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9月30日讯】9月27日，国务院终于印发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并向全社会公布。此前，国内各方对总体方案多有猜测；传闻和报道也显示，上海自贸区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存在着诸多分歧与争议。方案的公布，让这些猜测、分歧和争议尘埃落定。
总的来看，总体方案基本符合外界预期，其中的一些重点内容，已陆续通过各种渠道对外放了风。方案共分为五个部分，包括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营造相应的监管和税收制度环境、扎实做好组织实施及附件。附件详载了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具体措施，分为六个领域、18项细则。相比此前泄露的送审稿，总体方案删除了有关文物拍卖的细则；而在此之前，计划允许外资从事文物拍卖业务的方案，未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总体要求部分显示，试验区肩负着我国在新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是国家战略需要。这一表述意味着，上海自贸区是国家自贸区，是国家级试点，料将成为未来自贸区争取改革与创新的“尚方宝剑”。
主要任务和措施部分是总体方案的核心，包括五个方面共9条。从主要任务看，上海自贸区的试点方案将首要贯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在投资、贸易、金融及法制保障方面取得突破。在投资领域中，如此前的传闻，自贸区将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由上海市负责办理。
在转变贸易发展方式中，将推动贸易转型升级，以及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值得注意的是，自贸区将探索在区内设立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和资源配置平台，开展能源产品、基本工业原料和大宗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扩大完善期货保税交割试点，拓展仓单质押融资等功能。此前有报道称，国内金融监管层反对允许外国商品交易所在国内设立期货交割仓库，观总体方案，并未在这一方面取得突破——这意味着，港交所旗下的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在自贸区设立交割仓库的设想，短期内恐怕很难成行。
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开放是方案中含金量最高的内容。方案明确，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可在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在试验区内实现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相比于此前“利率双轨制”的传闻，总体方案显得更为保守，“资产方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的措辞似乎暗示，上海自贸区的利率市场化并不会一步到位，而是先资产（贷款），后负债（存款），以控制自贸区内外的套利行为。事实上，今年7月，央行已经取消了对贷款利率下限的管制，国内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实现了市场化定价，上海自贸区在利率市场化方面似乎并没有太多突破。
其他金融开放措施，如推动金融服务业对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支持在试验区内设立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等，多在市场预期之中。传闻显示，汇丰、渣打及东亚银行有望成为首批入驻上海自贸区的外资银行。附件显示，在完善相关管理办法，加强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允许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这表明，上海自贸区将承担起建设离岸金融中心的任务，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铺路。截至目前，已有包括五大行和招商、浦发、上海银行的上海自贸区分行正式获批，将在离岸金融业务上发力。
自贸区的法制保障（三项法律豁免）、创新监管（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及税收政策在方案公布之前已多有讨论，无需赘述；而在组织实施方面，与“国家战略”相应地，上海自贸区的推进由国务院统筹领导和协调，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国务院请示报告——重申了上海自贸区的高人一筹。事实上，其他地区在申报自贸区（或者表达意愿）时，多刻意强调与上海的区别。从这一区域竞争的形势里，我们也可略窥见一斑。
令我们关注的是，这样一份带有谨慎与折衷色彩的自贸区方案，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引领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第四个十年前行？有分析将上海自贸区比作80年代的深圳，以及21世纪初的入世，但在我们看来，在入世红利减退时，上海自贸区是承担不起这样的期待的。事实上，总体方案也暗示了这一点。方案称，试验区要形成与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要围绕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战略任务——这表明自贸区的诸多政策，今后可能会在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中采用。
国内一些财金高官，显然也持有类似的看法。日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便直言，外界不应对自贸区的金融领域寄予过多期待，也不要过多纠结于区内金融改革。她又表示，上海自贸区成立的意义，是中国寻求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道路，以及寻求能够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建设，而非在各地多点开花。我们在分析上海自贸区的成败得失时，需要牢牢把握住这样的定位。
最终分析结论（FinalAnalysisConclusion）：
