏通，但此案一直没有结果。只有我清楚这个事件背景之水有多深！
另据证实，小战士姓李，是安徽人，大概20多岁，他年轻幼稚，被人利用了！具体利用他的黑手是谁？至今不详，但显然他是针对我的，小Z开玩笑地说，该死的是你啊！监狱里不死，在外面也不死，把他们气死了！我想，这些人担心我把狱中实情告诉加藤隆则，以致公之于众，就对我采取了如此阴险卑鄙的手段。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
我终于倒在了地上
我并非每一次都是如此幸运，最后一次对我的暗杀，是发生在四天之后，即2月25日午后，那天他们算是成功了一半，此前几个月，我频繁地在深圳，广州，珠海，番禺等几个城市旅行，香港某媒体的朋友W把他太太介绍给我，他以前对我很了解，知道我在媒体的广告经营方面经验丰富，他太太在某媒体做广告主管，王记者答应给我优惠政策，我想，在广州办个业务代表处，专为海外媒体拉广告，是一个收入不菲的工作，而广州清远市华硕鞋业的张老板Z答应给我提供免费的办公室，我很高兴，有点头脑昏昏然，也就放松了警惕，于是，就发生了一次令人发指的谋杀事件。
那天是周末，我到哥哥的办公室去看他，大概和他闲聊了一个多小时，但我忘了取下手机的电池，可能信号暴露了我准确的所在位置，大约是午后四点左右，我与哥哥道别，走出了他的办公楼。
哥哥在一家位于大连甘井子区的某房地产公司工作，他所在的楼宇离南关岭汽车站很近，我步行了十分钟即到达，但我没有马上乘车，我忽然想起了南关岭监狱的一个管教，他当年对我很好，记得他说过他家就是对面这栋楼，我想去看看他，于是，我改变了行程，这可能给了阴谋家以准备的充足空间，我又离开了车站，找到了那栋黄色大楼，但恰好那个人不在家，我很失望，就一边忆旧，一边慢慢地朝马路对面的车站走去，有点精神恍惚。
那是一个大连市近郊的丁字路口，车辆和行人比较少，故公安局没有安装路况监控镜头，我急于赶车，又疏忽大意，竟图一时捷径而斜传马路，显然，我违反了交通规则，但我很少这样做，就是这一麻痹大意，给阴谋家以可乘之机，使我险些丧失了性命！
我走到马路中间时，正在向汽车一路车站望去，忽然，一辆越野基普车从我身后猛地冲来，幸亏我本能反应十分敏捷，往右侧倒去，它的右视镜很大，狠狠地刮在我的左肩胛骨上，我不由自主地倒在地上，重重地，“咕咚”一声，右肩和胳膊受了轻伤，我生气地跳起来，朝那辆汽车奔去，我以前的火爆脾气如山林草丛燃烧起来，不能止住，但非常诧异的是，那辆车没有逃离现场，车门也没有打开，里面的人在做什么，因为有玻璃纸的遮挡，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只看到它静静地停在马路边。
我气冲冲地走过去，用力地拉开了这辆银灰色的车门，并站在车的右边，我看到了两个身穿皮夹克的人，一个是司机，一个坐在车的后座，他们都二十多岁，长着英俊的面孔和健壮的身材，从宽厚的肩膀和明亮的眼睛，以及冷静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训练有素，绝非等闲之辈！很可惜，他们生错了年代，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干着无耻的为专制统治者卖命的“下三滥”的勾当，我立即心中的怒火熄灭了，不仅仅是怕，还有难言的憎恶，像是看到了主子指使咬人的狗，一种怜悯和宽恕变成了水，此时，我心静如水，声音平和地说：你撞着了我呀！
那个司机装作不知道，扭过脑袋，故作震惊：是吗？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但他布满粉刺的脸上，有一快肌肉在不停地抖动，如果我抓住他的衣领，叫他到医院验伤，他们会答应吧，那么，我就必须上他们的车，接着将发生什么事呢！显然，他们的背后有高山大河，有狭谷深渊，还有千军万马。他们的车牌会是假的，名字也会是假的，找到交警大队，事故经过也会变成假的，只有他们的心是货真价实的狼心！还有，如果把我送进了医院验伤，谁能保证他们的人不会在药品里下毒？我迟疑了几分钟，看到了后面那个人手里的电话机，机盖还没合上，是的，他们已经和总部联系上了。他们早早地为我准备了几套方案，以便玩我于股掌之上，但唯一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淡淡地笑了笑，蔑视地看了他们一眼就转身离去了。
后来，我把消息告诉了远在多伦多的太太和朋友王建民，王记者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当中国特派员，他发表了简讯，但海外媒体没有一家转载，再后来是王记者从那里忽然离职了，我不方便问他原因，他也从未对我透露什么，但我知道，张某某是《亚洲周刊》的老板，1999年之前，张某某的企业在大连就有两家，一个位于杨家村，叫“大连常荣合板有限公司”，一个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叫“大马城”，他们的经理与我都是朋友，其中杨某当厂长时还发生一起杀人恶性事件，我曾去采访报道过，而翁某呢，2000年初与我在香港还会过面，有谁知道，张某某与薄熙来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啊！
我有千手千眼佛保佑
薄熙来的本事如此之大，但为什么把我关了五年零一个月，又软禁了我三年，单是在后期就苦心经营了四起谋杀事件，其中后两起有证据证明是薄熙来安插在大连国安局的特工所为！为何没有成功呢？我想借机回答感兴趣的人们。
原来，薄熙来在大连任职十几年，竟然不知道，与深圳大鹏湾同样高大的千手千眼佛，已在90年代初期，由我策划，从南国引进了大连，她就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大连甘井子区营城子镇大黑石村，以前该村地少石多，穷困潦倒，自从村支书曲忠实接受了我的建议，并由我引见了大连开发区大青金属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希庄，他们精诚合作，于1996年建成了东北第一尊铜制千手千眼佛，立于海边高山之上，从此，善男信女，远道而来，财源滚滚，百姓富足，但曲书记为了答谢我，曾以贡献巨大为理由，奖励我二分地皮，可盖一栋别墅，如果至今价值多达千万元，但被我婉拒，朗朗乾坤，天地可鉴！我无意于从贫苦而后来富裕的当地农民身上，谋取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千手千眼佛啊，背山面海，展示慈悲，普渡众生，功德无量，即是我等书生为救农民所为，她岂能不保佑我？薄熙来想害我，机关算尽，劳而无功，本人不仅冲出牢笼，而且一次次死里逃生，如今，又落脚于言论自由的加拿大国土，不停笔耕，读者如云，难道不是尊佛“千眼所及，千手所助”吗？中共高官薄熙来及其死党何等可笑可悲哉？！
2010年9月11日于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