上海自贸区方案的正式发布，意味着上海自贸区这一国家战略将步入正式实施阶段。这次以三年为限（这也是自贸区所获法律豁免的年限）的改革试点，比过去的特区改革有更强的谨慎尝试的特色。尤其是对于市场寄予厚望的金融改革突破，市场应该低调预期为好，因为涉及整个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政策，不是上海自贸区这2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所能撬动的。
从国家层面来讲，前段时间的钱荒，凸显了中国改革的困局，上海自由贸易区以金融改革为先导，可以释放新的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当年，仅有两平方公里的蛇口撬动了中国前三十年的改革大业，而新一届政府，则寄希望于用二十平方公里，撬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从上海未来发展角度而言，亦意义深远。自本世纪以来，上海的增速缓慢，2008年来更是在全国垫底，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一，为上海发展寻找新的动力，重振上海，为大势所迫。新老大曾主政上海，亦有改革雄心，此计划出台，外界盛传，上海将正式加冕中国的“四大中心”，复兴“远东中心”的盛况，超越香港指日可待。
其一，香港仍然将压上海一头。
沪港争雄，由来已久。上海自由贸易区并部分人认为是再造香港。不过，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差距。最大的差距，就是经济的自由度与商业环境。一位上海本地官员就不无担心，怕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会冲击中国经济安全。由此，未来上海自由贸易区必然受到一定制约。
虽然金融业被称为现代经济的血液，被誉为百业之王。但是，实体经济的兴盛，产业结构的协调，方才是一个国家久远强盛之道。当初的西班牙与英国两大世界首富的先后衰落，即在于金融业业，奢侈品产业在本土的过于繁荣，而导致无人愿意投资实业，最后，当海外殖民体系瓦解之后，本土经济即被摧毁。而美国之所以长盛不衰，不仅在于拥有世界最发达的金融业，文化产业，高端产业，第三产业等，亦在于，美国竟然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农业对多数国家来说都是拖累，但是美国却有此远见，纵使国家亏钱，也不让农业经营者亏钱。而在很多后发国家正相反，为了暂时的赶超，拼命牺牲农业，造成了农业和农村的衰败，尤其中国和印度更是如此。如此强盛的实体经济，协调的产业结构，使美国拥有巨大的抗风险能力，虽多次危机而不倒。本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迅速调整国家战略，实现了制造业的回流，使金融产业与实体经济相匹配，出现了经济复苏。
当下，中国的实体经济调拨，大批实业家转行做地产，或索性移民，广东、浙江等地民营企业，大批倒闭。这才是最大的经济危机。鄂尔多斯的巨量财富，没有流向实体经济，而是投向了地产。很早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设想，神木，鄂尔多斯的财富，尽可去控股江浙粤闽众多的实体产业，甚至走出国外，控股国际企业，但是，做投机上瘾的资本，做权钱勾结行业成瘾的资本，是看不起实业的，而实业的凋敝，正是国家产业导向政策的失败。未来改革，重点即在于此。此外，所谓的产能过剩，亦是假象，中国尚为穷国，广大民众的享受和消费，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振兴中间消费，造就中间阶层，缩小贫富分化，内需方可启动，中国不能调整产业结构，则恐金融改革，成果尽归地产，如不能启动社会改革，则金融必为敛财利器，财富流向，贫富更为分化。由此，上海的自由贸易区，需配备中央层面的全面改革，方可奏效。
其三，上海在国内并没有独占优势
而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香港亦迎来其二次腾飞时期，改革开放之后，香港成为中国承接全球产业转移，融入全球经济的前沿，由此，香港通过帮助大陆腾飞，获得了对于自身的巨大红利。至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香港股指涨到了16000点，足足上涨了41倍。我们今天说“香港衰落”，不是香港在后退，而是我们进步太快。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逐步崛起，政治和社会领域实现了半开放，与世界的差距缩小，香港自然去了去中间人的地位。地位逐步下降成为必然。香港曾拥有约60年的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而很不幸，上海的自由贸易区的在国内的领先优势将很短。最多不会超过十年。其相对优势将很快被拉平，乃至最终泯然众人。
中央政府特别强调上海自由贸易区是“试验田”，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言下之意，一旦证明人民币真的安全，一旦汇率改革在国内形成声势，上海的自由贸易区模式将在全国推广，此前，与上海竞争自由贸易区的有重庆，天津，舟山，深圳等城市，一旦时机成熟，不仅这些城市，国内众多大城市都将有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诉求，上海难以独美，中国以十年为一个政治经济周期，上海的领先优势，估计难超过十年。
其四，上海的本土经济缺乏活力。
这是上海最大的内伤。2012年，上海的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为50.5%，不足全国平均水平。而在2011年之前，数十年间民营经济占比都不足50%。在上海占主导地位的，是国企和外资企业。民营经济乏善可陈，尤其是缺少本土性巨头。
中国的城市发展是行政主导，上海市委书记按照常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政治版图中举足轻重。其利弊亦非常明显。其利最主要表现在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投资，央企落户等领域，上海等直辖市具有先天优势。政治局委员的面子，一般部门还是要给。世博会搞完，自由贸易区也到手了，一般城市做不到。但是，同时，其弊端就是容易形成路径依赖，深圳、宁波等计划单列市可以诞生华为，腾讯，雅戈尔，方太等知名民营企业，甚至无锡，佛山等工业城市亦充满活力，上海的经济却缺乏这种内生发展能力。
此外，上海市过高的政治地位，减缓了改革步伐。中央政治局委员，只差一步就登天。谁在这个位子上都怕出乱子，稍大胆点就进了牢房，维护稳定比锐意改革更为重要。最明显的是，除北京是中国首都外，上海，天津，重庆的文化产业都不发达，而文化产业与当地的宽容开放程度直接相关。地位最高的城市往往不是改革的动力，反是深圳等政治地位适中的城市，往往成为改革急先锋，未来，上海自由贸易区，将受制于本土经济活力的萎缩，本土社会活力的缺乏。
